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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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第21期- 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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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的钱,也没有时间陪娇妻,也可能是不“志同道合”,也可能是年龄差距。婚姻的失败一次又一次地伤害了他的感情,使他备受折磨,却也给了他许多灵感,事情总还有另一面。在这里我要补充一点:很多年后,杨阿姨又重新有了自己的家庭,她曾对一位记者讲,我那时年纪太轻,不理解望舒。有了这句话,父亲的在天之灵可以告慰了。
  既然两人分手了,我和大妹自然不能再住下去,便随父亲住进了叶伯伯(灵凤)家,他们家的房子虽好也在山上,但房子却不多,他儿子平时也只能在客厅里搭张帆布床。我们父女三人就在客厅的地毯上,铺一张薄薄的被子,香港不冷,我们睡在上面挺宽敞,挺好。
  这年的春节我们在叶家过的,他们家也没有特别的讲究,除夕那天父亲带着我们两个和叶伯伯到街上看放烟火、放鞭炮,在空巷中溜溜,买点芒果吃。和爸爸在一起不快乐也快乐,我不用提心吊胆怕做错事,挨别人的白眼,那双瞪着的大眼睛似乎有那么多的仇恨。
  父亲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他常拿一个喷雾器对着嘴喷,大口贪婪地吸着喷出来的药水,有时这也起不了作用,他会用麻黄素给自己打针,这是饮鸩止渴,喘不过气来的痛苦使他顾不了这么多了。这样的身体还要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女儿北上,朋友们都为他担心,他不会不知道这有多艰难,但他还是决定北上。他说,不想在香港住下去,决定到北方去,就是死,也要死得光荣一点。
  一九四九年三月我们离开叶家,叶伯伯送我们,我们四人坐在一辆货车的后排位子上,父对叶讲,我还有一千块没拿,算了,没时间了。晚上朋友们来旅馆送别,杨阿姨也带着小妹来了。吃完饭杨阿姨没走,他们和我们一起睡在旅馆集体房间里,陪大妹度过了最后一晚。此时我非常羡慕大妹,我离开上海时,可没这个福分。
  我们乘的一艘欧洲货轮,船上有许多外国船员。一起走的大约有七八个人,其中有一个人从不言笑,大家打牌、聊天他也不参加,只是站在一边,我上大学后有一次去中南海礼堂看戏,在走廊上见到了他,我走上前去说,我认识你,我们一起从香港来北京的。他矢口否认,一副严肃的样子,让我再也问不下去了,但我不会记错,因为他那时候很特别,又和我们相处了一周之长,相信他是中共派来接我们的。
  我们在大沽下船。上船时我穿着裙子,下船就要穿棉袄了。大沽和天津中间还隔着塘沽,不知走到那一段,我们的队伍就狂奔起来,估计天津刚刚解放时局尚未完全平定,我们在那住了一夜,第二天坐上为我们几个人开的专列从天津到北京,而窗外的车站上却挤满了人,你推我搡的。
  到了北京安排我们住在翠明庄,我们住的一套房子是最好的,与同来的卞叔叔相邻,后来马思聪也住在我们旁边。
  自从踏上北京,我俩就成了父亲的附属体了,他到哪里就把我们带到哪里。他先访问朋友茅盾、沈宝基等。沈是在法国与父亲相识的,我们去看沈伯伯,那天是晚上,父亲借着月光熟门熟路的往前走,走到一个门洞,他忽然呼叫走来的人“宝基”!那人一愣:望舒?你不是死了吗?父自人日寇地牢受尽酷刑,朋友都知道,传言他死了也自然。父亲笑着说:“没有。”他引我们走进了家,这是一排三间的正房,养了一屋子的猫,屋里较零乱,但我们经常去。那时的文人,生活就像沈伯伯那样,解放后在党的关怀下,才得以提升。父亲还带我们到一处像庙的地方看花,花已没有,被废弃的庙住进了人,父亲遗憾地说:“本来是有好看的牡丹的。”晚上有时还会去东安市场,刚刚解放的东安市场是很有京味的,市场的周围是一些小铺,有卖肥皂也有卖冰淇淋的,卖什么的都有,市场的中间卖北京的特产冰糖葫芦、蜜饯、酸梅糕、山楂糕,茯苓饼,还有小小的又软又黄的梨和各种北方水果。每个小摊各点一盏小灯,照亮着自己那小小的摊位,乍一进去似乎有点黑,走着走着就不觉得了。摊主穿着中式服装,手里拿着两个铜制的小小的似碗的东西不停地当当地敲着,操着京腔吆喝招徕顾客,那些东西看着非常好看,吸引你买,吃起来也好吃,如今的这些食品可太比不上它们了。父亲很高兴地带我们看北京的别有风味的东西,市场里也有旧书报摊,他也去浏览。
  父亲带我们去得最多的是琉璃厂的旧书店。那里不仅有古旧书籍,还有古旧的字画、砚台、珐琅制品。父亲对一切都有兴趣,当然最爱的还是书,一间又一间的小书店,一排排的书架,密密实实的排在了书里,爸爸胖胖的身子就挤在里面细心地翻看,有时还会到后面的藏书间去翻找。在这里我想补充的是:在上海的家里那些线装书都放在书柜里了。那些洋装书为什么就放在箱子里了?后来我读了他的《巴黎的书摊》我才明白其中的道理。洋书是他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在法国和西班牙时淘来的古书,有一七六五年出版的杜·罗朗思的《伊米兰思》、一七四九年李实版的《山芳年回忆录》、有高克多签名赠给诗人费尔囊·提华的LE GRAND,ECART,高克多亲笔签名给诗人法尔格的初版本OPERA等等,其中
有些书还是孤本。他视其为珍宝,珍藏在书箱里。
  来翠明庄最多来看望我们的是艾青。他们见了面有那么多话讲,他让我父亲写诗,父亲写了四句,也许这四句我爸不认为好,给艾青看过后,就随便地放在了茶几上,记得其中有一句似乎是:红旗高高的挂在山上。我们在那里住了很久从冬天到夏天,北京刚解放百业待兴,文化工作还不可能就绪。父亲将我和妹妹送进了法国人办的孔德中学和托儿所,送进好学校,他才放心,他重视我们的教育。招待所来人催我们搬家,我们确实是住得太久了,一起进去的人陆续的都走了,后来我们搬到了南池子的一个独门独院的中式院子里,据说是马彦祥的办公室,但屋里空无一人,只有办公桌椅,后面那间就是我们住的,也仅有一床一桌一椅和上下两层的壁柜,再后面一间有一个烧着的开水炉。将屋里的窗户打开便是护城河,那时的北京是那么的幽静,柳树、河水、还有飘进屋的清香,有了这一切眼前的简陋似乎并不那么重要了。晚上我和妹妹各睡一层壁柜,半夜她一个翻身掉了下去,掉到了爸爸的身上,爸爸哈哈地笑着,从此,她不再住到柜里。
  第一届文代会召开了。父亲带着我们两个一起住进了前门的留兰香饭店。一个中年男人带着二个孩子来开文代会那是绝无仅有的,大家都很同情他,对我们也十分好,我们也十分乖,文代会期间父亲的情绪昂扬,参加文代会就是对他的信任对他的肯定,住在一起的代表又都是老朋友,再次见面有多少事要叙,他的心情十分好,白天爸爸去参加会议,我们在饭店里玩,代表们开完会回来休息时,我和妹妹拿着小本子,请代表为我们写纪念册。画家就给我们画画留念,我记得有李可染、陆志庠,其他的就记不起来了。这么有意义的一本纪念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我撕了,后来我真是后悔不已,妹妹的那本她还保存至今。吃完晚饭,代表们就去看解放区的文艺节目,每天都有节目。歌剧、话剧、舞蹈足足看了近一个月,会议最后还给各代表发了有大妹那么高的一摞书,爸爸捆好寄给施伯伯,他说要施伯伯也来北京。
  文代会的高潮是毛主席在天坛接见代表,正好那天北京下雨,七月的北京下起雨来也是气势滂沱的。我们在门口等爸爸回来,天渐渐黑了,父亲一身湿透的下了车,兴奋的神色还保留在脸上,他不断地对人说:“太好了,太好了,见到了毛主席。”吃晚饭时他告诉朋友:“今天太高兴了,你看我淋了雨也没犯病,真是太好了。”父亲的气喘病发起来也很吓人的,一声接一声的呼吸声如拉风箱,似乎随时会停下来,记得去逝前就是这样,他去逝后一星期里,他的呼吸声久久萦绕在我的脑子里,挥之不去,但这次他没病,因为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回到了祖国,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写于2005年8月10日


