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感受到了天大的侮辱，脖子上的神经性顽癣也因受到刺激发作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的警卫秘书有时到她的房间里聊一会儿天。但这位秘书有个心胸狭窄的爱人，在个别好事者的挑唆下，大闹一场，气得宋庆龄从此后立下规矩，任何男人不得进她的二楼卧室。
“文革”期间，宋庆龄最为信任的朋友，在上海担任副市长的金仲华被迫害致死，这给她带来极大愤懑和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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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无从复制的风华（5）
1966年8月，一些无知的人把宋庆龄父母的坟墓掘开砸烂了。宋庆龄得到消息后，气得双手颤抖，手脚发麻，她悲愤地说：“每个人都是父母生的，父母生了子女，到了子女这一辈，父母的尸骨被人挖掉，真使人心痛啊。”她讲着讲着泪流满面。
虽然父母的墓在周恩来的关心过问下，得以修复，但这次掘墓给宋庆龄带来的刺激和伤害不可能被痛快地埋进土里，而是同脖子上的神经性顽癣一样地长在了心房的房壁上。
1981年5月29日，八十八岁高龄的宋庆龄在后海北沿46号寓所逝世。
宋庆龄故居大院每天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被缓缓降下。这面仅小于天安门广场一号国旗一个号，与新华门前的二号国旗一个规格的共和国国旗，在这里随宋庆龄飘扬了十八年。
在一个人的居家院中，悬挂国旗，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除了宋庆龄，别无它例，这是一个国家给予她的至高无上的荣誉！
七
从宋庆龄故居西旁门出来，已是傍晚时分，顺着后海沿马路一路南行，不知不觉就到了前海的酒吧一条街。光怪陆离的灯光，嘈杂刺耳的音乐，使白天还安安静静的湖面瞬间摇头甩尾地咆哮起来，俨然成了一个叮咣作响的大酒缸。就在酒缸沿上，新建了几座富丽堂皇的四合院。朋友对我说，这是为当今的“贵族”们量身打造的，价格不菲，贵的要上亿。
“贵族”？难道只要坐宝马、开奔驰，天天出入五星级大酒店，手里有着花不完的钱，就是贵族？
真是社会越是缺什么，就有人越是吆喝什么！要是连他们都贵族了，那宋庆龄这样的人该被划入哪个阶层？
想到这儿，禁不住噗哧一声笑出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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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玲—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1）
北京的胡同是老百姓们一砖一瓦垒起来的，因此，骨气铮铮的胡同，宁愿流作一条汩汩的下水道，也不愿变成一道贴金砖的巍峨长城；宁愿光着脚拎酒壶串走各家各户，也不愿黄袍马褂高坐庙宇之端。
然而，当旧时北京的烧酒胡同矜贵地改称为韶九胡同，内府库胡同讨好地变名为纳福胡同，贤孝牌胡同被矫情地唤作先晓胡同，这些胡同，便一个个无不由新奇沦为平庸；由活泼流为俗气。过去与百姓居家过日子贴心相处，随处可刮起市井民风的劈柴胡同，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改成今天的辟才胡同了。
一
1924年夏日的一天，初到北京的丁玲，与曹孟君一起住进了西城劈柴胡同的一个补习学校的宿舍里，这年她刚刚二十岁。
北京的天，蓝得有些刺眼，白云像老百姓晾在院里的一床床白棉絮，在空中一耸一耸地挪动，骆驼三五成群，穿过古城的街巷胡同，撇下零散而不成气候的铜铃声。
丁玲的同室好友曹孟君正在与左恭谈恋爱，左恭与胡也频同住在一个公寓里。跟着曹孟君去左恭住处串门的丁玲，就此认识了胡也频。
两年后，他们在沙滩银闸公寓同居了。
这是一处极其简陋的学生公寓，三合房，长长的。丁玲除了每天在家读书，也隔三差五地去北京大学听听课。在此之前，他们曾在西山脚下碧云寺附近的一个山村里居住过，靠丁玲母亲每月从湖南老家寄的二十元钱维持生活。
这时的丁玲，追求生活解放、个性自由，是标准的社会愤青。她认为一对青年男女，只要真心相爱，两个人搬到一起住不就得了，用不着托媒人、下彩礼、进教堂、大红灯笼高高挂，甚至连婚姻登记都多余。
丁玲虽然没赶上五四运动，但她的一些思想，显然比五四时期的一些革命者更激进。受五四运动的感召，性情激昂的丁玲，于1922年入陈独秀办的上海平民女子学校。1923年就读了上海大学中文系。1924年来到北京。
胡也频，原名胡崇轩，福州人，1903年出生，1921年入天津大沽口海军预备学校，1922年因学校停办来到北京，与项拙、荆有麟为《京报》合编副刊，从1926年起，开始用胡也频的笔名发表作品。
丁玲后来在文章中，把胡也频比作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是有着最完美的品质的人，“比起那些光滑的烧料玻璃珠子，不知高到什么地方去”。
