饴瑁耆梢晕诙亮说贝匙骷业氖椤Ｈ欢也不幸，只好怪小尼姑的脸上，不该“有一点滑腻的东西”了。
这当然很便当，也很省心，只可惜也不会有什么长进。因为把责任都推到别人那里去了，没自己什么事，自然也用不着反省，用不着改进。一个不知反省的人，对别人也不会有真正深刻的理解；而一个对自己都不负责的人，又怎么谈得上对国家民族负责？如果只是某一两个人这样，倒也罢了。倘若全民族每个人都如阿Q，则其前途也就十分堪忧。
“一窝蜂”与“一刀切”
问题还不止于此。
就说阿Q。阿Q的欺负小尼姑，究竟是一时冲动呢，还是预谋已久呢？我们知道，阿Q是个内心没有成算的人。要说他早就在策划这样一个“非礼事件”，显然不是事实。但要说他从来没有想过，也不是事实。阿Q有一个“理论”：凡寡妇，都想偷汉；凡尼姑，均与和尚“吊膀子”。如此，则所有的尼姑，便都曾经被和尚摸过。这就使他愤愤不平：和尚摸了，我阿Q没有摸，岂不是吃亏？那就一定要摸他一次！
显然，所谓“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其实还有一层意思没有说出来，那就是：“和尚摸了，我也要摸”。换一种更带普遍性的说法，则是：“别人有的，我也要有。”
这种心理，就叫“攀比”。
中国人喜欢攀比。你穿名牌，我也要穿名牌；你戴首饰，我也要戴首饰；你分房子，我也要分房子；你评职称，我也要评职称。反正得“大家一样，人人有份”。这似乎也很合理。因为依照群体意识，我们原本就是从众从上，跟着别人走的。既然别人没有的我们也不能有，别人没干的我们也不能干，那么，别人干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干？别人有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有？
于是，就有了“一窝蜂”和“一刀切”。
鲁迅先生早就描述过中国人的“一窝蜂”：一个人在街上吐了口口水，并蹲下来看，立即就会围上一大堆人。这时，如果看客中有一个人发一声喊，拔腿就跑，那么，大家也就会跟着一哄而散，真不知“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中国人的这种“一窝蜂”，真是随处可见，随时可见。就拿锻炼身体来说，喝红茶菌便都喝红茶菌，打鸡血针便都打鸡血针，做甩手操便都做甩手操。最近听说又有人推出“喝尿疗法”，不知能蔚然成风否？当然，身体毕竟是自己的。拿自己的身体去做“一窝蜂”的实验品，那也最多是“咎由自取”。倘若连国是也如此操作，比如一窝蜂地去大办钢铁，或一窝蜂地去抓走资派，便难免弄得国无宁日。建国后的许多运动，尽管事后证明并不正确，当时却能毫不困难地发动起来，原因之一，便不能不部分地归结为这一民族心理。
中国人为什么会“一窝蜂”？非他，群体意识而已。依照群体意识，凡属群体的，也一定是正确的，谁愿意犯错误呢？凡属群体的，也一定是保险的，谁又愿意担风险呢？就算错了，犯错误的又不是我一个人，吃亏的又不光是我自己，怕什么！反倒是，如果大家都进步了，都沾了光，占了便宜，就我一个人落伍吃亏，那才叫惨呐！更何况，中国人早就把脑袋，把思考选择的权利和相应的责任都交给了群体交给了他人，只怕是连想都不会想，就跟着跑了。
当然也就会“一窝蜂”。
与“一窝蜂”相配套的操作系统叫“一刀切”。所谓“一刀切”，就是对一应问题，各色人等，均不问高矮胖瘦、青红皂白，一律按同一标准处理。比如，一到六十岁，不论身体好坏，能力高低，工作是否需要，都统统退休。不到年龄而自愿退休者，则一律不准其退。这显然是“一窝蜂”的翻版。但“一窝蜂”是群众的事，“一刀切”则是领导的事。群众沉在基层，难免是非不清；领导高屋建瓴，难道也不明事理？不是不明，而是太明，——不“一刀切”，就会“摆不平”。你让张三退休李四不退，张三不会有意见？你让王五晋升赵六不升，赵六不会闹情绪？没法子，只好“一刀切”。所以尽管谁都明白“一刀切”并不合理，但不管谁当了领导，也都只能如此办理。
其实，即便“一刀切”，有时也不灵的。因为攀比攀比，除了“攀”，还有“比”。既然是比，就要比个高低，比个优劣，比个胜负，比个水落石出。于是，你盖三星饭店，我就盖五星的；你分了三房一厅，我就要四房两厅。可见，攀比并非就是“人人有份，大家一样”，骨子里还是“出人头地，高人一等”。这样，从众，也就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跟着”别人走，另方面则是一心要“比过”别人。因为“跟不上”固然没面子，“比不过”也同样没面子。所以非攀比不可。
这就牵涉到“面子”了。事实上，服饰礼仪也好，攀比心理也好，都关乎面子，而面子，则是每个中国人都不能没有的东西。
那么，面子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