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的角色、一定的道具等。本书为便于讨论，对这个模型进行了简化。进而言之，政治行为模式包含了行为者的选择结果和选择趋向两个层面的内容。政治行为模式只是反映政治选择的主流趋向，并不排斥该模式之外的政治选择存在。
第8节，
政治行为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以制度范式制度范式其实涵盖了新制度主义的三大流派，其最简化的分析路径是“制度结构→制度安排→制度绩效”。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制度可以被理解为社会中个人遵守的一套行为规则，而这一套行为规则又可以被理解为制度安排，这种安排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同时，这种行为模式具有历史延续性和因时、因地，特别是因制度变化而变化的可塑性。因此，政治行为模式的基本样态其实是理性选择的结果。长期来看，真正能使政治行为模式发生改变的主要因素就是制度环境的改变，个人和团体的政治行为模式会在理性选择的驱动下向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方向调整。
在台湾的民主化过程中，两个主要政党——国民党与民进党都形成了比较固定的政治行为模式。较为稳定的政治行为模式反映了两个政党在争取选民认同方面的不同认知。国民党的行为模式可以称为“组织—动员型”，民进党的行为模式以制造政治对立与冲突为主要特征，可以称为“对立—冲突型”。
国民党的政治行为模式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在国民党政治动员中，基层组织是较为重要的依靠力量。国民党威权时代遗留下的严密组织结构，现在对国民党的政治动员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虽然随着国民党的改造，党工的数量剧减，基层组织的严密程度也大不如前，但是相比较民进党的基层组织，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不过，国民党与民进党在动员模式方面的差异正在减小，民进党为了强化选举动员的效力，基层组织也逐渐扩张。二、与地方派系结盟。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国民党与地方派系间形成了相互依靠与相互利用的共生关系。近20年来，随着台湾地区竞争性政党政治的形成、社会经济状况的变迁以及选民自主性的增强，地方派系与国民党的传统关系也受到严重冲击。不过地方派系至今依然是国民党在基层的重要依靠力量。
民进党在选举动员以及与国民党的斗争中主要依靠议题进行动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民进党不依靠组织与地方派系。民进党与地方派系的关系在2000年上台执政后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变，有逐渐“国民党化”的趋势。该党的“对立—冲突”政治行为模式就是以特定议题为中心制造对抗和冲突来牟取政治利益的思维和政治运作模式。民进党的对立与冲突行为既有一时起意的临场作秀，也有经过长期过滤和沉淀后的政治行为策略选择。“对立—冲突”的政治行为模式在民进党内有一定的普遍性，是该党进行政治动员的主流模式。这种思维模式既见于民进党内的斗争，在与敌对阵营的斗争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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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
先说内部斗争。民进党的历史就是派系斗争的历史。自民进党成立以降，举凡党主席选举、公职人员选举、统“独”路线斗争、“急独”与“缓独”的斗争、政治利益的争夺等方面，均可以看见激烈的对立与对抗。1999年，陈水扁就是以制造对立与对抗的方式排挤了许信良，成为民进党的2000年“总统”候选人。一直延伸到陈水扁第二任期的派系共治政治生态也是该党“对立—冲突”政治行为模式的重要表征。派系共治的实质就是通过制度化的运作，将派系斗争纳入到党中央的可控制范围之内。民进党上台后，党内的“对立—冲突”政治行为模式依然存在。虽然在扁一人独大的背景下，这种“对立—冲突”行为模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压制，但一旦有合适的时机，立即就会现出本来面目。2007年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初选中的残酷斗争再一次为这一政治行为模式提供了注解。2007年5月5日，民进党“总统”初选党员投票的前一天，声势最盛的“苏谢两大主帅亲上火线，从传简讯到轮番接受电视专访，丑话说尽，刀刀见骨，两阵营已杀红眼，形同撕破脸。”（台湾）《中国时报》，2007年5月6日。同样，在2007年“立委”选举党内初选中特定派系对“十一寇”封杀所用的手法也如出一辙。在这些斗争中，一些以前对付泛蓝阵营的招数悉数登场，令泛绿支持者和民众瞠目结舌。由此可见，这种“对立—冲突”的思维模式在民进党文化中是根深蒂固的。
