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科长！首长在这里睡觉，你在这里不走吧？我出去一下就来！”
黄达还没有来得及回话，汤成赶紧便轻脚快步地跑了出去。
黄达坐在桌子边，摸出两样刚弄到手的东西：一包美国骆驼牌香烟和一个圆柱式打火机，玩弄了一阵以后，打火机弹着了火，他得意地笑了起来，吸着了一支气味强烈的络驼牌香烟，眯矑着眼，缓缓地喷着灰白色的烟雾。
他拿出红布面的小笔记本子，计算着上面记载的数目字，衔着香烟的口里轻轻地念着：
“一万二，四千五，一万六千五；五千，二万一千五；一千，二万二千五；一百，二万二千六。好家伙！三个大师，十个大团还要多！这下子过瘾！痛快！”
黄达的声音越来越响，说到最后两句，竟然兴奋得把打火机在桌上重重地敲着，仿佛替他的说话打着节拍似的，在每一个字音上敲一下。在他发觉自己的说话和敲击桌子的声音，可能把军长吵醒的时候，敲着打火机的手已经来不及控制，仍旧使最后敲击的一下发出了沉重的响声。
他惊叹着巨大的缴获，又对大声大响没有把军长的睡眠惊醒，感到侥幸，他把舌头长长地伸出来，两只眼睁得又圆又大，做出一种使人可笑而又可怕的怪相。在好一会儿以后，他才恢复安静平常的神态，拿起放在桌边上已经把桌子烧了一点糊斑的香烟，吸着、呼着。
姚月琴的影子在门外晃动子一下，他走到门外，喊住步子急急忙忙的姚月琴，他想离开指挥所的屋子，把替警卫员照护首长的任务转嫁到姚月琴身上。这个屋子太沉寂，已经不象是作战指挥所，军长在沉沉入睡，使他不能发出一点声音，而这个时候的黄达，一方面要各处走动，搜集和子解战后的情况，一方面又有许许多多的话，在心坎里竭力地往外面爬动，使他的喉咙有点儿发痒。
“你刚回来呀？”姚月琴把手里拿着的什么东西赶忙放到衣袋里去，随便地问了一句。
“是呀！你看你两条腿上尽是泥。”黄达跷跷腿说。
姚月琴看看自己的腿脚上沾满了沙土，便跺跺脚转身就走。因为姚月琴的手不住地摸着衣袋，引起了黄达的怀疑，他觉得她的衣袋里可能藏着什么怕人知道的东西，便大声问道：
“袋子里藏的什么东西？”
姚月琴摇动着身子，手探到衣袋里面，抓住里面的东西，笑着说：
“没有什么。”
“一定在战场上发了小洋财！给我看看！缴获要归公的！打埋伏可不行！”黄达故意板着脸孔，仿佛是大人吓唬孩子似的，用警告的口气说。
姚月琴呆楞着，想把袋子里的东西拿出来，但又害怕拿出来。好象做子小偷生怕别人发觉似的，耳根子立即发起热来。
“人家缴公，我也缴公！”姚月琴想了一下，大声地说。
“我不要你的！给我瞧瞧！”黄达伸着手说。
“真的不要我的？”
“什么好东西我没有见过？不要你的！”
姚月琴慢慢吞吞地从袋子里摸出那个怕人知道、怕人拿去的东西。
这件东西包在姚月琴的花格子手帕里。她小心地打开手帕，一个油亮亮的小黑皮套子现了出来。打开小黑皮套子，一个小巧的发着乌光的手枪，躺在她的白白的手心里，发着微微的颤抖。
“哎呀！四寸小手枪！”黄达禁不住地惊叫起来。
黄达这么一声惊叫，使姚月琴越发觉得这个东西的宝贵，在黄达伸过手去的时候，姚月琴连忙缩回手去，跑开两步，把小手枪重新包到花格子手帕里面，放进衣袋，赶忙把衣袋上的钮扣扣好。
“东西真多呀！什么东西都有！民兵、老百姓哪一个不是身背手提大包大捆的？连六、七十岁的葛老在娘都背了一大包袱回来！……你看！多少俘虏！多少枪！多少胜利品！满地都是。我的脚在毛草地里一踢，就踢出了这个小玩意！仗打得真好！黄科长，从前打过这样大的胜仗吗？”
在春天的阳光底下，姚月琴的脸显出被想象不到的胜利所沉醉的样子，酣红、明朗，现出各种各样的得意的表情。眉毛忽然拉长，忽然缩短，两只黑闪闪的眼珠上下左右不停地转动，整个身子好象一棵小树受到微风的吹拂，颤巍巍地抖动着。她的这种仪态，使人一眼看去，就可以感觉到她的心房里，正在荡漾着喜乐洋洋的纤细的波纹。
“没有过！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胜利！我们这个军，全华东，全国都没有打过这么大的胜仗！小姚！你晓得捉了多少俘虏吗？”黄达翘着大拇指，连连地点着脑袋说。
“一万！”姚月琴大胆地估计着说。
“好大的口气！”
“还能有两万吗？”
“两——万？”
黄达把“两”字说得很重，字音拖得很长，好象是对姚月琴这样说：
“你的估计太低了！”
