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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多岁的王丽君是崇山村的一个农妇，说起王选她充满了怜惜之情。1998年2月16日第一次开庭作为原告她到了日本，她和王选一起生活了几天。她拿出家里保存的一张照片：王选和她一起坐在一个报告会的主席台上，但王选却歪靠在她身上睡着了。
王丽君说：“开庭的那几天王选根本就不吃东西，压力大，吃不下，也没有时间吃。每天只喝一点牛奶，开完庭了，才吃一顿饱饭，睡一个好觉。”
细菌战诉讼完全抹去了王选的家庭生活。
王选丈夫赵善灵的名片正面印着两行字：〃中国人的事情，是要靠中国人自己来做的〃，背面印着：〃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后援团〃。
“但是认同并不等于就接受，”赵善灵说，“自从搞了细菌战研究，我就永远地成了王选的忠实听众。家里永远只有一个话题，你无法改变频道，你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你不能直接和她说出你的想法，你只能婉转地说，如果你直接说了，结果就是吵架。十多年了，我逐渐知道吵架是没有用的，就慢慢改变自己，忍受，接纳，认同。”
1999年闻黎明到广岛做报告，约好到姬路王选的家里去。大年三十晚上，闻黎明去了之后发现王选不在，只有她的丈夫在家。王选在东京开庭。
丈夫和王选老是见不到面，两人一直都没有孩子，房间里摆满了书和材料，生活在对付，很不认真。王选在日本的家还是租来的房子，也就40多平方米。一进门是一个餐厅会客厅工作室兼用的房间，10平方米大小。另一个房间堆满了书，一张单人床顶着门，还有一间是卧室。闻黎明去王选家的时候，发现房间里很冷，用来取暖的煤油炉的煤油用完了，没人去买。实际上煤油是每星期两次有人到门口叫卖的，但就这样，家里也没有人去买；冰箱里也是空的。王选正月初二才从东京赶回来。
闻黎明说：“在日本，人们不关心政治，只关心于自己小圈子的生活。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在日本工作后也逐渐融入日本的生活。他们一旦找到工作后就和所服务的公司绑在一起。每个人都很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工作，开始为买房、买车、还贷等努力。你只能这样，不这样就不能被社会所接纳。而王选是个另类，她有匹夫的责任感。难的时候她常常问我：‘当年闻一多是怎么做的？’”
王选内心里也挺怜惜她的丈夫，她说：“有时候我觉得做我的丈夫挺可怜的。我们生活了几十年，其实一直不是一个节奏。我经常太主观了，太不给人自由了，我太强了太有意志了，他的空间就没有了。搞细菌战这十年，我们见面的时候很少，有时候他在国内，我在日本，我在国内了，他又在日本；就是都在国内，见面的机会也很少。每次出门的时候，我都会做很多菜放在冰箱里，把所有的衣服都洗好、熨好。”而王选能够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王选也经常处于崩溃的边缘。张纯如自杀了，因为无法面对人类那么血腥的事实。王选再坚强的神经也无法承受那么残酷的事实，更何况受害者调查在时间和空间上是那么浩瀚的工程，一个人真的是难以承受。”何必会在看到王选精神达到极限的时候，经常告诉王选：“你要挺住！你不可以放纵自己的精神和情绪，你不可以退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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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恨王选（1）
As strong as a man（强壮如一个男人）
As simple as a child（简单如一个孩童）
这是王选对自己的写照。王选是一个透明的玻璃人。
早年王选受父亲影响很深。父亲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上海解放后成为接管上海法律界的高级官员。从某种意义上讲，王选有着法律的家传。王选五岁的时候，父亲被打成右派，到陆家嘴劳改。王选记得父亲清瘦而忧虑，眼睛望着黄浦江对岸很远的地方，对她说：“有些事二十年之后才可以分出对错。”
一个五岁孩子的记忆，是父亲穿了一身灰色的中山装，风吹动着他的衣服，人也仿佛在飘舞了。每当王选苦闷而独自哭泣的时候，就会想起父亲的样子。
父亲被打成右派对王选的性格影响很大，她学会了记仇，并对压迫她的东西进行反抗，她的性格里有了暴烈的成分，爱恨情仇在她的性格里格外强烈敏感。她变成了一个鲜明的人，爱就爱，不爱就恨，爱就全部地投入，恨也刻骨铭心地恨。她更加敏于行动，像一团跳跃的火。
