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次会议上，朱永嘉提出，“要有一家之言”，要求“我们这个集体一定是要战斗的”。1972年1月3日正式住到复旦的11个人中，除来自“写作组”（借调工作）的高义龙外，其它人分别为陈孝全、周献明、夏志明、孙光萱、余秋雨等人，其中只有4个工农兵学员。
由于年代久远，关于余秋雨和“石一歌”之间，不同的当事人有着不同的回忆。胡锡涛在《余秋雨要不要忏悔》一文中写道：“石一歌”确实是“十一个”的谐音，但是余秋雨并不是十一个中的一个。“石一歌”产生时，余秋雨尚未报到。外界把余秋雨当成“石一歌”，或看成是“石一歌”的主力，纯属误会，瞎猜。他入围后，曾“参与讨论或修改‘石一歌’的文章，没啥了不起”。
当年“石一歌”成员孙光萱回忆说，“原‘石一歌’组长陈孝全（原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曾经对我谈到了‘石一歌’署名一事，陈孝全说他在前一天晚上和余秋雨讨论‘石一歌’这个笔名时，余秋雨还曾建议易‘歌’为‘戈’呢！”
因为在“石一歌”只呆了一年多，余秋雨参与的工作并不多。当年“石一歌”成员高义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在包括余杰，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好像余秋雨一开始就很有名。其实当时余秋雨进入‘石一歌’的时候，是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从年龄上看，是我们的小阿弟。在他呆的一年多时间里，参与了《鲁迅小说选》、《鲁迅杂文选》、《鲁迅诗歌散文选》、《鲁迅书信选》的编选工作。他的工作不重要。”
经核实，在“石一歌”工作期间，用余秋雨为名发表的有一篇文章。1973年第3期《学习与批判》（1973年11月出版）上发表《尊孔与卖国之间———从鲁迅对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署名为“秋雨”。
另外，《朝霞》丛刊第一期（1973年5月第1版）300页到318页发表了《鲁迅在广州》一章。这一篇文章是余秋雨独立负责撰写。在《借我一生》里也得到了余秋雨的确认。
另外一件事与《鲁迅传》有关。对“石一歌”清查的当事人回忆证实，12万字的《鲁迅传》初稿完成以后，送给了当时写作组的核心（后为王洪文的政治秘书）肖木，肖木看完以后，向张春桥汇报说，生动不如王士菁（当时的鲁迅研究专家，著有《鲁迅传》），深刻不如姚文元（指姚文元所著《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一书）。张春桥听了以后没有表示任何意见。
“当肖木这个意见传下来以后，我们当时很郁闷。虽然这个时候余秋雨已经离开了‘石一歌’，上调到写作组文艺组，负责联系‘石一歌’。但是领导还是决定由余秋雨来改写，因为余秋雨在写作上有独特的方法。我们高校的老师和理论研究工作者，习惯于引鲁迅的一段话再发挥发挥，这样看就论文不像论文，传记不像传记。余秋雨有一个巧妙的办法，他把鲁迅的思想化成动作和细节，这样一来不就生动了嘛，化来化去，细节和动作多了，这样不就好看了嘛。结果他修改出来的《鲁迅传》，肖木看了以后说很不错。”孙光萱、徐缉熙对记者说。
事实上，从1972年1月到1977年初，“《鲁迅传》写作小组”存在了5年。“《鲁迅传》写作小组”在“写作组”文艺组的指导下，配合全国当时的政治形势需要，以“石一歌”、“石望江”（为“《鲁迅传》写作小组”正式成立前所用笔名，为四个人望黄浦江的谐音）、“丁了”（即稿子定了的谐音）为笔名发表了《学习鲁迅，痛击右倾翻案风》、《投一光辉，使群魔嘴脸毕现》、《不断清除革命队伍中的蛀虫》、《学习鲁迅反复辟斗争的韧性战斗精神》、《坚持古为今用，正确评价法家》等84篇文章。
“《鲁迅传》写作小组”还主编了《鲁迅年谱》和《鲁迅读本》（含《鲁迅小说选》、《鲁迅杂文选》、《鲁迅诗歌散文选》、《鲁迅书信选》等4本，1972年9月，内部出版第一版），撰写了《鲁迅的故事》（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版）、《鲁迅艰苦奋斗的生活片断》（1975年9月第1版）。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上海市委驻原写作组工作组对“石一歌”小组的工作进行了清查，在《关于〈鲁迅传〉小组（石一歌）的清查报告》）中有如下结论：
在“四人帮”的所谓“批儒评法”、“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等一系列阴谋活动中，起到了配合作用，特别是在“四人帮”推行反革命纲领的喧嚣当中，石一歌写了不少文章，流毒很广。《鲁迅传》小组是张春桥、姚文元授意其余党朱永嘉，假借毛主席、周总理号召学习鲁迅的名义搞起来的。
