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风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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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京风骚- 第10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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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恕当然知道司马光此刻真挚的情感中含有思念、喜悦和对自己病体的担忧,泪水奔涌而出,洒落在司马光的肩上。他喜忧交织地谈笑:

  “公卧林壑,避世独乐,神仙生涯啊!刘恕千里而来,扰公之安静,分公之欢乐,乱‘独乐园’之旨矣……”

  两人拂泪相欢,激动不已。范祖禹、司马康急忙趋前相见。刘恕的儿子刘羲仲也急忙向司马光行了跪拜之礼,向范祖禹、司马康行了鞠躬之礼。

  欢声笑语,飞绕园林,漫过弄水轩、读书堂、钓鱼庵,最后停落在湖畔翠竹环抱的“种竹斋”——这里是“独乐园”内最雅静、最阔绰的地方。司马光平生最喜爱的字画,包括密友邵雍、范镇等人的墨宝,都聚集在这六间茅屋的四壁上。

  “种竹斋”迎接着“独乐园”建成四年来第一位尊贵的友人。女主人张氏亲自执盏接待。花香、茶香、果香、酒香漾溢于室内。刘恕在酒热九肠、情暖五内的喜悦中,打开行囊,取出一卷文稿,放在司马光的面前:

  “刘恕千里而来,无它物以娱君实,唯此篇文章,可慰君实焦虑挂念之思。”

  司马光打开一看,高声喊出:

  “《超然台记》,苏子瞻之作……”高兴若狂地捧着文稿展示于范祖禹、司马康和妻子张氏。众人兴起,举杯以贺。

  刘恕称赞说:

  “洛阳有个‘独乐园’,密州有座‘超然台’,东西辉映,情趣盎然。君实与子瞻之心交,哲理相通,不谋而合啊……”

  司马光手捧文稿,朗声读起了苏轼的《超然台记》: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

  伟丽者也。饣甫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

  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夫所为求福而辞祸者,

  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

  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

  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为求祸而辞福。夫求

  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

  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

  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

  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

  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台高而安,

  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余未尝

  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

  栗而食之,曰:‘乐哉游乎!’……

  苏轼在朝廷失意中寻觅阐述的这种“超然于物外”的哲理,唤起了“独乐园”里人们辛酸的情感共鸣,特别在这“谣言啄伤”的苦境当中。是啊,事物的好与坏是交织为一体的,好与坏的分辨就在人们的内心争斗着,取与舍的选择就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当事物的外形蒙住人们心窍的时候,人们也就沉湎于事物的有限范围里,而不能超出事物之外了。这也许就是一切悲哀的所在。事物本质并无大小的区别,从它的内部来看,都是高大的,它高大地耸立在人们面前,使人们迷惑不解。如同从缝隙里观着一场激烈的争斗,很难断定胜负归于何方。因而爱好和厌恶交相产生,忧伤和快乐交相出现,悲哀也就不离人生地相随着。

  苏子瞻这种人生失意中“无往而不乐”的豁达对失去欢乐的“独乐园”也是一种同病相怜的宽慰。司马光眉展了。张氏气舒了。范祖禹称赞苏轼的“乐观不馁”。司马康想到苏轼坎坷的遭遇,也觉得自己心头上的悲哀减弱了。

  就在此时,一辆华贵的双马四轮车辇,轰隆隆地驶入了“独乐园”柴门,老仆吕直急忙上前拦阻,马匹一惊,险些撞倒吕直。车轮一拐,离开了园圃相夹的窄道,驶入园圃的泥土里停住了。车辕上身着宫廷仆役服、年约三十岁的车夫大怒,骂语出口,同时挥鞭向吕直抽来。这时,从黄绫红顶车辇里跳下一个年约四十岁的锦衣贵人,头戴黄绫无翅帽,脚踏黄绫高腰靴,气宇轩昂,目光中带有一股杀气,冷声制止了狂暴的马夫,转头对吕直说出一句冰冷的话:

  “我要见司马光!”

  吕直一时呆住了。他虽然不认识这个高傲冷漠的中年人,但他熟识这套大内皇宫宦侍的装束和派头,更熟知这类人物作成作福的习性和深浅莫测的权势。他双腿一软,跪倒在马车前,口里冒出了一句官话:

  “老仆遵旨。”

  京都大内皇宫宦侍的驱车来临,立即轰毁了“种竹斋”刚刚腾起的欢乐和苏轼送来的“超然物外”、“豁达乐观”的梦境,把几天来“谣言啄伤”的预示变成了追究勘审的现实。原来洛阳御史留守台一些官吏的猖獗谣啄,确实是有来头的。不是源于皇上对修书未成的不满,就是“谣啄“已引起了皇上对修书未成的猜疑。也许在这谣啄之后,还有着更为可怕的事。

  这位中年宦侍司马光认识,是福宁殿皇帝身边的人物,名叫梁惟简。熙宁三年,司马光弹劾王安石,亲自呈表而“碰壁于大内”,就是这位宦侍极有礼貌地接过“奏表”,极有礼貌地“拒绝”他会见皇上,又极有礼貌地送他出宫。他对这位宦侍的为人处事茫无所知,此刻只能是硬着头皮听任这位中年人的“训诲”。