一分钟看月(组诗)
■ 王尔碑
  观  我
  
  人生五分钟
  一分钟看月亮
  三分钟看雾
  最后一分钟,夕阳来了
  
  散  步
  
  十七岁和七十岁散步
  昨天的太阳和今天的太阳散步
  笼中之鸟和天空之鸟散步
  回忆和幻想散步
  高跟鞋和平底鞋在争吵中散步
  
  山  寺
  
  陈妙常换上迷你裙下山去了
  敬香者的热泪打湿了蒲团
  弥勒佛一笑置之
     晒
  
  有人晒黑发晒白发
  有人晒富贵晒沉醉
  有一只鸟儿晒它无声的飞翔
  
  诗
  
  有一首诗
  在黎明的海上,黑的白的波涛里
  尚未写成文字
  
  墓  碑
  
  葬你
  于心之一隅
  我就是你的墓碑了
  
  向日葵
  
  夕阳就要回去
  它感觉很冷。乱石山中
  有一株向日葵灿烂孤独
  
  七棵树
  
  七个朋友.   忘了回家,就这样站着说话   说了几百年说到今天还在说
  
  遗憾说
  
  亿万年鱼的泪晶莹了海
  不要去填
  
  所有的……
     所有的生命不能注释   所有的形容词都是陷阱   所有的精巧意味着艺术的自杀   所有的魅力消逝于灵魂的黄昏   所有的名声后面站着一个问号   所有的高峰给你留下遗憾   所有的流星变成青色白色的鸟儿   所有的大树在风暴中拒绝沉沦
  
  闲
     门院里有一棵树   自由自在地绿   不管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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