“文革”的时候王选家又因为父亲而被抄，王选的初恋也就此断绝。那是王选非常刻骨铭心的一段情感。一个漂亮的拉小提琴的男孩，姐姐弹钢琴，妹妹跳芭蕾，王选喜欢这一家的气氛，常去他家里玩。“他是第一个亲过我的人，我浑身颤抖，以后再也没有那种感觉了。”家族变故带来的冲击让王选“想了很多年，恨了很多年，影响了此生很多事”。一直以来，听到“小提琴如如泣如诉的声音心都会颤抖”，王选把小提琴叫作“心弦”。
王选排行老大，性格最烈。妹妹和弟弟没有她那么阳光、暴烈、尖锐和强力。弟弟在王选眼里甚至有些女人气。
王选与弟弟妹妹相同的是一头来自母亲回民家族的卷发。王选的卷发非常美，她总是留得长长的，平时用一个发卡挽起来。和人放松地说话的时候，她总是不停地摆弄她的头发，挽起放下，放下挽起。每当她一脸倦容的时候，把长长的头发一挽，立即就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精力又重新回到她的身上。
“我想到宇宙上去，我是宇宙人！每当我烦得不得了的时候，我就这样想，一想宇宙我就好了，就解脱了。”王选说。
2005年五十三岁的王选说自己感觉就像十八岁一样，一点儿变化都没有，那时候背着包到井冈山串联，现在也一样，背着包到处走，边走边东张西望。王选的尖锐的性格和她明亮的眼睛很不相称，她说这可能是回族人的血统——热情，简单，敏于行动。
接触5分钟，你就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一个阳光、暴烈、尖锐、强力、雄辩、敏捷的王选。她永远都是谈话的中心。话题的内容也永远都是细菌战、诉讼、中国和日本。谈话的每一分钟都能够感受她的强力的性格，她会用直率的语言推搡得周围人尴尬而脸红。不记王选仇的人就会成为王选的朋友，并被她感化。王选身边都是这样的人，他们认同王选的事业的同时也接纳她的性情和脾气。时间久了，王选在大家的眼里是一个透明的玻璃人，和这样纯粹的人交往不用设防，不累。
王选这样的人反而能做成事，因为她无私心，无顾忌，执著而充满热情，这样的人在人格上就具有了一种魅力。
在王选的世界里，只有两种状态：黑的和白的，对的和错的，坏的和好的。她穿的衣服总是黑白两色，她不喜欢中间状态，中间状态令她痛苦。日本的一个学者对她说：王选，你这人很聪明，但会断的。王选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但她没有办法让自己含糊起来。“不搞清楚就活不下去，”她说，“对的就是对的，错就是错，可能我们少数民族就是这样简单吧。”王选决不会承认混沌的东西，她最喜欢的状态就是一尘不染，清洌。她说她的父亲就是这样的人。
但是王选在调查世界上最肮脏的东西——人性之恶。这件事本身的恶对王选是一个巨大的伤害。“我的双眼整天看到的是世界上最丑最脏的东西。我对日本人说，你们怎么会干出细菌战这样的事？这太不符合日本民族的性格了！”
王选至今都不能面对这些恶，至今731进行人体解剖的照片她都不能直视，这样的话题她都不能听。而她又不得不直视，不得不面对。每一次王选都会流泪，会愤怒。看恶的东西久了，那恶就会在人的眼睛里沉淀下来。王选的眼睛原本非常清亮，现在这双眼睛里有一种冷冷的东西，时常会闪现出来。
日本老兵松本博在南京1644部队负责看管七个长、高、宽各一米的笼子。用来做实验的活人进入笼子后一律裸体，以防止他们自杀。
王选第一次听说这件事是在日本，一屋子的日本人，中间还有律师。当讲述者讲完之后，大多数人并没有表现出愤怒和悲伤，有一个人问道：“他们一天到晚光着身子待在里面干什么？”另一个人语气戏谑地说：“在聊天。”然后是哄堂大笑。
“我再也待不住了，我就起身站到屋子外面，我感到我的胸膛都要爆炸了，我想大喊，想把他们统统杀掉！”王选瞪着大眼睛诉说着自己的愤怒。
王选说，不从文化人性的角度反省这场战争是不够的，不揭露出战争的残酷性就没有正义和公道。中国人不依靠自己维护自己的权力就永远不能讨回自己的尊严。
爱恨王选（2）
和日本人的交往，让她可以近距离地观察这个和中国人有太多纠葛的民族。日本人就好像是小人国里来的人，一片叶子都会好奇，都会研究半天，每道菜都想知道是怎么做的，很可爱的。
第一次来中国的日本律师，都很震惊：“中国那么大！”日本记者敬藤昭二第一次到中国常德采访的时候，发出感慨：“啊！日本人怎么会到这么宽的地方来打仗？肯定打不赢的！”
但是这个民族在中国人面前也表现出优越感。一部分是因为他们认为日本人是“神选民族”，是世界是最优秀的民族——这是出于民族的狭隘；另一部分是因为日本人在某些事情上的确比中国人优秀。
“日本人年年举行国家级广岛纪念，终战纪念，靖国神社参拜等等。战争遗迹的保存，历史研究，要比中国好得多。”王选说。于是某些日本人在中国人面前就表现出了轻视和傲慢。王选常常感到这种轻视和傲慢，但她并不愿意说出来。当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