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风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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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京风骚- 第13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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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招致群臣的轻蔑,将挫伤黎庶的期望,也将贻笑于邻邦。

  下不了这个决心啊!

  他打量着眼前的宰执大臣,希望得到臣下的支持。

  最后,他的目光落在蔡确的脸上:

  “蔡卿,章惇欺朕,你何以得知?”

  蔡确面色从容地拱手答对:

  “禀奏圣上,这份滕甫署名的奏表,是十月八日由筠州府衙上呈朝廷的。臣与王珪大人在参阅承办中,察其文风不似滕甫大人行文之朴实,其文理亦不似膝曹大人为人之忠恳,且筠州距灵州战地数千里,妄议边情更非滕甫大人之所肯为,故暂时搁置于政事堂,遣人去筠州察其实情,始知这份奏表乃苏轼假胜甫之名上呈。圣上明察,苏轼行事如此藏头咸尾,联系其阶往之桀傲慢上、讪谤朝廷,臣痛惜其戴罪黄州而不知侮改。章惇大人与苏轼相交数十年,情谊之深,朝野皆知,当熟知苏轼的文风、字迹,然而今夜竟胆敢放殿堂之上欺君蔽上,臣甚感蹊跷……”

  赵顼盯着蔡确而不动声色,心里却在急剧地思索着:搁置奏表与扣压奏表何异?只怕是心中无边情之危,只有一个鲠|喉的苏轼啊!这也是一种“人臣自为计”吧!他深感失望。

  跪在蔡确身边的王安礼,此时已猜知了章惇为苏轼回京铺设途径的用意,也看穿了蔡确逆闭苏轼回京道路的用心,便挺身站起,拱手禀奏,为苏轼辩解,为章谅解危:

  “禀奏圣上,我朝群臣之间,代友上书、代友论事、代友呈表、代友辩诬,乃朝政修明之体现。欧阳修有《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代杨推官泊上呈日相公求见书》,堪以为荣。今苏轼以戴罪黄州之身,代滕甫大人上表论‘用兵西夏’之事,足见其不忘君恩,不忘朝政,不仅无罪,而且有功,乞圣上恩予嘉奖,以励天下仁人志士之心。圣上今夜召对群臣意在征询‘应变之策’,以扭转灵州会师诸路失协之危,若所献之策可取,何必拘泥于呈策人是谁?滕甫也好,苏轼也好,不都是圣上的臣子吗?切不可因有人‘甚感蹊跷’而疑移。十月以来,灵州战地形势急剧变化,‘塘报’纷至,多为西夏兵马截我后路、烧我粮秣、暗袭夜扰之事,种种迹象显示,西夏确有引我深入之图谋,苏轼的‘奏表’正是缘此形势变化而发,今赵离‘塘报’告急,事危矣,乞圣上从速决断,退兵守边,保存精锐之师,以图再取……”

  皇帝赵顼凝视着王安礼,心头浮现出王安石的身影:和前与介甫,虽政见不同,性情有异,然耿直无伪、心底无私,堪为兄弟。良哉斯言,事危矣,是该从速决断了。

  张璪素与王珪、蔡确、蒲宗孟同心,蔡确的禀奏已勾通他们之间灵犀上的相知。他知道,王安礼的禀奏已使皇上的思索落在苏轼的奏表上,便站起出列,拱手禀奏,直接对准苏轼的奏表开刀了:

  “禀奏圣上,臣聆听了章惇大人朗读的苏轼奏表,甚为惊讶。这份奏表字里行间,充斥着猖狂清谈、不臣不忠之气,苏轼所膜拜的,是奸臣曹操;苏轼所轻蔑的,是英明的人主;苏轼所赏识的,是西夏的‘坚壁清野以抗王师’。这份奏表的要旨,依然是‘桀傲慢上,讪谤朝廷’,公然反对圣上‘用兵西夏’的决策。圣上明察,苏轼在这份奏表中,提出‘法当缓行’、‘聚重兵境上,外为必讨之势,而实不出境’。若依此行事,贼虏何时可灭?疆土何时可复?圣上中兴业绩何时可见?现‘灵州会师’情状尚未完全明了,断不可骤然退兵守边,以示弱于西夏。臣斗胆上奏二事,乞圣上明断:其一,请圣上敕令陕西转运判官李稷,速运粮秣、金银、钞帛,犒劳五路兵马,以昭圣恩。其二,请圣上速遣忠信可倚之臣前往灵州督促,整饬五路,合力图敌。圣上,大宋臣民都翘首京都,盼望圣上攻取灵州,以张天威啊!”

  蒲宗孟一直在思忖着,“攻取灵州”原是皇上威望的寄托,是“天纵英明”的体现,是“元丰改制”业绩之所在,而苏轼的奏表,只不过是皇上业绩功亏于篑时的一副苦药。苦药是难吞的,只有灵州战地还跳动着一点希望的火花,皇上决不会轻易地“退兵守边”。现时最需要的是坚定皇上“攻取灵州,以张天威”的信心。他挺身而出,针对皇上心中的疑窦,拱手禀奏:

