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凤绢先生观点颇能代表之前的情况：该文“是反映曹操思想和经历的一篇重要文章，作于建安十五年。当时，曹操‘奉天子以令诸侯’，实际掌握了汉朝政权，并基本上统一了中国北方。就在他为进一步统一全国而作努力时，有人说他将篡汉自立，‘托名汉相，实为汉贼’。为此，他写了这篇令（令，上告下的文书）以*志，并奉还了大部分食邑（让县）。文章用质朴、坦率、沉着的语言直剖胸襟，毫不矫情作态，故读来剀切感人。他说自己起初只想作一个好郡守；世道混乱，便想隐居乡下，读书射猎；后兴兵*董阜，也不想多拥兵马。如此再三说明白己的志向本不广。然后，他历数自己的功绩，历陈古人行事，并以周公自况，申明自己功业虽大，但无代汉自立之心。最后，笔锋转到当前，说‘江湖未静，不可让位’，封地可退，兵权不能放弃，充分显示了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及军事家的过人胆识和非凡气概。”毛泽东主席针对卢弼《三国志集解》给《让县自明本志令》作注对曹操指责一事而写下批语：“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毛主席在《三国志？刘表传》裴注载刘表“杀降”事继续批文说“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毛批对刘表建安五年郊祀天地之事说“做土皇帝，孟德不为”，多次赞美曹操。毛主席大概忽略了曹操屠城的军令和屠城总人数比刘表杀降要更残忍几倍、几十倍乃至上百倍。
近年张作耀先生《曹操传》对该文有深刻而中肯的研究，今引其文以飨读者：自编自导自演增县让县事。据载，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傀儡天子献帝封曹操邑兼四县，食户三万，除原食武平（今河南鹿邑县西北）万户外，又增阳夏（今河南太康）、柘（今河南柘城北）、苦（今河南鹿邑东）三县二万户。让封增封让封是曹操为了获得名誉而惯用的伎俩。但此次“增封让封”比以往有更深更大的意义，它超越了让封本身。形式也不是表彰，而是教令，不是奏上，而是临下。借个由头把该说想说的话说出来，“以分损谤议”。……曹操一生，虽重武事，但也从不轻视舆论。从《明志令》本身完全可以看出，当时认为曹操怀有“不臣”之心的人，不在少数，《明志令》就是针对这种形势而发的。因此，他决定作出回答，以排斥顗议，清除疑虑，《明志令》的主旨在明无篡位之志，以“分损谤议”，放点烟幕，从而以巩固权力，达到稳定政局的目的。再塑自己的形象，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自己的权利大造舆论，《让县自明本志令》里曹操说自己“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这既是真话，又是假话。就其夙志言，曹操在没有完成统一之前并不想在名义上完全代汉而立，做了宰相就是“人臣之极”，所以这是真话。但他实际上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无时不在积极为子孙后代谋，他要做周文王，大事让他子孙去完成。事实证明，他并没有认为当了宰相“意望已过”，而是封魏公、晋魏王，一步一步向皇帝的宝座靠近。所以说这是假话。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何以如此？千古曹操只一人（14）
曹操从历史说到家世，并以周公自喻，反复说明自己绝无异志，然后立即落实在实质问题上，指出要想让自己交出兵权、政权，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何者？诚恐已离兵，为人所祸也。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儿子的封地收下来，自己的封地让出去。曹操之智、诈确实超人一等。其一，权柄的确比邑土重要的多。他深知没有了权力，不仅土地难保，人身恐亦难全。其二，实际上他并没有失掉什么，让出去的土地又以三个儿子的名义得到了。据《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记载，建安十五年十二月曹操发《让县自明本志令》，没几天，次年正月庚辰“天子报：减户五千，分所让三县万五千封三子，植为平原侯，据为范阳侯，豹为饶阳侯，食邑各五千户。”形式上看，曹操让三县二万户，三子受三县一万五千户，减户五千，实际上封子三县均属郡国所在重地，战略地位远较豫州东部一隅三县重要。他借此控制了三地即在幽冀青三州地建起了一道从今山东平原到今河北饶阳、涿州的防线，构成了根据地邺的屏障。所以要这样，曹操自己说得很清楚，就是“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事实是，他在三子封侯得地之后，仍感其地不足卫邺。不久，魏郡地盘便由原来的十五城增加到三十城，直接控制辖区翻了一番，足见让县非其本志也。
诸多历史记载表明，曹操在《明志令》发布的同时和以后，加紧了巩固权力的步伐，扩大直接控制的地盘是其一，诸子封侯以增外援是其二，更重要的一步是用天子的名义命曹丕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为丞相副，此其三。让儿子直接参与控制军政大权，成为仅次于自己地位的政要，用心非常清楚，就是谋为子孙代汉而作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让县明志”，无异于“此地无银三百两”。
