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静静盯视这光秃秃平滑滑的四面不锈钢壁的时间里，我不由想起小时在电影上看到的福迪尼奇迹。此人被人用绳索和铁链五花大绑地塞进一个大衣箱中，又在外面缠了好多道铁链，连同箱子将其从尼亚加拉瀑布上头推落下来，或者投入北冰洋冻成冰块。我缓缓做了个深呼吸，将自己的处境同福迪尼的处境冷静地加以比较。身体未遭束缚这点我倒是得天独厚，但不明所以然却使我被动。
仔细想来，别说所以然，就连电梯是停是动都不得而知。我咳嗽了一声。这声咳嗽也有点奇怪。因为不像是咳嗽应有的声音——没有立体感，犹如一把软糊糊的泥巴甩在平板板的水泥壁上。无论如何我都不认为是自己身体发出的动静。出于慎重，我又咳嗽一声，结果同样。于是我灰心丧气，不再咳嗽。
我以静止不动的姿势呆呆仁立了相当长的时间。门却怎么等也不开。我和电梯好像一幅题为《我和电梯》的静物画一样凝然不动。我有点不安起来。
说不定电梯出了故障，或者电梯操纵员——假定某处存在一个负责此项工作之人——把我身陷此箱一事忘到九霄云外也未可知。我这一存在时常被人忘记。不管怎样，其后果都是我被封闭在这不锈钢密室之中。我侧耳倾听，不闻任何声息。又把耳朵紧紧贴在不锈钢壁上试了试，还是无声可闻。惟有耳的轮廓徒劳地印在壁上。电梯俨然一架式样特殊的高效消音金属箱。我打口哨吹了吹《少年丹尼》，出来的声音像一只患肺炎的狗的喘息。
我只好靠在电梯壁上，决定通过数点衣袋里的零币来消磨时间。当然，对从事我这种职业的人来说，消磨时间也是一项重要训练，就像拳击运动员总是手握橡皮球一样。就是说，这并非单纯意义上的消磨时间。只有通过动作的反复，才有可能将个别倾向化为习惯。
总之，平时我总是注意在衣袋里留有相当数目的零币。右侧衣袋里放一百元①和五百元的，左侧放五十元和十元的。一元和五元零币原则上放进裤子的后袋，不用于计算。于是我将两手插入左右两只衣袋，右手数一百元和五百元的，左手点五十元和十元的，二者并行不悖。（①指日元。一万日元约合700元人民币（1999年6月）。）
没做过这种计算的人恐怕难以想象，起始阶段还是颇有难度的。因为大脑的右半球和左半球要分别进行完全不同的计算，最后像吻合切开的西瓜一样将两组数字合在一起。而这是非常复杂的，如果不习惯的话。
至于是否真的要将大脑左右两半球分开使用，这点我也说不清楚。若是脑生理学专家，也许采用更为特殊的说法。但我一来不是脑生理学专家，二来实际计算中确实觉得是将大脑的左右两半球分开使用来着。就计算完后的疲劳感来说，也好像在质上与进行一般计算后的疲劳感大为不同。因此作为权宜之计，我暂且认为自己以脑的右半球计算右边的衣袋，左半球则在计算左边的衣袋。
总的说来，我这人对世上种种事象、事物和存在恐怕都习惯做权宜式考虑。这并非因为我属于权宜式性格——当然我承认自己有几分这样的倾向——而是因为我发现对于世上大多数情况，较之正统式解释方法，采用权宜式把握方式更能接近事物的本质。
譬如，即使我们把地球视为一个咖啡桌而不看做是球状体，在日常生活这个层次上又有多少不便之处呢？诚然，这是个相当极端的例子，并不是说对任何事情都可以如此随心所欲地妄加变通。只是，将地球视为巨大咖啡桌的权宜式观点，事实上势必一举排除因地球是球状体而产生的诸多繁琐问题——例如引力、日期变更线和赤道等无关紧要的事项。对于过普普通通生活的人来说，非与赤道等问题纠缠在一起的时候一生中又能有几次呢！
由此之故，我便尽可能从权宜式角度来观察事物。我的看法是：世界这东西委实含有各种各样的简言之即无限的可能性，惟其如此才得以成立。而对可能性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则是由构成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人来决定的。所谓世界，便是由浓缩的可能性制成的咖啡桌。
话又说回来，用右手和左手同时进行两种截然有别的计算决非轻而易举之事。我也是花了好长时间才精通此术的。一旦精通之后，换句话说也就是掌握其诀窍之后，这一能力便不至于轻易得而复失。这同会骑自行车会游泳是同一道理。当然不是说无需练习。惟有通过不断练习能力才会提高，方式才会更新。正因如此，我才总是注意在衣袋里揣上零币，一有时间就计算不止。
此时，我的衣袋中有：五百元硬币3枚，一百元硬币18枚，五十元的7枚，十元的16枚，合计金额3810元。计算起来毫不费事。如此程度，比数手指还要简单。我心满意足地靠着不锈钢壁，眼望正面的门。门依然无动于衷。
