闲话闲说- 第2节

　　　　一九六六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出的破“四旧”，我问过几个朋友，近三十年了，都记不清是四样什么旧，我倒记得，是“旧习惯、旧风俗、旧思想、旧文化”。这四样没有一样不与世俗生活有关。

　　　　“新”的建立起来了没有呢？有目共睹，十年后中国的“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

　　　　北京我家附近有一个饭馆，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贴过一张告示，大意是从今后只卖革命食品，也就是棒子面儿窝头，买了以后自己去端，吃完以后自己洗碗筷，革命群众须遵守革命规定。八六年的时候，同是这家饭馆，墙上贴了一条告示：“本店不打骂顾客”。

　　　　我的经历告诉我，扫除自为的世俗空间而建立现代国家，清汤寡水，不是鱼的日子。

　　　　我七八岁的时候，由于家中父亲的政治变故，于是失去了一些资格，六六年不要说参加红卫兵，连参加“红外围”的资格都没有。

　　　　在书上的古代，这是可以“隐”的，当然隐是“仕”过的人的资格，例如陶渊明，他在田园诗里的一股恬澹高兴劲儿，很多是因为相对做过官的经验而来。老百姓就无所谓隐。

　　　　殊不知新中国不可以隐，很实际，你隐到哪里？说彭德怀元帅隐到北京西郊挂甲屯，其实是从新中国的高层机构“隐”到新中国的低层机构去了。

　　　　若说我是边缘人吧，也不对，没有边缘。我倒希望“阶级斗争”起来，有对立，总会产生边缘，但阶级敌人每天认错，次次服输，于是就制造一种新的游戏规则，你不属于百分之九十五，就属于百分之五。真是一种很奇怪的“数目字管理”。

　　　　我在云南的时候，上面派下工作组，跑到深山里来划分阶级成分。深山里的老百姓是刀耕火种，结绳记事，收了谷米，盛在麻袋里顶在头上另寻新地方去了，工作组真是追得辛苦。

　　　　更辛苦的是，不拥有土地所有权的老百姓，怎么来划分他们为“地主”“富农”“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这些阶级呢？所以工作组只好指派“成分”，建立了低层机构，回去交差，留下糊里糊涂的“地主”“贫农”们继续刀耕火种。

　　　　还是在云南，有一天在山上干活儿，忽然见到山下傣族寨子里跑出一个女子，后面全寨子的人在追，于是停下锄头看，借机休息一下。

　　　　傣族是很温和的，几乎看不到他们的大人打孩子或互相吵架，于是收工后路过寨子时进去看一下。问了，回答道：今天一个运动，明天一个运动，现在又批林彪孔老二，一定是出了“琵琶鬼”，所以今天来捉“琵琶鬼”，看看会不会好一点。

　　　　这“琵琶鬼”类似我们说的“蛊”，捉“琵琶鬼”是傣族的巫俗，若发生了大瘟疫，一族的人死到恐慌起来，就开始捉“琵琶鬼”烧掉，据说可以止瘟疫。

　　　　我在乡下干活儿，抽烟是苦久了歇一歇的正当理由，不抽烟的妇女也可在男人抽烟时歇歇。站在那儿抽烟，新中国最底层机构的行政首长，也就是队长，亦是拿抽烟的人没有办法，顶多恨恨的。

　　　　中国地界广大，却是乡下每个村、城里每条街必有疯傻的人，病了傻了的人，不必开会，不必学习文件，不必“狠斗私字一闪念”，高层机构低层机构的一切要求，都可以不必理会，自为得很。

　　　　设若世俗的自为境地只剩下抽烟和疯傻，还好意思叫什么世俗？

　　　　我上初中的时候，学校组织去北京阜城门内的鲁迅博物馆参观，讲解员说鲁迅先生的木箱打开来可以当书柜，合起来马上就能带了书走，另有一只网篮，也是为了装随时可带的细软。

　　　　我寻思这“硬骨头”鲁迅为什么老要走呢？看了生平展览，大体明白周树人的后半生就是“走”，保全可以思想的肉体，北京，厦门，广州，上海，租界，中国还真有地方可避，也幸亏民国的北伐后只是建立了高层机构，让鲁迅这个文化伟人钻了空子。

　　　　不过这也可能与周树人属蛇有关系。蛇是很机敏的，它的眼睛只能感受明暗而无视力，却能靠腹部觉出危险临近而躲开，所谓“打草惊蛇”，就是行路时主动将危险传递给蛇，通知它离开。蛇若攻击，快而且稳而且准而且狠，“绝不饶恕”。

