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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巨大人流的挤压，使“黄金周”几乎在2000年第一次出现以后，就承受着轻度的质疑。而随着“黄金周”现象一次次出现，质疑的声音也变得越来越大了。今年早些时候，就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黄金周”一窝蜂的休假形式提出改进意见，应该“考虑将黄金周扩展成黄金月甚至黄金季”，以更加合理地利用社会和自然资源，使消费者乘兴而来，满意而归。为此，应当完善带薪休假制度，让人们自己安排休息时间，从根本上改变一窝蜂似的休假方式。
可以预见，取消带有明显人为安排特性的“黄金周长假”，实行带薪休假制度，全国人民集中大旅游的状况会立即改变，平稳增长的旅游、交通客流将会形成，休假的人们将得到更好的服务。然而，这一设想又迅速遭遇了“黄金周不宜取消”的声音。主张“不宜取消”的人认为，黄金周后消费低迷的状况可以通过适当的促销措施得到改变，而带薪休假会增加企业的成本负担，“在一些中小城镇甚至发达城市的小企业，企业为了维持生存或者获得更高的利润，《劳动法》所规定的劳动者每天八小时工作制和每周休息两天都难以得到贯彻”，“在这种情况下再让他们实行带薪假期，就太理想化了”。
更多地看到了“黄金周”的弊病的人，把带薪休假作为“黄金周”的替代，是不增加休假总时间，而只改变休假时间安排方式的方案。这一方案的不周之处正如反对取消“黄金周”的人所说，黄金周长假与带薪休假并不矛盾，“带薪假期与黄金周休假是两个休息权”。尽管如此，主张“黄金周”不宜取消的人士，显然并不主张实行另一个“休息权”，理由则是完全的企业主立场，好像企业主不执行国家法定休息日制度，不是一件需要强制其改变的一种现象，而应当“给予宽大”。就这样，无论主张取消“黄金周”长假，还是反对取消“黄金周”长假，进行着一场纯粹的“经济”争辩。
然而，休假问题并非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更多的闲暇不仅带来新的经济机会，还是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的必然。从根本上讲，带薪休假是一种国家强制劳动力雇佣部门加以执行的社会福利，也是现代社会中劳动者应该得到的一项权利。怎样安排带薪休假的时间，本是个人有能力自主也应当自主的事情。从大方向看，随着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随着社会走向更加人性的轨道，“黄金周”的弊病要减少，不应当是取消“黄金周”，而是降低“黄金周”的“稀缺程度”，即应当考虑增加劳动者的休息时间。
“黄金周”的苦恼，是典型的“发展中的问题”。对时间更多的自主支配，不会有人反对，因而不会有人真正反对“黄金周”长假，但“黄金周”中无处不在的人流确实在消耗着人们的假日期待。对于正在成长的中国来说，让休假成为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生活的“非常时刻”，是解决问题的长远之计。带薪休假哪怕不能立即实现，也不应当是一个遥远的事情。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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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访谈》：十年回望
南方周末 2004…05…06 12：13：56
央视新闻评论部“质量管理体系”的质量方针是：导向正确、传播有效、公众信任、持续创新
□本报见习记者 陈一鸣
●中国电视新闻最早出现批评性报道是在1979年7月，当时的王府井停车场，经常能看到一些公家小汽车带着一些干部家属到王府井百货大楼买东西，这个不易被人注意的现象中透露着问题，而且是最能引起观众共鸣的：隐性特权。
这个节目的记者是张长明（现任央视副台长）和王纪言（现任凤凰卫视中文台台长）。张长明副台长直到现在还对那期节目的许多细节记忆犹新。他回忆当时用了两盒胶片，编了两分多钟，审了两个多月，播出后收到七八十封观众来信。张长明认真地告诉我：这些信他至今还保留着。
自那以后，电视台新闻部成立了评论组并开办了《观察思考》栏目。《观察思考》也曾播出过不少有影响的节目，但始终没有形成规模，而且时起时落。今天看来，原因是当时有些节目超越了社会发展的进程，人们还没有足够的舆论监督的承受能力。
●正常的、有活力的舆论生态，应该有利于培育平衡，培育理性，而这一份理性的平衡应该是从媒体自身开始的。一个文明社会，包括发布舆论的媒体自身所需要的舆论生态环境，都应该是健康的、良性循环的、物种多样性保存良好的。这样的舆论环境才能为社会提供冷静的参考，提供思考的可能和选择的空间，而不是运用一种“强权语言”，罗织为自己观点服务的片断事实。中国的市场在成长，中国人的舆论环境、公民心理都在成长，舆论应该有助于建立判断标准，建立公共秩序，建立健康的心理成长的环境。
