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后方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担心什么时候才能被送回国内，并确保自己不会被欺骗。因为我们肯定先来的家伙应该会先被送走。
最后我们终于坐上了飞机。我们的飞机先在雅典着陆。可他们不许我们下飞机，这纯粹就是一种折磨。我们从闷热的飞机里看到雅典那些碧绿的山峰，看着那些有可能是古代遗址或现代建筑的房屋。我们无法分辨出它们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可这些都不要紧，我们只想亲自到那里去游览一番。当然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当中就有人要留在雅典，然后失去音信。这是我们的指挥官必须要考虑到的一个事实。
然后我们抵达了爱尔兰共和国首都都柏林（Dublin）。这次他们允许我们走下飞机，也许是因为机场上有全副武装的工作人员在巡逻。上校在对讲机里命令我们不许到酒吧里去喝酒。这时一个家伙从座位上跳起来，大叫道：“我尊敬的长官，操你的，长官。”当时我也坐在酒吧里，坐在那个家伙后面有三四个座位远的位置上。我要了一杯吉尼斯黑啤酒（Guinness），像喝水一样咕咚一口就喝光了。我逛着机场里的免税店，挑选着白酒、糖果和昂贵的皮革制品。可是我什么也没买。一对爱尔兰老夫妇冲到我面前，老妇人拥抱着我，她的丈夫握了握我的手，对我表示由衷的感谢，还请我喝他的银制酒瓶里的威士忌酒。我被这个场面吓了一跳，我先是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对我表达慷慨和赞美，随即我想起自己刚刚参与了一场战争。我敷衍地谢了谢他们，然后提前上了飞机。
最后我们到达了加利福尼亚州。从圣贝纳迪诺乘车到二十九棵棕榈基地的路程花费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因为在沙漠里的这条公路上有成千上万的美国公民夹道欢迎荣归故里的英雄们。这让我想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纽约城里胜利游行的场面。载着我们驶过高沙漠区的20辆黄色公交车与之相比简直渺小至极。
人们把廉价啤酒、一瓶瓶的廉价白酒、黄色塑料绸带和旗帜扔进车里。偶尔会有陆战队队员把抢着要上来的妇女抬进车里。那女人会向我们微笑，祝贺我们成为英雄。有时她会亲吻几个陆战队队员的脸颊，接受一个陆战队队员送给她的可以夹在衣服上的V形臂章，并且和颜悦色地拒绝陆战队队员们俗气的，甚至是有点儿粗暴的性爱的召唤与建议。但通常这个好心的甚至具有爱国主义情结的，为自己国家而骄傲的女人才会意识到自己是被强行拉到车里的。这时她就会尖叫个不停，直到有个锅盖头礼貌地将她带出缓慢行驶的公交车，让她回到安全的平民世界，才愿意停止尖叫。这种场面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我开始厌倦起来，开始为自己的身份，为强加在自己身上的英雄身份而感到失意。
当我们就要到二十九棵棕榈基地时，克罗克特拉了个越战老兵到我们的车上。这是位坚强的越战退伍军人，很明显多年来一直在这一带的街区奔波，进出于各个越战退伍军人医院。他的两只脚都很脏，连鞋都没有穿。他穿着破破烂烂的牛仔裤和一件褪了色的来历不明的迷彩服。泪水从他的双眼流下来，流过布满深深皱纹和饱经风霜的脸颊。他的脸就像是一张复杂的沙漠地形图。他好像是喝醉了，不过明显没有平时喝得多。他抓住克罗克特的肩膀，好让自己站稳。然后张开干涸的嘴唇，可是什么也没说。车里突然鸦雀无声。他闭上嘴，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对着车里的我们吼道：“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锅盖头们，感谢你们让他们知道我们并不是坏蛋。”
胜利归国：喧嚣的背后是什么？（2）
克罗克特扶着老兵，让他回到人群中。虽然兴奋的公民造成的壮观场面对我来说什么也不是，但我还是希望它可以治愈老兵内心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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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的孤独与绝望：写下这本书（1）
开往基地的整个长途旅程中，我手里一直捏着脖子上挂着的士兵身份识别牌——这些不是我的，是我从三个死去的伊拉克士兵的脖子上扯下来的。这些识别牌直到现在还在我的背包里，在我的地下室里，和我当年参军的制服，我得到的奖章、徽章、绶带还有沙漠地形图放在一起。
