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恨不得像聪明的一休那样开动脑筋了。正密谋得热闹，黎科长从后面摸了进来，大喝一声：“你们这群臭小子不上班跑这里商量什么啊？想造处长的反不是？”小范是老实人，被吓得慌了神，忙如实交代：“我们在考虑找什么借口让您今天请我们吃顿好的。”
黎科长哈哈大笑，然后用哭笑不得的神情看了看我们这群活宝，说道：“这还用找借口啊，直接说不就是了，今天我请全科吃饭！”话毕，同志们山呼万岁，各就各位了。
午饭吃得差不多时，黎科长宣布了一个消息，他即将于本月中旬调往省厅。同志们全部瞠目结舌，觉得这消息实在过于突然。我就更是不舍了，从进法制科到现在，黎科长一直以他特有的人格魅力影响着我，无论是支持我读研究生、提醒我在机关如何做人，还是告诉我如何正确看待自己的职业，我都把他当作老师和兄长来看，真没想到他这么快就要离开我们。
黎科长看大家的情绪有点低落，就安慰我们道：“只是借调，大家怕什么啊，保不准还要回来的呢！”老江看这句话还没效果，就在一旁说：“大家这么喜欢黎科长当然是希望他好了，现在他调到省厅分明是高升了，我们难道还会因为他升官而郁闷吗？”大家想想也是，以黎科长的资历和水准，早该提他当处长了，可惜市局竞争激烈、指标也有限，现在他能直接调到省厅，不管怎么样待遇是一定会得到改善的，我们的想法实在是有点儿小农主义了。
九月十日中午，黎科长清理好所有的材料，提着箱子离开了市局大楼。我和大军他们一直把他送上车，心里别提有多重的失落感。
刚一上楼，迎面看到老潘引着个白净青年走过来。那孩子一脸腼腆，一见到我们就微笑着点点头。老潘向我介绍说：“这是刚分到我们队的大学生，叫庄伟，财经大学金融系的。”大军一乐：“那不是我的学弟嘛，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找我！”
我打量了一下这小伙子，比我当年从防暴队一脸憔悴地调过来时要精干多了，或许是刚进机关的缘故，他的眉宇间依然露出几分惶恐和羞涩。我突然想起当年拎着脸盆和行李在防暴队的大楼下等待中队长挑选时的自己，恍然间仿佛看到了当年的我。我高兴地伸出手对庄伟说：“谢谢，在这里熬了三年，我终于成师兄了。欢迎你！”
黎科长调走后，科里的工作暂时由江科长负责。九月中旬，因为一起案子需要调查取证，我又离开了晴川市，坐上了北上的火车。列车在秋天的田野上奔驰，我斜靠在窗边想着心事。
其实这次出差是我主动向江科长申请的，自己很想到北京几所高校的法学院看看，一是为论文写作查找些资料，二是因为感觉到老呆在一所学校做研究有点限制自己的思维，很想换个地方继续深造，打算多去找几位老师和师兄，询问一下考博士的情况，供自己十一月报名的时候做参考。
在北京取证的日子过得很快，每天又是转车又是倒地铁，忙得日夜晨昏颠倒。好容易才找到几个放风的机会，我连忙趁着休息时间去国家图书馆查资料，毕竟晴川市的学术资源有限，很多外文资料都得耗费心力去检索和查对。
那天，从国图出来已经是华灯初上，我直接拦了辆出租车准备到西直门地铁站倒地铁。摇下车窗，阵阵凉风拂面，让累了一天的大脑格外轻松。经过一条小街时，路边出现了成群结队穿着军装的人，我本以为是部队在拉练，认真一看，原来是刚刚军训完的大学新生打着背包从训练基地往学校赶，队伍拉得很长，那些裹在肥大的军装里的瘦小身躯明显透着疲惫，但是他们依然边抹着额头的汗水边放声歌唱，那些面孔充满稚气，却又那么阳光和张扬。
二胖发了条手机信息过来，上书：“我正在广东追逃犯，被蚊子叮惨了，你在哪里？”我回信息道：“北京，缅怀我那如肉包子打狗般一去不复返的青春。”
从北京返回晴川的列车上，一个面容憔悴的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留着光头，年纪看上去五十出头，面上的胡子已是许久未刮，一只手缠着绷带，一直坐在自己铺上闷不作声。一听到我们谈公安工作，马上露出了惶恐和警觉的眼神。我和同行的侦查员老王把目光一对，都觉得这个人可能有问题，说不定是一刚刚越狱出来的逃犯。
我坐在那里继续观察那家伙，老王叫来了列车上的乘警。经过盘问，那人果然坐过牢，查验了监狱开具的释放证明并电话确认后，乘警返回了岗位。那人见我和老王挺尴尬，主动和我们搭话道：“民警同志不要不好意思，我这人面相凶，而且这段时间也没空闲收拾自己，看着是挺像坏人的。”