从1926年10月起，胡也频的稿子有了出路，每月能收到二十元稿费。到这时，这两个青年组成的小家庭，总算有了生活来源，结束了吃上顿没下顿、靠亲友接济的困顿生活。
二
1927年秋天，丁玲与胡也频搬到了北京沙滩汉花园公寓二楼10号，与他们同住一个宿舍的还有沈从文、戴望舒。
那是一栋极不相称的“口”字形的小楼，从走廊里走进去便是天井。虽说这里的条件比银闸公寓好多了，但室内除了一张硬木板床和一张桌子外，没有更多的陈设，四周墙上还糊了许多报纸。就是在这样一个简陋的居室环境中，丁玲开始了她的小说创作。她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梦珂》脱稿后，以“丁玲”为笔名寄往上海《小说月报》。主编叶圣陶对《梦珂》极为欣赏，小说发表在当年12月10日的《小说月报》18卷12号上。
同年冬天，丁玲完成了她的第二篇短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
《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背叛封建礼教，怀着对个性解放的憧憬，对纯真爱情的追求，大胆走出家门。但是，在大革命失败的阴霾下，她的理想只能走向幻灭。
沈从文在《记胡也频》一文中说道：“我们是住过同一公寓的，在景山东街一个住宅里，我们也住在同一公寓里，到后来在汉园公寓，仍然又一同住到那个公寓的楼上……。那个时候，《梦珂》初稿已常常有一页两页摆在一小写字桌上，间或为熟人看到了，问这是谁的文章，打量拿到手看看时，照例这女作家一句话不说，脸儿红红的，轻轻地喊着‘唉、唉，这可不行’！就把那几张草稿抢去，藏到她自己那个装点信件一类的抽屉里面去了。若是好奇一点，无意地问着‘这莫非是想作第二个冰心的人写的’？那一面一定将说‘没有的事，文章自然是你们男子做得事，女人哪里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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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玲—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2）
可这丁玲，难道真是甘于把这已有女子做出名堂来的事，全权交由男子兴风作浪？
《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发表，给沉寂已久的女性文坛，投入了一颗重磅炮弹。评论家认为，丁玲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继冰心、庐隐等人之后最为出色的女性作家。丁玲一举成名。
尽管丁玲自始至终一生都不承认，她就是莎菲，但在莎菲的身上，人们还是可以看到青年时代丁玲的些许影子。
丁玲原名蒋伟，字冰之，湖南临澧县黑胡子冲人，1904年10月生于湖南常德县外婆家。据说，丁玲之祖是临澧显赫的地主大家族，自清代中叶起，每代都有人在朝廷或地方为官，拥有良田万顷，豪宅数千幢，是名噪两个多世纪的全国四大家族之一。
父亲蒋保黔，清末秀才，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在乡里行医散药。母亲余曼贞在丈夫去世后，改名蒋胜眉。这位出生在封建世家，受过新文化熏陶的女性，具有鲜明的民主革命思想，曾创办平民女子工读教育会。丁玲四岁时，父亲早逝，家道因此败落。次年，丁玲随母亲移居常德舅父家。丁玲十八岁之前，都是跟随母亲生活，并接受新式文化教育。
丁玲十八岁那年，决定与三舅父的大表哥解除由外婆“太守夫人”指定的婚约，三舅父百般阻挠，丁玲一气之下写信给报社，揭露三舅父霸道的“豪绅”作风，舅父迫于舆论的压力，不得不解除儿子与外甥女的婚约。
三
丁玲是在1924年到北京时，经胡也频介绍才认识沈从文的。沈从文的第一篇作品就发表在胡也频办的《民众文艺周刊》上，此后两人成为莫逆之交。沈从文1923年初到北京时年纪与丁玲差不多大，又都是湖南老乡，只是沈从文所受的教育与丁玲截然不同，他很小年纪便在湘西土著军营里混饭吃了。
1927年，大革命失败和“马日事变”后，丁玲急切地希望离开北京，回到南方去，她恨北京，恨这一潭绝望的死水。
1928年，丁玲、胡也频、沈从文三人相继离开北京来到上海。在胡也频、丁玲正式结为夫妇，并成为左翼文艺人士之后，作为自由作家的沈从文，仍然与他们保有深切的感情。
1931年1月17日，已经成为共产党员的胡也频在上海被捕。接到胡也频从监狱中带出来的便条后，正在武汉大学任教到上海度寒假的沈从文，便与丁玲、李达等一起开始了多方营救。沈从文先是拿着胡适的亲笔信，去南京找到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因蔡元培无能为力，沈从文无功而返。
回到上海后，胡也频第二次从关押处带出信来，说他已被引渡到了公安局，不久将会被移送到龙华警备司令部，而事实果真如此。经过多次努力，丁玲和沈从文最终赶到南京，在左恭的帮助下，由沈从文先去见国民党###长陈立夫，陈立夫提出来，如果胡也频保释后，能够同意住在南京，他可以想想办法。沈从文把这一结果告诉丁玲，丁玲坚决地说：“这办不到，也频不会同意这样做！”于是，他们没有再去见陈立夫，于当天晚上搭火车离开南京。也就是在这天晚上，胡也频与“左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