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的，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说，作秀远比踏实做事所得到的政治利益为多，行政当局和政治人物中的许多人不愿做事，而对作秀趋之若鹜是难免的。
台湾的行政部门在处理日常事务中特别注意“民意”的反映，把“民意”的走向作为政治决策的重要依据，甚至有时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而不惜制造“民意”。李登辉就是一个操弄“民意”的高手，他的许多行政决策，如“亚太运营中心”的发展计划等，均是在“民意”的旗号下完成的。李登辉时期的重大政治决策尤其如此，民意成为其“独台”理论的重要借口。民进党执政后，苏贞昌出任“行政院长”时，标榜“走正道、做实事的廉能政府”，所有的政策均以民众的好恶为标准，甚至夸张到以报纸报道作为主要依据制定政策的地步。据说“苏贞昌每天早上亲自主持晨报，和几位核心幕僚，仔细详阅相关媒体的报道，再讨论因应之道”。如此施政，固然对舆情反应迅速，“但是做得比较多的却是危机处理，跟在社会脉动后面疲于奔命，因为只能治标，所以格局越来越小，而事情也越来越细。”如此执政，政策的短视和漫无章法自然可以想见。2008年国民党上台后，继刘兆玄后任“行政院长”的吴敦义也要求搜集民怨，并要优先解决“十大民怨”。这样做从“行政以民意为皈依”的意义上说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主要以这种方式施政，难免会使格局越做越小，在大的政策规划方面难以有较为完整和系统的作为。易言之，看报纸进行政治决策的结果，也使行政当局面临只能救火而难以未雨绸缪的困局。
第4节，
政治无能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古希腊时期，民主制的效率低下就曾经引起柏拉图的注意。他认为民主派统治下的国家是无能的，民主制不能维持社会的稳定、统一和强大，民主的雅典战胜不了有组织有威力的斯巴达。因此，他比较倾向于主张城邦应该实行斯巴达的贵族寡头政体。柏拉图在谈民主的“效率”时主要指涉的是其军事效率，军事效率高低与否在社会组织相对简单的古代社会是共同体能否生存下来的重要条件。现代人谈及民主的效率时显然已经远远超越了军事效率的范围，而主要是从生活方式、政治正义等方面去讨论民主制度及其出现的问题。关于“民主”问题，在经历了学界的长期讨论形成的知识积累之后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各个不同的学派从不同的逻辑起点出发，对民主的认知也是五花八门，这在目前坊间汗牛充栋的有关民主讨论的著作就可以见端倪。在有关民主的讨论中，约翰邓恩归纳出了四个方面的问题并试图给予解答。。米。花。书。库。 ；http：//__
这四个方面的问题基本概括了当今民主理论观照的基本范畴：（1）为何民主意义的转变如此激烈？（2）为何今日主导政府的类型，在冗长时间的变异下，会在文化、政治和经济方面与希腊的原型、罗伯斯庇尔等人的梦想差异如此之大？（3）为何这个变异很大的政府类型，会如此迅速并在近期内，在全球赢得如此惊人的权力？（4）为何这个政体会选择这个名称作为其政治的代表旗帜？但是在民主制下如何提高行政效率确实是一个长期以来困扰政治学者的问题。密尔提出，如果要让民众把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中，亲自处理政治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那只会导致庸人的政治、无能的民主。所以他主张采用代议制民主，即以精英政治与大众政治结合的方式，既能保证公共权力始终控制在人民手中，又能依靠官僚的专门知识和技能实现管理的高质量、高效率。然而，代议制民主同样也存在问题，因为在社会治理中，效率诉求与民主体制所呈现出的决策迁延之间的矛盾一直无法得到较好解决。所以，哈耶克在谈到由民主制度引发的缺陷时说，民主的议会在贯彻似乎是人民明确授权方面的无能为力，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对民主制度的不满。议会渐渐被视为“清谈馆”，不能或无力贯彻他们被选出担负的任务。在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化需要解决的是寻找一种既能体现民众的意志，但是又能实现行政治理效率的制度形式。
可以看出的是，不管以何种逻辑起点来分析民主制，经过人民同意进行社会治理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规则，按照目前一般意义上的西方民主模式，主要是通过选举形成代议制政府，也就是在公共事务的决定中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在这个层面上说，把民主制神化是毫无根据的。具体语境下的民主模式既不一定能解决公平与正义的问题，在政治学理论中，多数决的正确性一直是一个问题，并非是不言自明的，如何防范“多数暴政”的问题一直是政治学理论讨论的重要题域。也未必能解决效率的问题。相反，由此反倒可能带来政治无能的情况。