在姚月琴睁圆眼睛惊讶地望着他，询问他到底捉了多少俘虏的时候，黄达故意地不作回答。他坐到门限上面，摸出骆驼牌香烟和圆柱式打火机来，两个手指在打火机的两端向当中一挤，打火机的肚了里冒出了火头，接着，烟雾就在他的嘴边飞扬缭绕起来。
“这也是刚搞到的？”姚月琴感到新奇地问道。
“李仙洲送的！”黄达哼着鼻音得意地说。把打火机赶忙窝在掌心里，给不让他细瞧四寸小手枪的姚月琴一个小小的报复。
胡克、李尧、汤成他们匆匆地回来，每个人提着、抱着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东西。
“小姚！小胡来啦！也不给他看看吗？”黄达歪着脑袋逗趣地说。
姚月琴头一扭跑了开去，一只手紧紧地抓住放着小手枪的衣袋子。
钢盔、皮包、水壶、刺刀、剃胡刀、旅行药箱、旅行收音机、皮帽子、皮手套、罐头等等等等东西，在门口摊了一地。
三个人疲累得很，坐在地上喘息着，抹着额上的汗水。
黄达拿子两个水果罐头，放到一边，说：
“这两个罐头给军长吃！别的拿走！送到总务科去！”
许许多多的人从战场上陆续回来，纷纷嚷嚷地谈论着、喊叫着、哗笑着。
牵着缧马的，扛着、背着这样那样东西的，还有两个人抬的，一个人挑的，车子推的，牲口驮的，……每个人——部队的战士、工作人员，民兵们，年老的、年轻的男女居民们，孩子们，从四面八方的村庄、山谷奔到战地，投入到打扫战场、收集散乱满地的胜利品的热潮。
战事结束以后的战场上沸腾起来。
锣鼓的咚咚声在各个角落里响起，屋顶上站着举着大喇叭筒的人，向村里、村外、田野高声大叫，虽然听不清他们喊的什么，他们声音里的欢乐和愉快的情绪，却是谁也能够感觉得到的。多年没有出现的牛角号的吼啸声出现了，它是那么深沉、粗犷而又具有动人心坎的力量！一听到它，人们便不由地回想起当年抗日游击队打了胜仗以后的欢乐情景。田野里奔驰着的马匹大声嘶啸了，牛也长鸣了，山坡上的羊群波浪起伏的咩咩地鸣声；春天仿佛在大捷以后今天的这个时候，才真正的来到了人间。碧蓝无际的天空里，翱翔着在这儿少见的羽毛光泽多彩的鸣禽，它们发出娇脆的叫声，好象是从远远的海上赶来参与盛会似的。……这些声音和嘹亮的胜利的军号声，汇合在战地的无云的上空，经过微风的播荡，形成了复杂的但又情调和谐的健壮美妙的音乐。
政治委员丁元善和副军长梁波他们回来以后，军长沈振新小睡刚醒，他平静安闲地走到他们面前，彼此都把胜利的愉快，安放在自己的心胸里面，没有发出一点声音来。
黄达打开了两个梨和苹果罐头，放在桌子上。
一大把吃西餐用的刀、叉、汤匙，从胡克手里“吭啷吭啷”地落到桌子上。
“咧！请首长们吃顿西餐大菜！”胡克笑嘻嘻地说。他那敏捷的动作，从容的神态，恰象是一个餐馆里勤快的服务员。“看你那个神气！干过这一行的？”梁波哈哈大笑起来，盯望着抹桌子、擦刀叉的胡克说。
“没干过！西餐，倒吃过三回两回！”本来在首长们面前就不大受拘束的胡克，现在就更是无所约束，眉开眼笑。好象一个天真的孩子，遇到一个什么重大的节日似的，得意到没有任何顾忌地回答说。
“这是你拣得来的？”梁波拿过刀叉瞧看着问道。
“在一个小箱子里，刀、叉、勺子每样十二把。我到沟边去洗手，嘿！小箱子就躺在沟边上等着我！我还没有听说过，打仗缴到这种吃东西的‘武器’！”胡克亮起嗓子，洋洋洒洒地说。
“突围还带这些东西！”丁元善叉起一块梨子笑着说。
“他们还准备回到济南去吃西餐的！做梦不做梦？”梁波望着沈振新笑着说。
“西餐？连大葱煎饼也没有他们吃的！”黄达插进嘴来说。
“一共俘虏多少？”沈振新向黄达问道。
“二万二千六！”黄达随口应答地说。
“你统计过啦？”胡克不相信地问道。
黄达掏出了小本子，把他得到的数目字一一地数说了一遍，睁大眼睛反问道：
“不是两万二千六是多少？足足三个大师，十个大团！嘿！
你嫌多？”
军首长们对这个数目字也不免吃惊起来，互相对望着，他们的心里发出子同样的问话：“真有这么多吗？”
“向各单位再查问查问，弄出个确确实实的数目字，不要再一万多，五千多的！多！多一个也是多！多几百、多一千也是多！我们就是只会估计，不会统计。有统计，也是十个统计九个不准确！”沈振新对黄达说。
“我们科里的人全下去了，我叫他们别的不要管，只管一样：数目字！要全部伤亡、俘虏、缴获三方面的数目字。现在有什么办法？再过三天五天也统计不全！你晓得民兵抓了多少俘虏？缴了多少枪支、弹药、马匹？我这个数目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