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泰国”和“泰铢”，他们也看不到复杂的公式或“篮子”或繁复的图表。他们只能看到这是美国政府机构发行的AAA级一年期债券。
这种票据使我深受震动，我认为这是对美国政府借贷能力的难以置信的滥用。美国财政部通过发行国债直接借贷。此外，不同的联邦政府机构（例如政府全国按揭协会、联邦国民按揭协会、学生贷款营销机构和联邦住房贷款按揭公司等）也可以借贷，由美国财政部间接承诺贷款的偿还。
对于结构性票据的买家来说，这些机构的实际业务是什么并没有关系。它们可以收集学生贷款，或是集中住房按揭贷款。对于监管者来说，唯一重要的是这些机构的还款承诺是由美国财政部间接担保的。美国政府机构发行、并由美国财政部间接担保的票据怎么可能是有风险的呢？这类安排最大的讽刺是，由于结构性票据买家想要通过政府机构来赌博，他们愿意为此支付额外的代价，因而这些机构可以用比美国财政部本身还低的利率借贷。
监管者不会发现隐藏的风险，危险的泰国赌博披着红白蓝三色外衣①，直到很久以后，而且只有在买家蒙受亏损的时候才会真相大白。我震惊了。华尔街充满了赌徒，投资银行经常被比做曼哈顿南面的大西洋城。但不论如何，至少那里的赌博是合法的。我发现了投资银行更阴暗的一面，就和大西洋城的赌场在赌博合法化以前一模一样。门上的标志可能写着政府机构，但是你知道里面在进行掷骰子赌博。 。。
第三章 掷骰子游戏（4）
摩根士丹利那时也运作着不错的赌博游戏，但是，衍生产品部的上司在允许我加入游戏前，要求我先通过一个彻底的清洗过程。当你从一家银行跳槽到另一家，这家新银行通常要求你完成一系列的预备性面谈，很像真正的火箭科学家进入实验室需要完成的消毒程序一样。
我参加了两个主要的报告听取会。首先是和一群公司律师会面。他们告诫我不要讨论任何关于行将发生的交易的秘密，如果我从第一波士顿偷取了文件，应该将其销毁。另外，在打电话给我从前的客户之前，我还要遵守一定的程序。摩根士丹利和第一波士顿近来在雇员背叛问题上有些过节，所以摩根士丹利特别谨慎。不过我有点奇怪，没人提到任何有关摩根士丹利的保密信息的问题。很多经纪人和交易员曾在跳槽时带走了偷来的文件、软件和客户资源。我知道有个在第一波士顿特别招人恨的经理，他原来是一个在摩根士丹利特别招人恨的经理，被指控在离开摩根士丹利时偷取了客户和公司的保密信息。
我向律师们保证我没从第一波士顿偷走什么，他们不必担心。他们似乎认为我在撒谎。我说我是说真的，所以他们不再关心了。从他们的角度看来，我已经被清洗过了。
接下来我又见了纽约的四个衍生产品经理，他们不久以后就会是我的顶头上司，我个人的“四人帮”。他们问的是律师已经问过的问题，不过是从完全不同的角度。他们似乎不是在问我是否带来了文件和软件，而是想知道我手里有什么，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何时能拿到副本。
“你有这些客户的什么信息？”
“你的客户名单在哪儿？都包括谁？”
“你带来了谁的业务？”
当我告诉他们我从第一波士顿拿来的唯一材料是我自己的《北美贸易协定》时，他们指责我撒谎。我向他们保证，他们想知道的大部分信息都在我的脑子里，但是他们不相信我的记忆力。至于电脑模式，我肯定可以为我们的交易重写；但是谈到客户，我想谨慎一些。我说我会和他们保持联络，不过不能保证他们会买什么。随着问题的继续，他们的失望越发明显。于是，其中的一个问了我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先不说别的，那个掷骰子的游戏呢？”
我利用在第一波士顿的一段清闲时间设计了一个电脑掷骰子的游戏。为了表示我对赌博的浓厚兴趣，我到摩根士丹利面试时把它列在了简历上。有人告诉我，这个游戏是摩根士丹利决定雇用我的重要原因。当我告诉他们我连这个游戏也没从第一波士顿带出来时，他们气急败坏了。
我必须承认，这是个出色的游戏。它的界面由如同绿色丝绒一样的布景和两颗旋转的骰子组成。电脑自动计算各种赌注的收支情况，而且能为最多8个玩家保存连续的“损益表”。如果你想把游戏藏起来，只需要按一个键，骰子的页面设置就会变成债券计算的Excel数据表。
我记得第一波士顿的经纪和交易员发现了我的骰子游戏时，所有交易厅的工作都停止了。一个高级经纪强迫我为游戏提供支持，连续几个星期我整天都把时间花在管理这个骰子程序上，其他急切的赌徒则紧紧盯住旋转的红色骰子，输了就朝我大喊大叫；我记录的损益表变得和公司的交易分户账一样繁杂。我还记得我的个人财政是如何保持平衡的。