另外需要提到的是，政治无能在台湾政治特定的语境下有比较特定的意涵。台湾政坛蓝绿二分的政治格局对政治无能现象产生了放大的效果。在突发事件的处理和日常的公共事务处理中，反对阵营有时是用近乎苛刻的标准去检视对方，甚至将不是行政效率的问题也归为行政效率的问题。例如，在“八八风灾”救灾过程中行政当局相关行政官员理发、进饭店吃饭都成为行政效率不彰的口实。郭正亮在文章中甚至攻击说，“尽管救灾急如星火，国防部对派兵救灾，却一再重申须依程序申请。”这种指责已经根本不是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而是蓝绿双方互相攻击的政治话语了。再如，在“八八风灾”以后，民进党首先攻击马英九没有到灾区去。然后又攻击其坐直升机去灾区并不能真正体察灾情。有人就说，设想如果马英九第一时间就到灾区去，民进党肯定会指责他“最高首长应该坐镇指挥，怎么能做行政院长该做的事情呢？”无论马英九怎么做，民进党总是能找到攻击的口实，马英九团队都会陷入父子骑驴的窘境。所以说，在理解台湾的政治行政效率低下问题时，还要行政的归行政，口水的归口水。政治无能不光是国民党在台上时如此，民进党在台上时也是如此。以比较全面的视角看，台湾的政治无能既有制度的问题，也有政治结构、文化等层面的问题。
第5节，2。3族群撕裂与政治对立
23族群撕裂与政治对立
在台湾的民主化过程中，随着政治参与的扩大，族群政治和民粹主义作为孪生的政治现象基本同时出现，成为台湾政治变迁和民主化的重要特征。
有学者认为，族群是人们在交往互动和参照对比过程中自认为和被认为具有共同的起源或世系，从而具有某些共同文化特征的人群。族群一般具有鲜明的社会和文化特点，这个概念范畴比“民族”要小一些，与“种族”相比，已经不再明确强调体质特征，而是更多地着眼于心理认同的一致性。关凯著：《族群政治》，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20页。“族群”概念于20世纪60年代引入台湾后，最初用于对台湾少数民族的研究。但是不久以后，随着台湾社会转型的推展，族群概念开始被政治学领域借用，成为政治生活和政治学中的重要概念。
目前，台湾政界一般将台湾社会划分为四大族群：闽南、客家、少数民族、外省人。在本书中，作者对外省人的历史面貌着墨较多，但是没有对目前台湾族群划分标准提出分析。其实从严格逻辑学的角度上看，四大族群划分标准是混乱的。如本省人与客家人、闽南人、台湾少数民族在相当程度上是重叠的。唯一可以作为这种区分标准的，似乎是“身份认同”。但是这种分类方法显然缺乏学术上的严谨性。台湾学者王甫昌认为，社会学者对族群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义，是指一群因为拥有共同的来源，或者是因为有共同的祖先、共同的语言或文化，而自认为，或者被其他的人认为，构成一个独特社会群体的一群人。如果从这个定义去判断族群概念内涵，可以看出，族群其实是主观和客观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这一概念定位并没有说清楚族群概念相对于其他概念如民族概念的比较意义。台湾学者王明珂则从族群分层的理念出发，认为族群指一个族群体系中所有层次的族群单位，民族则是指族群体系中主要的或是最大范畴的单位，特别是在近代国族主义的视角下，透过学术分类、界定与政治认可的民族，尤其如此。“但是必须提及的是，各层次的族群与民族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在族群的发展与变迁问题上，一个民族以下的次族群也可能重建本身的历史记忆与认同，在主观上脱离主要族群而成为名实相副的民族。”很显然，这一概念过分强调了族群建构的外部性和主观性特征，缩小了族群问题在特定历史脉络中的发展轨迹可能对族群建构所带来的影响。
在台湾的政治生活中，对整个政局发展影响最大者，还属省籍族群问题，即基于省籍身份认同的本省人和外省人区隔。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与历史发展过程，本来非常普通的省籍区分却在台湾政坛上演化成族群区隔和认同区隔的标尺，一直影响着台湾政治发展和政治生态的变迁；以至于有的学者认为，“当代台湾本土化的进程；已经成为观察台湾政治的一个重要指标，”并从这个基础上发展出了“省籍—族群—本土化”的研究模式。
族群概念应用范围向政治领域扩展的冲动来源于权力斗争的需要。1949年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以后，垄断了政治资源的分配权，使本省籍政治精英在政治上长期缺乏上升的通道。本省籍政治精英在体制内无法取得更大政治空间的情况下，不得不诉求于体制外的抗争路线，利用“本土”身份进行政治动员，扩大政治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