笔者与张先生看法不同的一点是“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是借口，为什么这样说呢？国家军队，基本上全都掌握在曹氏一族手里，就算是把政权的文官体系交给刘备掌管，刘备可能下令杀害曹操么？那岂不是立刻导致全国大乱、兵连祸结吗？所以，但凡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不可能那么做。这种说法也就是骗一骗普通老百姓。
红色曹操，实际上是一个塑造古神的运动，曹操的坏处、短处都是小节，都不必也不需谈，那还剩下什么？剩下的只是神迹、神事。当时的研究者可能没有意识到：从当时历史学的理论和体系看，研究者对于曹操（包括秦始皇）和其它帝王在标准、价值判断上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是极为不同的，是偏爱，乃至可说是独厚曹操的，如果说“三千宠爱集一身”可能有些过分，但曹操研究中存在一种红*怀（主要是毛泽东的影响）则是毋庸置疑的。今天，让我们剥去这种历史的偏好，及早还曹操先生一个本来面目，还原一个真实的曹操。
依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我们先得看看大的历史框架中曹操面临的时代背景和家庭背景，也就是俗话说的，先查查他八辈祖宗。
东汉后期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东汉晚期的社会、历史背景是统治集团内部分为宦官集团及其附属的浊流官僚和坚持儒家理想主义的士大夫集团两大阵营，也即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所指出的“东汉中晚之世，其统治阶级可分为两类人群。一为内廷之阉臣。一为外廷之士大夫。”
何以如此？千古曹操只一人（15）
“阉臣之出身大抵为非儒家之寒族，所谓‘乞匄携养’之类。其详未易考见，暂不置论。”宦官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其生理和心理特征与常人有明显的区别。宦官的种种政治行为固然主要受社会因素的制约，但无疑也会受到其心理状态的一定影响。宦官集团的特质实际上是皇权的孽生品，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有人说，搞大政治的人物下面都有两只手（腿），一种是台面上的人物，属冠冕堂皇、道貌岸然系列；另一种则是不上台面的黑手，专门处理脏事干脏活的系列，宦官就是这种人。他们缺乏理想性。宦官背景的特殊性，当宦官的都不是人们所情愿的，大都是无奈而为。而且，宦官出身发达了，可以肯定，他不会再让子孙去接着干，具有不愿复制性，他的子孙必然钻营到文官、武官等官僚系统中。
“主要之士大夫，其出身则大抵为地方豪族，或间以小族。然绝大多数则为儒家之信徒也。职是之故，其为学也，则从师受经，或游学京师，受业于太学之博士。其为人也，则以孝友礼法见称于宗族乡里。然后州郡牧守京师公卿加以征辟，终致通显。故其学为儒家之学，其行自必合儒家之道德标准，即仁孝廉让等是。质言之，小戴记大学一篇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贯之学说，实东汉中晚世士大夫自命为其生活实际之表现。一观后汉书党锢传及有关资料，即可为例证。然则当东汉之季，其士大夫宗经义，而阉宦则尚文辞。士大夫贵仁孝，而阉宦则重智术。盖渊源已异，其衍变所致，自大不相同也。”（《金明馆丛稿初编》41页）
东汉末年政治*，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交汇缠扰。宦官集团因高度影响着皇权（有时甚至实际上掌控、挟持着皇帝），宦官成为最高权力的实际操作者，常常成为指责的对象，更是成为社会的出气筒；士大夫演成清流、清议，掌控了影响力巨大的社会舆论，代表道统，即统治思想及其熏染的士大夫对其合法性的认可程度，士大夫的成员成为政治体系主要构成部分即政统的大部分。清流士人和宦官集团的斗争成为统治集团内部的主要矛盾，主要的*就在二者之间展开，他们实际上像撕破脸、要离婚的夫妻一样，势同水火，士人挟强大的社会舆论，几乎将宦官判定为近于社会公敌的位置；宦官则以多次党锢激烈回应，禁止这些人及其亲属当官。最后的结果，袁绍将宦官尽数扑杀，成为斗争的胜利者。让人意外的是，几乎就在同时，第三者——西州军阀董卓闯进来，攫取了斗争的果实，后二者间又大打出手，使大汉帝国走到了分崩离析的地步。
曹操就是在这一背景中出生、成长和发展的。
曹操祖先可追查的，他们家族中自称的远祖说法有说黄帝的，有说舜帝的，曹操自称周文王之后，有说是汉相曹参之后的，等等。比较靠谱的只能追查到其曾祖父曹节（实际上应是萌字，与繁体字節形近而误），可称之为贫农，曹家当皇帝后，美其名曰处士。其祖父曹腾，排行老四，入宫当了宦官，《后汉书？宦者传》“腾用事省闼三十余年，奉事四帝，未尝有过。其所进达，皆海内名人，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