  “臣蒲宗孟禀奏圣上。据臣所知,知河东军王中正,平日懒散,不习操练,将纵兵骄,自入夏境,望空而行。因畏惧西夏兵马暗扰夜袭,每夜二更即令军中灭火,禁止造饭,遂使士卒食乏多病,引起士卒不满,营中曾有‘当先杀王昭宣(王中正曾任昭宣使)和赵漕运(囗)乃溃归’之流言。故河东军转运使赵离今夜飞马送来的‘塘报’,究竟有几分真实,臣心存疑虑;五路兵马主帅李宪,长期任职官中,其忠毅干练,圣上知之极深,主持军务以来,捷开兰会之役,擒敌首三人,俘敌酋二十余人,斩敌二千有余,筑兰会等州。九月,收复米脂,进驻银川,歼敌八万,其功大焉,怎可凭河东军一漕运所呈的一份虚实莫辨的‘塘报’,轻论五路兵马主帅之失误。李宪失期未至,或有所图谋,亦未可知。至于苏轼假滕甫之名上呈的这份奏表,若作文章观赏,挥笔洒脱,洋洋荡荡,层次分明,论据妥切,足以销魂荡气;若作‘应变之策’详考,乃纸上文字,毫无可取。如这份奏表中有‘聚重兵境上,号称百万,搜乘补率,牛酒日至,金鼓之声,闻于数百里之间,外为必讨之势,而实不出境’之议,实在是近于梦话。圣上明察。现时五路兵马已逼灵州城下,能突然调回边境鸣金擂鼓吗?章惇大人今夜以这份奏表上呈,只怕是因为与苏轼的友谊太深了……”

  蒲宗孟用调侃轻蔑的话语贬低了赵离“塘报”和苏轼奏表的份量,似乎也减轻了赵琐心头的重压。争欲急功、自崇权威终于压倒了边情的险危和心头的慎虑慎思。

  王珪从皇帝赵顼闪亮的眼神中察觉到蒲宗孟禀奏的功效,当蒲宗孟的禀奏声一停,他便抖擞精神站起:

  “臣王珪禀奏圣上。五路兵马会师灵州,已成合围之势,断不可功败垂成,失去战机,遗恨千古。苏轼假滕甫之名呈表论‘用兵西夏’之事,虽猖狂不臣、干扰圣思,但一片忧国之心,似可宽恕。现灵州战地诸路失协,皆因监军李宪失期迟至所致,乞请圣上速遣大臣宿将整饬诸路,合力图敌,即可收‘攻取灵州’之利。臣仅奏:内侍押班李舜举忠信可倚,行事稳健,曾制置径原军马,熟知边情,长于御将,可暂代监军之职;知制诰兼御史中丞徐禧,谙熟兵书,通晓战阵,每议边事,见解不凡,平日常自吁叹:‘西北唾手可得,恨将帅怯耳’!可任五路兵马指挥之责……”

  枢密使孙固大骇,勃然站起,拱手禀奏:

  “禀奏圣上,蒲宗孟大人、王珪大人之议,臣不敢苟同。蒲宗孟大人以为苏轼的奏表只可作文章观赏,难道蒲宗孟大人的禀奏也只可作‘杂掰’听闻吗?征战之事,人命相搏,社稷安危所系,明知西夏在设伏陷阱,诱我深入,何必要自招溃败,孤注一掷?请问蒲宗孟大人,你能断定赵离的‘塘报’是谎报军情吗?你能断定西夏的‘诱敌深入’不存在吗?你能断定‘诸路不协’是假的吗?”

  蒲宗孟惊慌无语。

  “蒲宗孟大人既然不敢拍着胸脯断定,那么,苏轼的奏表就是一个值得详考的‘应变之策’。圣上,苏轼所奏,乃从大局出发,灵州退兵虽有种种困难,但总比全军覆灭于灵州光彩合算得多。圣上若能采纳苏轼之策,臣愿荐举一人,前往灵州战地,宣示圣上谕旨,协成诸路将领之和,确保五路兵马安然退居境上。”

  皇帝赵顼询问:

  “此人是谁?”

  “司马光。”

  赵顼惊讶:

  “司马君实!”

  孙固急忙跪倒:

  “圣上,司马光虽不知兵,但人望品德,朝野称颂,将士德服,大辽、西夏,亦弹其日月肝胆,且十年前曾知永兴军数月,与西北诸路将领高遵裕、种谔、刘昌柞、王中正等颇有交往。司马光前往宣示圣谕,必将昭泽圣上恩德于军营。臣乞求圣上明断!”

  皇帝赵顼凝望着白须漫胸、目光期待的亲信老臣孙固,神情默然。他心里明白,孙固是在借机奏请司马光早日返回朝廷。可现时,边情危急,朝廷纷争又起,是司马光重新返回朝廷的时候吗?

  王珪、蔡确、张璪、章惇、王安礼、蒲宗孟都在神情紧张地等待着皇上的决定。

  良久,皇帝赵顼微微摇头,决断地说:

  “和父先生,朕知道你的一片忠心和用心,朕不忍年老的司马光驰骋于疆场啊!朕意已决,与西夏决战于灵州!”

  孙固老泪滚落,仆伏于地。

  皇帝赵顼扶案而起,发出谕示:

  “诏令内侍押班李舜举、知制诸兼御史中丞徐禧立即进宫!”

  梁惟简跪地领旨。

  突然,跪地待罚的章惇仰起头来,高声呼号:

  “圣上,良策当纳,良臣当用,今日朝廷,需要苏轼和司马光啊!”

  皇帝赵顼闻声色变,把冰冷犀利的目光射向章惇。

  孙固、王安礼一时木呆了。

  

暮鼓卷  03
洛阳·独乐园·流觞溪畔

  春寒料峭的“耆英会”唱和·苦情苦泪

  的“靡哲不愚”·司马光著书的过度劳

  作,加速着躯体的衰老,终于“中风”

  病倒于钓鱼庵·

  十一月底,内侍押班李舜举和知制诰兼御史中丞徐禧,奉诏前往西北战地指挥五路兵马攻取灵州去了,给京都居民增添了一股热血沸腾的兴奋。同时,被贬逐的知开封府文彦博来到洛阳留守御史台就职,把内政边事的窘迫和朝廷中枢的纷争悄悄地带给了闲居洛阳致仕、遭贬的老臣们。这些“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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