  宾主相晤,司马光首先朝京都的方向跪拜,遥祝皇上“万寿无疆”,以尽臣道。然后向客人表示“竭诚欢迎”,以示对朝廷的尊重。他的一切举止,都是合乎“礼”的。梁惟简也“礼”回敬,首先向司马光请了“大安”,然后申明此次来到,既未带皇上“圣旨”,又未持皇上“谕示”,但决非妄自行动。其任务是“检校书局自成立以来领取尚方笔墨绢帛及御府果饵金钱赏赐情状”。并提出:为不延误司马光修书,愿依书局帐目自行检校,不需书局派人佐助,只希望司马光能提供在“独乐园”入户穿堂之便。

  官场情状,官场腔调,干干巴巴、正正经经。宦侍绷着脸皮说明来意,便不再作声。

  司马光答应了梁惟简的全部要求。

  司马康交出了书局从成立以来的全部帐目。

  梁惟简被安置在“独乐园”内最高处、最堂皇的屋宇——见山台上的“见山楼”安歇。他可以居高临下俯视审察“独乐园”里的一切。

  司马光颓然地坐在弄水轩里。皇上在朝廷激烈的纷争中西顾洛阳究竟为了什么?为什么要排除书局人员的佐助?为什么提出“入户穿堂”的要求呢?心无愧而无惧,心无邪而无惧。可自己一颗无愧无邪的心,又为什么忐忑不安呢?

  入夜时分,范祖禹悄悄地来到弄水轩,刘恕也悄悄地来到弄水轩。三个精于“史学”的大家,在一盏烛光下,面对着一个可疑可怕的“现实”。因为他们都是埋在史料堆里远离”现实”的人,对京都的纷争都懒于关注,甚不了解,所以在这突来的“现实”面前,只能胡猜乱测。

  在长时间沉默之后,范祖禹激愤地开了口:

  “‘检校书局帐目’的举动,是当年诬陷苏轼‘往复贾贩案’的再版,又是一次‘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官场迫害。悲哀的是,皇上又一次中了某些奸佞之徒的阴谋圈套,向老师开刀……”

  刘恕凝目注视着痛苦无状的司马光,轻轻地发出一声吁叹。

  范祖禹的话变得更尖锐了:

  “这可能只是一个借口,其险恶用心也许在于追究‘谣言’中所谓的‘结党营私’,再次掀起一个迫害致仕老臣和遭贬臣子的浪潮,老师可能已被视为这个‘结党营私’中的首领人物。而这个‘检校书局帐目案’的设计和出笼,很可能是王安石一伙人干的。王安石一年来与吕惠卿的激烈厮斗,以吕惠卿出知陈州的惨败而告结,王安石为了巩固相位权力,打击老师声望,防止老师出山,自然会把目光转向洛阳。即使王安石心怀友谊不忍如此;王安石手下的舒鲁、李定、邓绾等人也会强迫王安石这样做。老师,政争无情,在‘谣言啄伤’面前,不能坐以待毙,该说的话还是要说。身处洛阳难以直面皇上,趁此借重这位宦侍的特殊权力未尝不是一个办法……”

  司马光静听着,思索着:是啊,淳甫分析的有理,仅仅为了“检校书局帐目”,是不值皇上亲自派宦侍来“独乐园”的。政争无情,政争无常。但要说是介甫为巩固其权势而阴行其事,不可相信,决不可相信……

  刘恕看到司马光沉思不语,用低沉无力的声音谈出了自己的看法:

  “皇上对此案的处理,与处理苏轼‘往复贾贩案’有极大的差异,不是动用刑律之剑,而是派一个宦侍悄悄勘审。宦侍是皇上身边的人物,是居于王安石、吕惠卿两派势力之外的,这也许是这桩‘检校书局帐目案’尚可回旋之所在……”

  范祖禹微微点头,他赞赏刘恕这细微入理的分析。

  刘恕调整一下因极度疲惫而歪斜的身躯,气息喘促地说:

  “此案的发生是能够理解的,在朝廷纷争中,某些人抓不到司马君实别的过失,只能以书局里的笔墨绢帛和‘御府果饵金钱之赐’这类小事,造谣中伤。这反映了某些人的卑屑阴鄙,也反映了君实这几年来,‘喑哑度日’的奇异功效,或反或正,都在情理之中。但皇上亲派宦侍来到‘独乐园’检校勘审却是离奇难测的。书局清冷桌案,有何可检?白纸黑字,有何可校?君实为人,两袖清风,世人共知,有何可审?宦侍前来,不带‘圣旨’、‘谕示’,已暗示出皇上对书局的‘笔墨绢帛’、‘果饵金钱’心中有数,并不关心。所以,皇上此举,也许别有所图……”

  司马光静听着。

  刘恕呷了一口茶,神情凝重:

  “能不能作这样的猜测:三五年来,朝廷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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