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夏日的一个星期天，丁玲住在颐和园云松巢写文章，到颐和园划船的毛泽东听说丁玲在颐和园后，在罗瑞卿的陪同下，到云松巢看望了丁玲。
毛泽东去世后，丁玲总是想着主席对她的恩泽，至于她后来所遭受的磨难，她从没怨恨过。对丁玲来讲，毛泽东是她精神上的导师、信仰上的领袖。毛泽东的“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的过错，同他一生中为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相比，应该有孰轻孰重的掂量。
20世纪80年代，被平反昭雪后的丁玲，因积极宣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文艺方针，又被一些过不得安稳日子的人戴上了“红衣主教”和“极左棍子”的帽子。十多年的人生灾难，没能改变丁玲什么，她依然我行我素。
当“极左”盛行时，丁玲是“右派分子”，当“右”的东西吃香时，她又成了“左派”。
但无论如何，丁玲的直爽性格使她始终“在天上飞来飞去”，沈从文对丁玲做出的这个评语是中肯的。这两位在患难中结交的朋友，从解放前的拔刀相助，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相互要好，再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最终决裂，实在让人唏嘘。历史的强力意志同个人的道德意志肉搏之时，个人的牺牲是必然的。
丁玲是位女性，是位女作家，是位女政治家。人们对待女性的态度总是宽容的，历史总是给予她们最厚道的待遇。
张爱玲，在23岁写下《沉香屑》；丁玲，在23岁写出《莎菲女士的日记》，她们继而被刻录在历史的唱片上，不论过多久，一旦这声音在空气里悠悠地转过身，依然动听悦耳、神采飞扬。《丁玲全集》的出版，更使她的艺术生命获得了永恒。
不过，历史终归是自私且虚荣的，它只能为她“独辟一番境地”，却不能容忍她搅乱历史的惯有逻辑，颠覆它诡谲的运行。她们由蜡水烧成的翅膀，只够在有限的高度摆弄风姿，一旦生出接近太阳的妄想，翅膀便被雄性特征明显的阳光一竿子打掉了。
1986年3月4日，82岁高龄的丁玲在北京逝世。她说“她已成佛了”，此时，她的家位于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2号，这也是丁玲在北京住过的最后一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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