老王在一边自我解嘲说：“你这还算好的了，我虽然是警察，这副长相还不是带来不少麻烦，坐飞机每次都不搜别人偏搜我的，走在小路上还经常有人问我抽不抽白面儿呢！”大家聊了几句，不一会儿就熟了，话题自然就扯到那人是如何被弄进去的问题上来了。
那人自称姓夏，这里姑且叫他老夏好了。老夏曾经是一名军人，转业后自己办了个油漆厂，由于信誉良好，产品品质高，很快就在晴川打开了局面，生意越做越大。老夏的妻子和儿子以前一直在外地，公司业务做开后老夏把他们全部接回了晴川，并负责公司的财务和运输部门。
老夏不嗜烟酒，对女色也没什么爱好，生平最喜欢的就是收藏军事用品。他曾经通过朋友从云南的黑市买到一把崭新的五四军用手枪，闲暇时就把拆装、擦拭这把枪作为一大乐趣。前年七月的一天，几名民警突然携搜查证冲进他的办公室，人赃俱获后将其带走，不久，他因犯非法持有枪支罪被判入狱一年。
服刑期间，妻子和儿子从未去看过他。走出监狱，老夏才发现以前的公司已物是人非，所有的亲信都被赶走，核心部门全部由妻子娘家的人控制。最让他痛心的是，直到那一刻他才知道当年是妻子和儿子告发的他，入狱后，妻子模仿他的笔迹伪造了授权委托书，将所有的资产转移到自己名下，现在连银行存折上都没有一分钱属于老夏了。
老夏企图争回自己的权益，去找妻子谈，可是公司的保安压根儿不让自己进门。在下班的路上拦住儿子的车，儿子连理都不理他。老夏在公司楼下叫着要去法院告他们。第二天妻子的弟弟就叫了几个地痞把他的一只手给打折了，还说只要他敢告状就把他卸成几块丢在马路上。
老夏说到这里已经是老泪纵横：“一个是自己老婆，一个是自己骨肉，他们怎么就这么狠心啊，不就是为了我的钱吗？他们真想要对我说不就成了嘛？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啊？”我和老王都算是老经侦了，这些年不知道见过多少儿子告父亲、公公告女婿，兄弟或者夫妻为钱反目的案子，说到底都是为了钱。不过像老夏这么惨的我们还真是头一次见。
我正打算建议老夏准备材料到我们那里报案，老夏突然望着我们说：“我已经想好了，自己现在活着也没什么意思，这辈子支撑我活下去的唯一目标就是去告他们，把他们母子俩全部送进大狱，让他们也知道坐牢是什么滋味，知道被自己的亲人送进班房会是什么滋味。”老夏的目光变得越来越凶狠，面部的表情甚至因为激动而变得扭曲，我和老王对视一眼，不知道该怎么劝他。
以前二胖他们总是告诉我刑警工作需要很大的心理承受力，那些血浆四溅的凶案现场是如何血腥，那些死者的表情是如何恐怖和扭曲，那些作案的手法是如何令人发指，一般人连看看照片都受不了，更别说身临其境和抓捕凶犯了。我承认二胖说的都是事实，自己也多次在凶案现场被恶心得呕吐，所以深知一线刑警的不易。
在打击经济犯罪的岗位上，我虽然从未觉得恶心和呕吐，但是常常会莫名其妙地心寒，随之而生的是对人性的一种深深的失望。我接触到的一些当事人，无论居于何位，拿多少月薪，被授予过多高的荣誉和学位，一旦受金钱和内心贪欲的驱使，瞬间就会私心膨胀，六亲不认，把诚信、亲情、爱情、友情全部拿来做投资的成本，甚至赔上身家前途与性命也在所不惜。虽然踏入社会的三年已经在几个岗位上洞悉世态炎凉，但我依然不愿意正视那些被欲望扭曲的人性，那些人或事都在直接或者间接影响我的心态和对人生的看法。
我渴望心灵的休息，厌倦了直面和对抗。
指纹追凶、八年悬案和意外事故
一回到处里我就被拉了壮丁，江科长称局里即将举行业务技能大比武，处里正缺人参赛，让我马上停止工作，跟小齐、大军他们多看点法律书，争取在和各个分局、业务处的业务能手交锋中脱颖而出、夺取名次。我觉得这倒也是一个重新温习法律知识的好机会，高兴地接下任务。
队里来的新民警庄伟的确非常勤学好问，见我那段时间常在办公室呆着看书，便常来串门儿，每次总带着本法律书问我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也很乐于解答他的提问。毕竟新民警在这个岗位上会遇到很多和书本理论相冲突的地方，有的是实践中对某些过时政策的规避，也有一些属于不成文的潜规则，这些单靠看书是万万不可能理解的，我只好尽自己所能把这些规矩给庄伟解释清楚。我老在想，如果我当年在机关里有个这样的兄长常常如此地指点我，就不会吃那么多或明或暗的亏了。
一次，庄伟问我：“我在警校就听说我们这个部门钱很多，我不好意思问别人，师兄你说是不是呢？”我一愣，答道：“就那么点死工资啊，没什么钱。”“师兄你骗我吧，难道我们帮那么多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