偷走这些士兵身份识别牌是一种罪过。有时候我在想那三名死去士兵的家人有没有得到亲人阵亡的消息，或者在巴格达的一堵石墙上，是不是已经将他们列为战争中失踪的人员。或许他们的尸体已经通过牙医记录鉴别出身份，又或许一名伊拉克军队的上尉在战后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才得以通知到他们的家人关于他们已经牺牲的消息。可是，这三名伊拉克士兵的家人生活在其父兄生死不明的恐惧中，也许我应该为此负很大的责任。现在当我想到这三个人时，我记起了他们那一张张死灰的脸，想象着他们带着死人的面孔与家人共享野餐的乐趣。如果他们的家人不知道他们已然不在了，我感到很抱歉。因为就算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我清清楚楚地知道他们已经死了。是的，他们死了，我很难过。令我难过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那些参加战争并活着回家的人，希望留在这世上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能将坏消息散播开来，告诉家乡的人们战争是怎样打响的，为什么打响，是谁在为谁而战。在战争中幸存的人数越多，能够说出这些坏消息的人也就越多。
不幸的是，大多数熬过战争的人都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还留在人间。他们以为自己还活着，是为了能回到自己的家里，能赚大把的钞票，操自己的老婆，成天酗酒，并且能自豪地摇晃着国旗。
这种人散播的都是他们自认为好的消息，有关战争和战士们好的消息。其中有些人从未真正战斗过——所以他们又怎能恬不知耻地去谈论战争与战士们的纯洁呢？这些人根本就是说谎者、大骗子，他们把你的自由、你的生命、你儿子和女儿的生命还有国家的荣誉当做为自己赢得名望的赌注。
我也参加了战争。现在我可以痛快地发发牢骚了。我可以坐在房子的前廊上，说上一整天抱怨的话。你必须认真听我讲。你们有些人会对我说：是你自己签下入伍合同的，可现在你又满腹牢骚；你去打仗是因为你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可没人拿枪口顶着你的脑袋逼你签。这话一点不错。可是正因为我签了合同，完成了在美国与别国的一场战争中参战的义务，所以我现在有资格说出自己的想法。我有理由说：我处在一种混乱的状态之中。
我有资格对可能到来的更多残暴行径而感到绝望。懒惰与懦弱并没有打垮我——是绝望在支配着我。我只用一句话就可以一次性将属于我的这场战争归纳起来：一次愚蠢的、疯狂的行动。我在绝望的同时，也会感到寂寞。而我总是很孤独的，不管是在人头攒动的房间里，还是走在家乡城市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我都是孤独的，我的内心总是充满了绝望。当我坐下来写着这些文字时，我还是孤独的，内心依然充满了绝望——同样的绝望激励着我写出了这本书，这是从深埋在地下的棺材里发出的无声的呐喊。寂静的，死亡的，这就是我痛苦的呐喊。
我想得到什么？我只看见越来越多的炸弹朝我飞来。用上帝赐予你的双手挖出自己的坑吧。战争：死亡的歉疚战争：死亡的歉疚
有些战争是无法避免的，亟须有人去战斗。而这一点并不能抹去战争带来的对人类的破坏。很抱歉，我们必须告诉母亲们她们的儿子已经可怕地死去。这将永无止境地使人们感到可怕。很抱歉。回忆片断：庆幸未曾杀人回忆片断：庆幸未曾杀人
现在我还常常想起自己第一次遭到炮弹袭击的情景，以及随后完成的清除敌人观察站的任务。我永远也不知道观察站里到底有多少敌方的士兵。不过我依稀记得应该是两个。虽然当时那个不可一世的上尉从我手中抢过步话机，偷取了我杀人的胜利果实，使我十分愤怒，可之后我却很感激他坚持要来指挥那次任务。有时候，当重新获得希望或者甚至是找到宗教的神圣感觉时，我都会认为：那个自大的上尉代替我杀掉了那两名士兵，等于是给予了我生命，送给了我一些生存的时刻。或者我可以将这些生存的时刻送给别人。不过我并不知道该如何利用或是分配这些多出来的时刻，或者我是否已经将它们挥霍一空。作者寄语及致谢作者寄语及致谢
内心的孤独与绝望：写下这本书（2）
本书描述了一群士兵面对生活、战争以及在海军陆战队里服役时遇到困境而产生的不同反应。我感激那些与我一同分享他们生活点滴的人。在书中，我使用了化名，并改变了一些个人的具体生活经历。
谨向以下人士致以最诚挚的谢意：首先感谢本书的编辑柯林·哈里森（Colin Harrison），他任劳任怨地与我一起一页页地核查此书。而我被告知曼哈顿所有的编辑都不会采用如此认真的工作方式，他向我证明了这样的编辑已经绝迹的说法是错误的；感谢斯克莱布诺（Scribner）出版社其他的一些工作人员——南·格雷厄姆（Nan Graham）、萨拉·奈特（Sarah Knight）、劳拉·怀斯（Laura Wise）、斯蒂夫·波特（Steve Boldt）与维罗尼卡·乔丹（Veronica Jordan）；感谢我的经纪人、国际创作管理公司（ICM）好莱坞三大经纪人公司之一。——译者注的斯隆·哈里斯（Sloan Harris）；还要感谢国际创作管理公司的凯瑟琳·克鲁维里尔斯（Katherine Cluverius）。与此同时，还要感谢我在艾奥瓦大学作家工作坊（University of Iowa Writers’ Workshop）的老师们。
感谢哈罗德·施奈德（Harold Schneider）、杰克·希克斯（Jack Hicks）、凯瑟琳·瓦兹（Katherine Vaz）、约翰·卡拉汉（John Callahan）、威廉·万恩（William Wan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