在我所经历的十年新闻改革的探索中，有太多的例证用以说明舆论建设是怎样地推进着法律的完善，促动着制度的建设，呼唤着道德的回归，同样多的事实也足以证明，这些进步是怎样形成着一个适宜舆论生长的“绿色舆论生态环境”———毕竟，舆论的力量要通过舆论之外的力量去表达。
（摘自《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孙玉胜著）
中央电视台东门传达室里挂着一个牌子，上书：“找焦点访谈和今日说法的同志，向北走50米，那里有人专门接待。”
向北走50米，有一座面街的白房子，这里是《焦点访谈》公开面向社会的窗口，经常会有很多观众主动来到中央电视台，向《焦点访谈》反映情况，提供新闻线索。
10年来，《焦点访谈》每天“用事实说话”13分钟，盯紧社会生活中的“焦点、热点、难点”，与“舆论监督”的进程紧密相联，推动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民主法治的进程，成为中央电视台收视率仅次于《新闻联播》的栏目，有人形象地称《焦点访谈》为“焦青天”。
《焦点访谈》节目播出十周年之际，每天都会接到热心观众的祝福和问候，每天平均接到电话500余个，电邮1000余封，短信500余条，信函300余封。
作为一个电视栏目，《焦点访谈》曾得到共和国三任总理的题辞和赠言：
1997年12月29日，李鹏总理视察中央电视台时题辞为：“焦点访谈，表扬先进，批评落后，伸张正义。”
1998年10月7日，朱镕基总理专程来到中央电视台与《焦点访谈》的编辑记者座谈，赠言：“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
2003年8月26日，温家宝总理视察中央电视台，在《焦点访谈》演播室赠言：“与祖国同在，与人民同行，与世界同步，与时代同进。”
在愚人节开播
《焦点访谈》的诞生与1994年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并非灵机一动的产物。
谈起《焦点访谈》，中央电视台副总编孙玉胜就像在谈自己的亲生儿子。20年前，孙玉胜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央电视台；10年前他被任命为新成立的新闻评论部主任；而今年2月6日，他被任命为中央数字电视有限公司总裁。
“中国的电视新闻改革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孙玉胜说，“《焦点访谈》的诞生就充分体现出了这个特点，当时中央要求电视新闻要针对社会‘焦点、热点、难点’进行报道，中央电视台就把这个精神落实到了《焦点访谈》身上。”
1992年年底，中央电视台要求孙玉胜负责一个早新闻专栏。看起来这个工作不太可能出彩儿，因为当时中国人还没有早上看电视的习惯。但后来就是这个叫做《东方时空》的早间新闻，引发了中国电视新闻新一轮的改革。
1993年5月1日的早上，《东方时空》开播。该节目一反电视新闻节目严肃拘谨的面孔，话语鲜活幽默、清新随和。
《东方时空》开播后，孙玉胜就开始了不分昼夜连轴转的工作，累得进了院。出院后台里让他把《东方时空》、《观察思考》、《今日世界》三个栏目组合起来，成立一个新的部门，这个新部门也就是后来的新闻评论部；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再创建一个反映“焦点、热点、难点”的栏目，新的栏目将在1994年的3月或4月开播，运作体制按《东方时空》的模式执行，这个栏目就是后来的《焦点访谈》。
孙玉胜对于该部门的设置细节记忆犹新：“央视附近的新兴宾馆二楼的一个小餐厅里，临三环路一侧的小桌旁，我和同事就在这里敲定了新部门格局和制片人人选。在这个冷冷清清的地方确定下来的一切，奠定了《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的基础和雏形。”
1993年12月2日，新闻评论部正式成立。而将要反映“焦点、热点、难点”的栏目，1994年3月初的设想叫做“记者视点”，而台里决定叫“焦点访谈”。可是《东方时空》节目中已经有了一个叫做《焦点时刻》的节目，《焦点时刻》曾播出过这样一则报道：大连中学生乘大客车春游，过铁路路口时与火车相撞，20多人遇难。当时来看，这样的负面报道拿到电视屏幕上是颇费思量的，给观众的印象也很深刻。观众会不会把《焦点时刻》与《焦点访谈》混淆呢？为此孙玉胜曾两次专门找到了杨伟光台长，要求换名，但都受挫而归。这样，“焦点访谈”就叫做“焦点访谈”了。
1994年4月1日19时38分，《焦点访谈》开播，第一期节目由张恒主持，编导戴明，题目是：《’94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