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大帝周身透着降龙伏虎的霸气，他喜欢雄视四方，君临天下的感觉。他坐的龙椅座北面南，其座位之高，使臣工只能仰望而无法平视。这位满面红光、鼻子高挺、留着两撮山羊胡子的皇帝，习惯在身边放两只豹子，使本来就望而生畏的场面，更添几分戾气。缺少胆量的人，见了忽必烈是不敢正眼相望的，碰上皇帝打个喷嚏，朝觐的大臣不是筛糠般的哆嗦，就是尿湿裤子。
元朝至元十二年（1275年），跟随父亲经过三年多长途跋涉，经两河流域经过中亚一带，从意大利威尼斯远道而来的马可·波罗，有幸看到了忽必烈参加大典的热闹场景：元大帝坐在四头大象拉的龙辇上，十万匹骏马列成一排排杀气腾腾的方阵，五千头大象整齐的排列在队列中央，龇牙咧嘴的虎豹蹲立在忽必烈身边，其身后是穿着朝服的文臣和肩披盔甲、手持宝刀的武将。除了站在大帝两侧的皇后、太子、公主外，手握经书的和尚、提着桃木剑的道士，以及来自西洋拿着圣经的传教士，也被赐请到龙辇两旁。
马可·波罗像一堵厚厚的石灰墙横立在那儿，他的心被一只从黄土里钻出来的手死死揪住，根本没有空气挤进去的胸腔却最大限度地膨胀。这个二十来岁的西方小伙子，在1295年回到他的祖国后，写了一本叫《马可·波罗游记》的书，他把在元大都亲眼看到的宫殿、庙宇、街道、观象台、钟楼、城墙、城门、宅院、桥梁、瓷器，以及帝王将相和普通百姓的生活，全方位地收拢在书中。
自负的欧洲人，终于从马可·波罗的书中知道了这样一个强大的帝国，一个神话般的都城。
航海家哥伦布也正是看了这本游记，才扬帆出海，试图寻找东方的天堂，可上帝偏偏戏弄了他一把，使他偏离航向，驶到了美洲大陆。他的航舵在某一时刻心不在焉，欧洲人便莫名其妙地拿起了书写美洲殖民历史的鹅毛笔，世界发展的走势图陡然间波澜汹涌。
马可·波罗这样描述元大都：“整体呈正方形，周长二十四英里，每边为六英里，有一城墙围绕全城，城墙底宽十步，愈向上愈窄，到墙顶，宽不过三步。城墙上全披上苇草编的草席，成为不镶砖的蓑城。城垛全是白色的，城中各条街道都沿一条直线，直达城墙根。外城有十一个城门，北面有两个，东、西、南各三个。在城里的大道两旁有各色各样的店铺，全城建屋所占的地也都是四方形的，并且彼此在一条直线上，每块地都有充分的空间来建造美丽的住宅、庭院和花园，整个城区布局像一块棋盘那样。整个设计的精巧美丽，非语言所能形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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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横空出世的帝王（3）
马可·波罗的游记，使一些保守的欧洲人难以置信，他们认为，这是马可·波罗杜撰出来的神话，“马可·波罗太不诚实了”。
为了马可·波罗不至于死后下地狱，在他临死之前，神父要他在上帝面前忏悔。马可·波罗听后叹出了最后一口气：“上帝呀！你可以作证，我所写的，连我亲眼看到的还不到一半呀！”
他想，为啥把心掏出来两手捧给他们，这些人不领情就罢了，还愣说是个热地瓜呢？
正是马可·波罗的游记，才使我们的世界完整的留下了元大都—这座只在纸页上热闹浮华的都城！
四
至元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晚上，在位三十五年，享年八十岁的一代帝王在大都紫檀殿阖然长逝。忽必烈死后，他的子孙们躺在琼华岛广寒殿他用过的“五山珍御榻”上，喝着从“渎山大玉海”里舀出来的陈年美酒，日夜笙歌燕舞。
好日子过得快，就在大都城建都九十二年，元顺帝招集文武百官，提前筹备大都建成百年庆典之时，小和尚出身的朱元璋麾下的一员猛将徐达，正亲率一支虎狼之师朝大都扑来。几个回合下来，元顺帝抵挡不住，匆忙中，扔下了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和背不走的大都城，带上老婆孩子逃回了蒙古茫茫的草原。
这一年是1368年，从此，这座城市不再叫大都，而改叫“北平”。
朱元璋的儿子燕王朱棣登基后，为了显示他抗击匈奴的决心，他特意把都城由南京迁到北平，以实现其“天子守边”的战略构想。
元大都被朱棣当作前朝的不祥遗物，很快被扫荡干净。一座当时世界上最繁华、最壮观，与罗马、雅典、开罗、耶路撒冷一样著名的都城，像一场下在仲春的不真实的雪，轻而易举地融进了地平线。这时的大都，不再叫北平，又改称北京。
从明朝永乐元年（1403年）起，北京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今天（民国与北京陷落时除外）。忽必烈和元大都留到今天的，除了北海团城里的那只“渎山大玉海”酒缸外，就只有横趴在蓟门桥一带的一段土墙渣子了。