　　　　我从七八岁就处于进退不得，其中的尴尬，想起来也真是有意思。长大一些之后，就一直捉摸为什么退不了，为什么无处退，念自己幼小无知，当然捉摸不清。

　　　　其实很简单，就是没有了一个可以自为的世俗空间。

　　　　于是就来说这个世俗。

　　　　以平常心论，所谓中国文化，我想基本是世俗文化吧。这是一种很早就成熟了的实用文化，并且实用出了性格，其性格之强顽，强顽到几大文明古国，只剩下了个中国。

　　　　老庄孔孟中的哲学，都是老人做的哲学，我们后人讲究少年老成，与此有关。只是比较起来，老庄孔孟的时代年轻，所以哲学显得有元气。

　　　　耶稣基督应该是还不到三十岁时殉难，所以基督教富青年精神，若基督五十岁殉难，基督教恐怕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我们若是大略了解一些商周甲骨文的内容，可能会有一些想法。那里面基本是在问非常实际的问题，比如牛跑啦，什么意思？回不回得来？女人怀孕了，会难产吗？问得极其虔诚，积了那么多牛骨头乌龟壳，就是不谈玄虚。早于商周甲骨文的古埃及文明的象形文字，则有涉及哲学的部分。

　　　　甲骨文记录的算是中国“世俗”观的早期吧？当然那时还没有“中国”这个概念。至于哲学形成文字，则是在后来周代的春秋战国时期。

　　　　我到意大利去看庞贝遗址，其中有个图书馆，里面的内容当然已经搬到拿波里去了。公元七十九年八月，维苏威火山爆发，热的火山灰埋了当时有八百年历史的庞贝城，当然也将庞贝城图书馆里的泥板书烧结在一起。

　　　　三百年前发掘庞贝以后，不少人对这些泥板古书感兴趣，苦于拆不开，我的一位意大利朋友的祖上终于找到一个拆解的办法。

　　　　我于是问这个朋友，书里写些什么？朋友说，全部是哲学。吓了我一跳。

　　　　道家呢，源兵家而来，一部《道德经》，的确讲到哲学，但大部分是讲治理世俗，“治大国若烹小鲜”，煎小鱼儿常翻动就会烂不成形，社会理想则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衣、食、住都要好，“行”，因为“老死不相往来”，所以不提，但要有“世俗”可享乐。

　　　　“无为而无不为”我看是道家的精髓，“无为”是讲在规律面前，只能无为，热铁别摸；可知道了规律，就能无不为，你可以用铲子，用夹子，总之你可以动热铁了，“无不为”。后来的读书人专讲“无为”，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困境，只是越讲越酸。

　　　　《棋王》里捡烂纸的老头儿也是在讲无不为，后来那个老者满嘴道禅，有点儿世俗经验的人都知道那是虚捧年轻人，其实就是为遮自己的面子，我自己遇到超过一个加强营的这种人，常常还要来拍我的肩膀摸我的头，中国人常用的世俗招法，话大得不得了，“中华之道”。我倒担心缺根弦儿的读者，当时的口号正是“振兴中华”，赢球儿就游行，失球儿就闹事，可说到底体育是什么呢？是娱乐。

　　　　爱因斯坦说民族主义就像天花，总要出的。我看民族主义虽像天花，但总出就不像天花了。

　　　　汪曾祺先生曾写文章劝我不要一头扎进道家出不来，拳拳之意，我其实是世俗之人，而且过了上当中邪的年纪了。

　　　　道家的“道”，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秩序，所谓“天地不仁”。去符合这个秩序，是为“德”，违犯这个秩序，就是“非德”。

　　　　儒家呢，一本《论语》，孔子以“仁”讲“礼”，想解决的是权力品质的问题。说实在“礼”是制度决定一切的意思，但“礼”要体现“仁”。《孟子》是苦口婆心，但是倾向好人政府。

　　　　孔、孟其实是很不一样的，不必摆在一起，摆在一起，被误会的是孔子。将孔子与历代儒家摆在一起，被误会的总是孔子。

　　　　我个人是喜欢孔子的，起码喜欢他是个体力极好的人，我们现在开汽车，等于是在高速公路上坐沙发，超过两个小时都有点累，孔子当年是乘牛车握轼木周游列国，我是不敢和他握手的，一定会被捏痛。

　　　　平心而论，孔子不是哲学家，而是思想家。传说孔子见老子，说老子是云端的青龙，这意思应该是老子到底讲了形而上，也就是哲学。

　　　　孔子是非常清晰实际的思想家，有活力，肯担当，并不迂腐，迂腐的是后来人。

　　　　后世将孔子立为圣人而不是英雄，有道理，因为圣人就是俗人的典范，样板，可学。

　　　　英雄是不可学的，是世俗的心中“魔”，《水浒》就是在讲这个。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其实常常是“群雄并起，天下大乱”。历代尊孔，就是怕天下大乱，治世用儒，也是这个道理。

　　　　儒家的实用性，由此可见。

　　　　孔子说过“未知生，焉知死”，有点形而上的意思了，其实是要落实生，所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这态度真是好，不像老子有心术。现在老百姓说“死都不怕，还怕活吗”，时代到底不一样，逼得越来越韧。

　　　　有时间的话，我们不妨从非儒家的角度来聊聊孔子这个人。

　　　　儒家的“道”，由远古的血缘秩序而来，本是朴素的优生规定，所以中国人分辨血缘秩序的称谓非常详细，“五服”之外才可通婚，乱伦是大罪过，“伦”就是道。

　　　　之后将血缘秩序对应到政治秩序上去，所以“父子”对“君臣”，父子既不能乱，君臣也就不许乱了。去符合这种“道”，是为“德”，破坏这种“秩序”的，就是“非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