《鲁迅传》在观点上的主要错误是歪曲鲁迅批孔的事迹，把周扬等同志当作了敌人。“四人帮”余党为了配合所谓“批林批孔”的需要，特意下令把《鲁迅传》中鲁迅后期的一章《再捣孔家店》提前抛出。这一章由鲁迅传小组写出初稿，由原系鲁迅组成员后调写作组文艺组的余秋雨同志作了大改。在这一章中，把鲁迅反帝反蒋的一九三四年几乎写成了“批孔年”，文章从鲁迅不同时期、不同内容的四篇文章中，断章摘句地加以拼凑，得出所谓鲁迅总结的关于“尊孔”与“卖国”的规律。在《鲁迅传》最后一章《鞠躬尽瘁》中，也依照“四人帮”的调子，对周扬、夏衍等同志加以不少诬陷不实之词。
另外，该书在材料方面也有不少失实之处，有的主观想象，形而上学，有的粗枝大叶，不作调查。所有这些，和该组受“四人帮”恶劣学风和文风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除上述的错误文章外，未发现政治错误。
写作组的三年半
“写作组”全称为“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上海市革委会成立后，更名为“上海市委写作组”。总部核心是朱永嘉、肖木、王知常，直接受到张春桥、姚文元领导，朱永嘉本人当时为中共上海市委列席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在“写作组”下设文艺组、历史组、经济组、哲学组等。写作组呈金字塔结构，最高一层为朱永嘉、王知常及下设各组组长；第二层为康平路写作组总部成员；第三层为各个组下设组织，也称外围组，仅在文艺组下面，就设有“《鲁迅传》写作小组”、《文艺摘译》编辑部、《朝霞》编辑部等机构。
1973年5月14日，余秋雨调到了位于康平路141号的写作组文艺组。此时，完成《鲁迅传》工作的高义龙（原为《智取威虎山》编剧组成员之一）也回到了写作组文艺组。
据原写作组的徐缉熙说，“余秋雨是写作组惟一从下面正式上调，成为文艺组成员的。”胡锡涛在《余秋雨要不要忏悔》一文中写道，“余秋雨怎么会从外围被选入内围？就在于他才华出众，文笔漂亮，写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文章而深得头儿们的欣赏。”
余秋雨到文艺组参与的第一件工作是为姚文元重写《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这本书做些资料准备工作。据高义龙透露，这些材料分别是《鲁迅揭露批判四条汉子和国防文学的材料》、《四条汉子在鲁迅逝世后攻击和诬蔑鲁迅的材料》、《鲁迅批判孔孟之道的材料》、《鲁迅关于培养文艺队伍的材料》、《鲁迅总结历史经验的材料》，最后一本材料是1974年2月14日印出来的。
“那时候我和余秋雨住在康平路，开会也在那里。”高义龙介绍说，按照组织结构，市委写作组是市委机关的组成部分，“石一歌”是写作组下属的项目组。
据胡锡涛在《余秋雨要不要忏悔》一文中的回忆，写作组没编制，人员多为借调，工资仍在原单位拿。它办的6本杂志，不发稿费或补贴（“文革”期间一律不发稿费），写作大多为任务，文章发表时多数为笔名，等于完全是义工。偶尔用一下真名，还得防止作者“翘尾巴”。写作组的日子过得并不像后来人想象的那样奢侈。据徐缉熙回忆，在康平路的生活其实和在复旦的时候差不多，写稿没有任何稿费，经常工作到深夜，也没有任何物质待遇。如果是熬通宵，也只有两毛钱的夜宵，12点的时候食堂供应点面条。
“当时朱永嘉这样的头儿，惟一的优待就是一碗大米饭，我们吃的都是籼米，因为他胃不好。其他都一样，没有任何物质待遇。”
在徐缉熙的印象中，在写作组时余秋雨写的文章并不多。“有段时间，因为要加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写作组调进了一些又红又专的小青年。这些小青年调到写作组，刚来的时候不知写文章为何物，写出来的文章不像样，后来就让余秋雨修改指导，因为他是文艺组的骨干，写作水平高。这些小青年受文艺组的氛围影响，后来都进了文化圈，成为了著名的写手。”
这一时期，据胡锡涛《余秋雨要不要忏悔》文中介绍，余秋雨有两篇文章尤为重要”，一篇是用笔名“任犊”写的《走出“彼得堡”》，在《朝霞》发表。另外一篇是《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由上海王知常寄给北京《红旗》杂志。
这时，胡锡涛已从上海调到北京《红旗》工作，主管文艺稿件。胡看完文章，感觉良好，转送王洪文之后，没有采用。对这段经历，胡锡涛在文章里写道，“王知常打电话催问我：‘那篇谈鲁迅佚文的文章，你那里不用，我们在《学习与批判》第8期发表’。我说，‘报上去了，可惜不用。你们自己发表算了。任犊是谁’？王说，‘是余秋雨。’我问，‘他现在好吗？’王说，‘他现在是这里的第一号种子选手。但是情绪不稳定，忽高忽低。’”《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最终发表在了《学习与批判》杂志1976年第8期上，后《人民日报》又作了转载。
胡锡涛和王知常在电话里谈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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