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波士顿的每个人都相信我不会操纵游戏，而那对我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他们知道，我自己也知道，如果被发现的话，操纵游戏会毁掉我在华尔街的前途。当然了，我考虑过操纵游戏（任何一个有自尊心的衍生产品经纪至少都会考虑一下这种可能），但是我拒绝了这一诱惑。想象一下故事会怎样在公司传播吧：“你能相信那小子吗？我是说，我知道经纪都撒谎，但那是在债券报价上撒谎。可看在上帝的分上，玩骰子游戏也撒谎？难道就没有神圣的事了吗？”
我保持诚实，并安慰我自己：在骰子游戏中庄家是占优势的，因为我是庄家，从长远来看我会赢的。然而，以前在拉斯维加斯的经历给了我关于长远的痛苦经验，那次失利使我的信心大减。赌注加大以后，我坚称无力再为游戏做庄。这太消耗时间，压力也太大。何况，我很难靠管理骰子游戏成为衍生产品这行的明星。我把骰子游戏复制了几张软盘分发出去，离开了赌博业。 。 想看书来
第三章 掷骰子游戏（5）
愚蠢的是，我离开第一波士顿的时候忘了复制一份。我向一个经理建议说我可以给以前的同事打电话，他应该会给我一份。但是这没能打动他。
最初，我并不介意我的“四人帮”认为我是个具有职业道德的人，尽管我的很多同事都认为这是个自相矛盾的词。这四个人将是我在摩根士丹利的职业生涯中最举足轻重的人，我想让他们觉得我是聪明的，而不是龌龊的，起码不是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如果我愿意的话，我有充足的时间来改变那些关于我循规蹈矩的印象。
我的“四人帮”包括两个董事总经理和两个合伙人——董事总经理紧下面的一级。摩根士丹利的等级制度是这样的：董事总经理—合伙人—副总裁—经理—分析师—秘书。经理和分析师两级没有高级和初级之分。我和大多数从研究生院毕业不到四年的雇员一样，是个经理。
待遇大致和工作职称相匹配。平均来说，董事总经理赚上百万美元，合伙人差不多赚100万，副总裁赚50万，经理赚几十万，不过每个级别内的范围都很宽。衍生产品部雇员的薪水一般比公司其他部门同级雇员的高。分析师和秘书的薪水在摩根士丹利的所有部门都被称为仅仅是“四舍五入的尾数”（在华尔街，5万美元以下的待遇被忽略不计）。
那时我27岁，比摩根士丹利经理的平均年龄要小几岁。他们大多在大学和商学院之间工作过几年。经理一般在二十大几到三十出头，副总裁三十几岁，合伙人和董事总经理可能会有40岁。向更高一级的升迁需要二至四年。40岁以上的人如果还没有退休、辞职、被解雇或被任命到高级管理岗位的话，就会被搁置到在摩根士丹利被称为“退休者之家”的部门“养老”。
我的最高上司是比德亚特？森，真正的“四人帮”里热衷下棋的那个。我在摩根士丹利期间，与森的交往都跟下棋、赌博有关，而不是客户和业务。偶尔，我会看他和电脑下棋，更多的时候，我们就体育比赛进行赌博。可能最重要的是，他后来参与了我安排的全美大###动协会锦标赛大赌博（我们输了）。除了游戏和赌博，森很少为我或对我做过什么。他经常在交易厅我的座位附近走来走去，当然，我是少数幸运儿之一——他很少骂我或对我大喊大叫。
我的另一个董事总经理是马歇尔？萨兰特，他向森汇报。萨兰特是个又矮又胖的哈佛商学院毕业生，地道的纽约人。他自称年轻时很瘦，而且直到在商学院时都是跑步爱好者。不过，他跑马拉松的日子显然早已成为了过去。十年富有而缺乏体力活动的稳定生活已经使他成为了特定人群的一分子：他们的领带努力想要够着腰带，但是总差一点儿。尽管生活方式安静，萨兰特在衍生产品业务上却比森活跃多了，他在衍生产品部的角色也重要得多。萨兰特对数字反应敏锐，特别是在一部现在已是古董级的惠普12C计算器的帮助下；他还因为极富激情的左臂而著称。他会在激烈的会议中寻找合适的时机运用他的左臂。当一个恰当的停顿出现时，他就会开始做挥臂投球动作，抓起纸笔，像桑迪？柯法斯①一样伸出手臂，突然间像发快球似地画上一堆图表，一举扫除所有的反对论据。萨兰特是摩根士丹利少数几位脾气不那么暴躁的高管之一。不幸的是，他也缺乏鼓舞他的团队的非凡领导力，甚至连个可依靠的安慰者都算不上。因此，除了其他衍生产品经纪欣赏他相对温和的态度和强壮的手臂之外，萨兰特既不受人爱戴，也不令人恐惧。
我自己的“四人帮”中另外两个人是相对低级一点的“合伙人”，也就是说他们只是百万富翁，而非千万富翁。这两个人将是我在摩根士丹利的顶头上司。如果我在华尔街的经历有任何难忘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