五
在元大都消失了六百三十九年后的一个冬天，我从明光村学院路元大都城垣遗址的南端开始，踏着厚厚的积雪，一路朝土城东端走去。电影学院对面的“蓟门烟树”，花园路口的“元水关遗址”等元朝遗迹，并没有引起我思古之幽情。盯着矗立在小堰河土城绿化广场上的一组忽必烈巡行的雕塑，就像看着一堆刚刚出土的石俑，此时，再没有一匹蒙古战马的嘶鸣可以战栗这老钝的黄土；再没有一头骆驼驮得动元大都那厚重的历史；再没有一只广寒殿的蝙蝠可以看得懂如血的残阳。
如果元大都和她的大汗忽必烈再从元曲里飞出来，已无处歇脚。
袁崇焕—牵引明清两代（1）
古时的北京，有三个砍头行刑的地方：元朝的柴市口（今东城区交道口），明朝的西市（今西城区西四）和清朝的菜市口。每年过了秋分，朝廷就对犯了死罪的囚犯开刀问斩。
杀人是对犯罪者的惩罚，是对尚且无事可犯的人的震慑，更是统治者精心设计、比祭祀还要庄重的一种仪式。
监斩官站在熙熙攘攘的闹市高台上，面无表情地手执令牌，眼睛紧盯着时辰的变化，时辰一到，便把杀人的令箭掷向刽子手。此时的刽子手凶神恶煞般的环顾四周，尔后抡起鬼头大刀，随着寒光一闪、咔嚓一声，人头落地，鲜血喷出一尺多高，一个生命就这样被按部就班地终结了。那些围着里三层外三层的看客，直等到人头被挂上一二十米高的木桩上，拖罪犯的囚车吱吱呀呀地消失在胡同尽头，才意犹未尽地渐渐散去。
看杀人，是人们从老祖宗那里传承下来的一种廉价娱乐方式。那些头脑麻木，生活乏味的观众，可以从被杀者恐惧的眼神、绝望的哀号、痛苦的抽搐中获得瞬间的满足和快感。他们瞪着眼皮肿得鼓鼓的眼睛，青色的眼白像碎玻璃渣子，被行刑者从站在囚笼里直到人头落地，都像踩在钢丝绳上的一出猴戏，大家饶有兴致地瞅着他们指指点点，像仰望一只哆嗦个没完的猴子。
那个时代，被杀者并不一定都是罪犯，那些人当中许多是遭受了冤屈，有些甚至是在后世被载入史册的千古忠良。
元朝时在柴市口遇害的文天祥，明朝时在西市被冤杀的于谦，清朝时在菜市口就义的戊戌六君子，他们当中随便哪位不是顶天立地的栋梁、铮铮铁骨的好汉？然而文天祥、于谦、谭嗣同的死与袁崇焕的死比起来，应当算是幸运的。首先他们死的痛快— 一刀下去脑袋碗口大的一个疤，一了百了，更为重要的是，当他们走到生命尽头之时，他们看到了都城的百姓是如何为自己夹道哭送。老百姓的泪水，是在壮士远行前喝下壮胆的烈酒。为了京师，为了百姓，死得其所。
可明朝蓟辽督师袁崇焕，这位北京的保护神，当他在西四街市的十字路口上被凌迟处死时，没人落泪哭送也罢，在行刑的全程他都尽是领受百姓的唾骂和叫好。“袁崇焕是通敌叛国的头号卖国汉奸！袁崇焕是丧家卖国的大奸贼！”
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1630年9月22日），袁崇焕被明廷以“通虏谋叛”、“擅主和义”、“专戳大帅”、“失误封疆”的罪名处以磔刑，其家产没收入官，兄弟、妻子被流放两千里外的福建。
磔刑，俗称凌迟处死，按大明刑律，磔刑应剐三千六百刀，一刀刀片下去，让犯人短时不会死而活受罪，直到皮肉被片尽，露出筋骨，生命才在极端的痛苦中气力耗尽而死。
据计六奇《明季北略·逮袁崇焕》记载：“时百姓怨恨，争啖其肉。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过。所谓活剐者也”。
老百姓们像一群扎着冲天小辫、穿着开裆裤的黄毛小儿，被统治者撺掇了两下之后，苦大仇深的情绪便如火如荼地烧着了。
当人们聚到一起形成群体，仇恨便成倍地扩张，人群的鼻息将一个“恨”吹成一堆活蹦乱跳的“恨”。此时，唾骂已难平心中之愤，大家干脆争相拿银钱买其肉食之，大家看准了这个苦命人，于是将心头的陈年旧账一同翻出来让袁崇焕付总账。
一个混账的皇帝，一个凶残的刽子手，一群不明是非的糊涂百姓，就这样举重若轻地杀死一位忠臣。
袁崇焕死了，拱卫北京城的长城变成一堆碎砖烂瓦。
袁崇焕死后，京城陷落，崇祯皇帝铣足披发，煤山上的那棵歪脖子树上多出来一条软绵绵、飘忽忽、干巴巴的黑影。
崇祯错杀袁崇焕，是袁崇焕的悲剧，是北京城的悲剧，也是这个皇帝自己的悲剧。崇祯在死前哀叹：“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
这位颇为勤政的皇帝，死前仍不忘把丢掉江山的责任推给他的手下臣子。其实，真正断送大明江山的怎会是他朱由检以外的人，如果硬要拉上几个分担罪责的活羊，那也只能找到万历皇帝头上。
袁崇焕—牵引明清两代（2）
万历朝因为滥杀无辜，误杀了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使努尔哈赤椎牛祭天，含恨起兵。而崇祯错杀袁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