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殉身不忍旧学亡（2）
然而，当王国维清醒过来才发现，如今的《时务报》不仅没有主笔，原来聚集在报馆内的一批俊杰也都早已离去，更没有见到他仰慕已久的维新领袖梁启超，他们直至二十多年后才在清华园里会面。
王国维一边在《时务报》打工，一边在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读书。
东文学社学制三年，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日语专门学校，具备了后来外语专科学校的雏形。这个学社的开办，一定程度上适应了那时不能负笈出洋的学子渴望学习外语的需要，并为稍后中国学生大批东渡日本留学着了先鞭。
尽管王国维为边工边读忙得晕头转向，但他的视觉器官并没有萎缩，他非常清楚地看到清廷的危机四伏、社会的百孔千疮，不是说变就变得了的。此时的王国维主张脚踏实地、少说多做，并提醒一班青年志士：不要什么事情都寄托在光绪帝的“变法”上，也不要幻想一纸诏书中国就从此由弱变强，比如兴办教育，就不必坐等朝廷，下面就可以有所作为。
可是王国维的思想在没有被验证之前，就像浮雕的美感一样，只能存活在缝隙和褶层之中，因为没有时代之光的辐射而更加扁平。
在这段身心的低迷期，王国维迷上了文哲之学。三个月后，皇帝被慈禧软禁，谭嗣同等“六君子”被砍头。曾给王国维那一代人带来过希望的“维新变法”，像一座建在暴风雨里的茅草屋，即便能咬牙扛住风雨，也免不了被雷电劈中，在大雨中烧个干净。
三
1900年，王国维在罗振玉的资助下赴日修数理之学，后因养病而回到海宁。
王国维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最早醒来的知识分子。他早已懂得，单凭引用西方的科学技术，不足以拯救这个病入膏肓的民族。到外国求学，他把目光盯在了西方的人文科学，试图引西方哲人的智慧之水，将中国破落的思想殿堂冲刷干净。
王国维的学问，主要是通过私塾和课外自学打下了经史基础；到上海后，就读东文学社，为其后的“独学”打下了外语基础。他毕生的学术成就，则几乎完全是从“独学”中获得的。
正是这有些落寞的“独”，使王国维更清醒地悟到西方的伦理并不能给中国人以解脱“苦痛”的妙方，在资本主义世界的苍蝇拍下，所谓“平等”、所谓“博爱”的理想不过是躲躲藏藏、鬼鬼祟祟的小可怜虫。
王国维与他同时代的严复、辜鸿铭等人，之所以由“变法维新”一变为“复古倒退”，由极端推崇“西洋学术”一变而倡导“东方文明”，这种前后自相矛盾的变化，其原因就在这里。王国维不愿充当“假洋鬼子”，他一生都拖着长长的辫子，因为他对西方文化的障眼术早已了然于心。“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治疗长在中国传统文化身上的毒瘤，只能以“毒”攻毒。
“人行道上，人群杂沓，十分拥挤，人流或急或缓向四面八方涌去，有几股人流推挤出几条通道，就同无家可归的野狗那样肮脏可厌，像乞丐那样盲目又无理性，这里是一群中国人，在当今那繁荣兴旺的景象中我又看到了他们，他们走路的方式从容不迫，在人群嘈杂中，孤身自立，可以说，既不幸福，也不悲戚，更无好奇之心，向前走去又像是没有往前走，没有向前去的意志，不过是不往那边走而从这里过就是了，他们既是单一孤立的，处在人群之中对他们来说又从来不是孤立的，他们身在众人之中又永远是孑然自处。”这是玛格丽特杜拉斯在《情人》当中对她所理解的中国人的描述。
这段描写，和那个年代的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是吻合的：没有信仰的光芒涂在脸上、没有生活的欲望在眼睛里亮着，只有鸦片和烟叶才能促使他们的面目表情发生一点微妙的改变。
于是针对当时中国赌博成风、鸦片泛滥的社会颓败现象，王国维在《去毒篇》里调出了一剂解药—宗教与美术。他认为国民患病的原因，于国家，在于不修政治及教育不够普及；于国民，主要是其精神痛苦、空虚除鸦片以外，没有可以慰藉的东西。而国民自身的原因又占主要方面，若不解决这一问题，即便把全国的罂粟种全部烧掉，斩断了印度、南洋的运毒通道，也还是不能改变其民众的委靡。因此，要根除毒患，除修明政治、大兴教育以提高国民文化和道德素质外，尤其要注意国民之感情。宗教与美术。前者适于下层社会，后者适于上流社会；宗教可以给国民希望，美术可供国民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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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殉身不忍旧学亡（3）
“以宗教代鸦片”，于王国维而言，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他个人本来就不信任宗教。只是当时的中国人不可能得到良好的教育。至于美术，包括雕塑、绘画、音乐、文学等，尤其是文学，能给人心灵上的慰藉，所以可以作为他们的“宗教”。