我不知道电梯门何以这么久都不打开。路经沉吟，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机器故障之说和操纵人员疏忽之说及其忘却我的存在这两种可能性即使基本排除也未尝不可。因为这不现实。当然我不是说机器故障和操纵人员疏忽的情况实际上不能发生。相反，我清楚地知道现实生活中这种意外发生确很频繁。我想说的是，在特殊的现实当中——当然是指在这种滑溜溜傻乎乎的电梯里边——不妨将非特殊性作为逆论式特殊性姑且排除在外。在机械维修方面疏忽大意之人或把来访者关进电梯后便忘记操作程序的马虎人如何会制作出如此考究的离奇电梯呢？
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此事绝无可能。
迄今为止，他们一直十二分地神经质，十二分地小心翼翼谨小慎微。事无巨细，他们一律不肯放过，仿佛每走一步都要用尺子测量一下。一进楼门我便被两个卫士拦住，问我找谁，然后核对预约来访者名单，查看驾驶证，用中央电脑确认身份，又用金属探测器全身深了一遍，这才把我推进电梯。即使参观造币局也不会受到如此严密的检查。而我现在却落到这般地步。无论如何都很难认为他们的小心谨慎现在会突然丧失。
这样一来，剩下的可能性便是他们有意使我身陷此境。大概他们不想让我察觉电梯的运行，所以才开得如此徐缓，以至我无法判断是上升还是下降。甚至装有摄像机都有可能。门口警卫室里监视荧屏一字排开，其中一个映出电梯里的光景——果真如此也无足为奇。由于百无聊赖，我很想找一找摄像机的镜头。但转念一想，即使找到于我也毫无益处。恐怕只能促使对方提高警惕，进而更加缓慢地操纵电梯。我可不愿意触此霉头，本来都已误了约会时间。
归终，我只能无所事事地悠然呆着不动。我是为了完成正当任务才来这里的。用不着胆怯，也无需紧张。
我背靠墙壁，两手插入衣袋，再次计算零币。3750元。转眼算毕，毫不费事。
3750元？
计算有误。
某处出了差错。
我感到手心沁出汗来。衣袋里的零币居然算错，最近三年可是从未有过，一次也没有过。无论如何这都是个不好的征兆。趁这不好的征兆尚未作为实实在在的灾难出现，我必须彻底收复失地。
我闭上眼睛，像洗眼镜片一样将左右两半球大脑清洗一空。随后将双手从衣袋掏出，张开手心，让汗水蒸发。我像《瓦劳克》电影中面对甘·费特时的亨利·方达那样干净利落地做完这些准备工作。我特别喜欢《瓦劳克》这部影片，尽管这并无所谓。
确认左右手心完全干爽以后，我重新插进两个衣袋，开始计算第三遍。如果第三遍计算的结果同前两次中的某一次结果相符，那么就不存在问题。任何人都有出错的时候。在特殊情况下，人人都会变得神经质，同时也必须承认多少有点过于自信。我的初步性错误便是由此造成的。总之我要得出准确的数字，也只有这样才能纠正错误。不料在我着手纠正之前，电梯门开了。开得毫无前兆毫无声响，倏地分往两侧。
由于精神仍然集中在衣袋中的零币上面，一开始我未能及时意识到门已打开。或者准确地说来，虽然目睹门已打开，但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这一状况的具体含义。无需说，门开意味着被剥夺了连续性的两个空间因此而连为一体，同时也意味我所乘的电梯到达了目的地。
我停止衣袋中手指的动作，往门外看去。门外是走廊，走廊里立着一个女郎。女郎年轻体胖，身穿粉红色西服套裙，脚上是粉红色高跟鞋。套裙手工精良，光鲜流畅。她的脸庞也同样光鲜可人。女郎确认似的对我端视良久，然后猛然点了下头，意思像是说这边来。我于是不再数钱，双手从衣袋掏出，走出电梯。刚一走出，电梯门便急不可耐地在我身后合上。
我站在走廊里四下巡视，没有发现任何可以暗示我此刻处境的东西。我能明白的仅仅是此乃楼内走廊这一点。而这点连小学生都一清二楚。
一言以蔽之，这是座内部装修得异常平滑的大厦。正如刚才乘的电梯，所用材料倒是高级，只是滑溜溜的没有抓手。地板是打磨得光可鉴人的大理石，墙壁白里透黄，犹如我每天早上吃的黄油酥饼、走廊两侧排列着结实厚重的木门，上面分别带有标明房间号码的铁牌。房号颠三倒四，混乱不堪。“936”的旁边是“1213”，再往下又成了“26”。如此乱七八糟的房间排编顺序真是见所未见。显然其中出了什么问题。
女郎几乎不言不语。朝我说了句“这边请”，但那只是口形做如此变化，并未出声。我从事此项工作之前曾参加过两个月的读唇术讲习班，因而好歹得以理解她表达的意思。起始我有些怀疑是不是自家耳朵失灵、电梯无声，咳嗽和口哨又声不像声，弄得我在音响面前全然没了主见。
我试着咳嗽一声。其声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