在与泛蓝阵营的斗争中，民进党“对立—冲突”的行为模式表现得更加明显。民进党素以斗性强悍闻名，在上台前与国民党及上台后与泛蓝阵营的斗争中，不问是非的攻击所在多是，只分颜色、不讲理性的问政更是俯拾可得，在文宣中越过道德界限对敌对政治人物进行人格谋杀等更是家常便饭。选举期间民进党更会不遗余力地鼓动支持者仇恨政治对手，将政治分歧转化为社会对立。
民进党在处理两岸关系时，也秉持“对立—冲突”行为模式以求取得最大的政治利益。该党上台以后，在两岸关系方面不断制造紧张气氛，坚持“台独”意识形态，强化“台独”理念，炒作两岸议题，不断冲撞“一个中国”的底线。民进党在两岸关系上的行为模式是稳定的和一贯的，即通过制造两岸冲突来强化自己的内部支持。通过这样的循环系统，民进党将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两岸关系的紧张作为扩大内部支持来源的重要渠道。正是在这种结构性思维的影响下，民进党的两岸政策不断走向极端化。从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到“防御性公投”，再到废除“国统会”和“国统纲领”，以及后来的“入联公投”，及至对马英九当选后采取的扩大两岸交流举措强力杯葛，民进党在两岸政策的选择上显然是倾向于将两岸关系维持在相对紧张的态势之上。
第10节，3。4。2政党之政治行为模式的历史习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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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政党之政治行为模式的历史习得过程
国民党“组织—动员型”政治行为模式显示出该党在行为模式上的历史沿袭性。国民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形成的“恩庇—侍从”体制并未随着威权统治的瓦解而完全消失。今天国民党在选举中的政治动员在相当程度上还要依靠威权统治时期留下的组织结构。不过不同的是，威权时期国民党中央对地方组织和地方派系保持着绝对的权威和控制权，现在这种权威和控制权已经不在了，国民党中央不得不更多采用协商的方式来协调与地方派系的关系。威权时期的国民党中央与地方派系和地方组织之间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变成了协商式的合作关系。在双方的互动方式上，国民党中央向地方派系和地方组织挹注资源换取地方派系支持的模式并没有完全改变。此外，如果说在威权时期，国民党尚可以用意识形态来约束地方派系，随着“动员戡乱”等临时性意识形态结构的瓦解，意识形态层面的约束作用越来越弱，国民党不得不更加借重于利益交换的方式保证组织结构的存在和政治动员的有效性。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国民党中央对党员的约束相对较为松散，对于党内比较有实力的政治人物，没有较为有效的办法进行约束。在国民党内部，一旦利益受到损害，有实力的政治人物与党中央抗衡的情况极有可能出现。事实上，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中，国民党政治人物脱党参选者屡见不鲜，而且不乏成功者。
民进党“对立—冲突”政治行为模式也是历史习得的结果。党外运动时期，党外势力与国民党当局之间的斗争就明显带有街头运动的特点。及至民进党成立，与国民党当局的低烈度冲突越来越频繁。从1977年的“中坜事件”，到1979年“美丽岛事件”，然后到民进党成立后的一系列街头抗争，民进党的冲突性动员力度不断增强，规模也不断扩大。民进党的冲突性动员以“民主”、“本土”、“清廉”为招牌，注重“草根性”，强调通过制造街头抗争事件和流血冲突，吸引媒体的目光，增加自己的曝光率，从而达到向行政当局施加压力的目的。得益于这种动员模式，民进党的政治版图日益增加，但是也因此累积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如台湾学者所指出的，“党外时期是一群精英从事抗争，抗争当然要有草莽气概，后来为了拓展票源，又与草莽群众相结合，因此民进党的草莽性格特强。”这一时期的历史对民进党政治行为模式的形成有直接影响，在民进党内甚至出现了“冲突迷思”，即过分强调“冲突对立”政治行为模式的功效。当时民进党的高层多强调群众路线，要求与国民党进行正面的政治斗争。陈菊就认为，“我们的英勇反抗是有效的，只有正面迎向国民党的迫害，我们才能够存在。
上世纪90年代，“对立—冲突”的政治行为模式逐渐成为民进党的主流政治行为模式。
民进党“对立—冲突”型政治动员模式具有鲜明的体制外色彩，但是却没有完全脱离体制，相反，该党的反体制政治活动一直是以在体制内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为目的。尽管在党外势力和后来的民进党内部一直有反体制的声音，但是这种声音几乎从来都没有占据过主流。及至20世纪90年代李登辉与民进党的利益交换格局形成，推翻体制显得更加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