王国维对文学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有着独到的见解，他斥责以文学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乃是对文学神圣的亵渎。他认为大文学家在精神领域的位置高于政治家：“生一百个政治家，不如生一个文学家！”他痛切地感到，在重政轻文，只求当世之用的功利驱使下，文学家无不成了俯首听命、唯唯诺诺的拍马屁的能人。
可是，他不是鲁迅，并不是他灵魂的痛苦之深不及鲁迅，而是他生就了和鲁迅截然不同的生命气质。他们其中一个在不同凡响的痛苦中走向了尼采的超人哲学，另一个在自虐自责的痛苦中没入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意志哲学。对于王国维来说，他手持最锋利的解剖刀、身边放置着最精妙的治疗仪器，可他却在为病人手术时迟疑、犹豫，甚至害怕得双手颤抖。他对时代提出的建议，只能是“建议”而已，他不可能将这“建议”转化为暴风骤雨的“干涉”式的行动。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鲁迅是幸福的，在那个时代中，他是无数人的导师、领袖和启蒙者，时代特意为他留出登高一呼、一呼百应的位置，给他一吐胸中不平之块垒的机会，可王国维只能像一只见不得光的地鼠，朝着自己的内心越来越黑暗的深处挖洞，最后千疮百孔的心坍塌了，成了安置自己的坟冢。
四
可他毕竟放不下眼前的花花世界，在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人间”二字贯穿于文章的始终。《人间词话》甲稿61首，人间字18个；乙稿43首，人间字12个；迄于1908年所填111首词中，共有33个“人间”。王国维的词起于人间，最后又中止于人间。
只是王国维笔端的人间是地狱，而非天堂。即使是大观园里的歌舞升平，也只是一个虚而又虚、玄之又玄的骗局。
除了对“人间”愁肠百转的痴情，王国维还对“天才”的概念有着特殊情结。
王国维眼中的“天才”有着两层含义：首先，“天才”是具备审美能力和艺术技能的人，他们并不用势利眼来打量世界，而以审美目光来观物，“人类之言语动作，悲欢啼笑，孰非美之对象乎？”王国维还将“天才”奉为卓绝大师的代名词。譬如在中国文学史上，王国维就以为：“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学问，帅之以德性，始能产真正之文学。”
如今，“天才”却已经很少能在艺术领域找到接班人了，人们评判一个人是否是“天才”，通常都是以他能在一分钟内记住多少个英语单词、能在五秒钟内做几位数的运算，或者是他在二十岁之前拿到了多少枚奥赛金牌作标准的，人们狂热地推崇这些在理工科方面占尽了造物主便宜的人，因为他们的能力都意味着将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
然而在艺术领域，“天才”已经被“疯子”悉数驱赶出境了。如果人们还会说起艺术界的“天才”，那么等把他的特征描述出来之后，人们一定会发现那简直可以印成一册神经病的病历。人们兴致勃勃地眼瞅着某些艺术家们，推测他们究竟是先割耳朵呢？还是把某只手的手指头一根根切下来，或干脆一斧头把脚掌给剁了，为了不辜负热心观众对自己冠以“天才”的嘉许，至少也得在闹市把衣服扒光一次才算完。他们以如此戏谑的态度去关注艺术家，和那些蹲在街边专门等着看明星八卦新闻的、追腥逐臭的“食尸兽”又有何差别？
当今社会的人通常对古人的人生智慧佩服得五体投地，那么人们就更应该冷静地好好想一想，以古人的才智说来，如果真可以从襁褓里蹦出个现成的“天才”、可以在黄毛小儿当中钻出一个现成的“大师”，那么古人为什么会把王安石的《伤仲永》奉若经典呢？如果“天才”只是所谓的“心算神僧”或是“得奖高人”，那么古人为什么没有将这类人“栽”进史册，而偏偏在陶渊明这类种田人的身上大花笔墨呢？而如果现如今的人们当过去的就过去了，又怎会再将历史书一印再印？
王国维—殉身不忍旧学亡（4）
王国维带着只装有孤独的干粮袋，在人间寂寞地走，他是无比羡慕查拉图斯特拉的，至少查拉图斯特拉的孤独，已经被确定为伟大的、天才的孤独。
五
1906年春，辞去江苏师范学堂教职的王国维第一次来到北京，寄住在罗振玉魏染胡同的家中，并随罗氏入学部供职。不久，王国维父亲病故，他返回家乡为父治丧。翌年三月，王国维回到北京，随罗振玉搬到了宣武门内象来街居住。在罗振玉的引荐下，王国维被派在学部总务司“行走”，继而又当过学部图书馆编译，和“名词馆编修”。从此，王国维算是吃皇粮了，也同时将一只脚迈进了清王朝这口即将入土的棺材里。
1911年的中秋节，“月到东南秋正半”。即便是业已危机四伏的紫禁城，也在女儿红一般浓烈的桂花香中醉沉沉的。
之后，仅隔四天，武昌首义的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