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家有八口人罹难，但不是崇山村死人最多的人家。在崇山村有的人家，几天之内死亡十多口，有的一家人全部死绝了。
王选生于和平年代，对那些战争没有概念，而现在战争就在眼前。
诉说，诉说，诉说。所有的一切都活在记忆里，所有的一切都没有淡化和消失。而所有的诉说都要经过王选的翻译传递给日本律师。
杨大方是举着父亲的遗像诉说的：“中国有句古话叫 ‘弑父之仇，不共戴天’。那时父亲在衢州开一家钟表店，正值壮年，事业兴盛全家和睦美满。但是日军在衢州撒下了鼠疫菌毁灭了一切。父亲的钟表店正在被封锁的疫区300米之内。父亲首先病了，高烧不退，淋巴肿大，痛苦之状无法言表，一个星期后死了。当时我还是个孩子，不相信父亲会死，整天跟着母亲哭呀哭。直到今天为止，我也忘不了父亲临死前那双紧紧盯着我母亲的眼睛。父亲不想死，他要活。
七十六岁的金祖池说：“我们家正好在义乌的疫区内。我祖母染上了鼠疫，高烧口渴，不停地喝水，不停地在床上折腾，抓头发，撕衣服，死的时候身上的衣服没有一块是完整的了。”
六十九岁的薛培泽是为姐姐的三个孩子来申诉的。当年日军从江山撤退时在市内大街小巷散布细菌，他们化妆成老百姓，把注入了霍乱菌的水果、米果（年糕）放在树下、农家门口，姐姐四个孩子中的三个吃了这些东西，“那天晚上，在灯下，我看到三个孩子蜷曲着的尸体，他们躺上连草席都没有铺的床上，全身黑紫，四周都是排泄物，苍蝇蚊子飞舞着……。姐夫含泪用床板做了一个小棺材，放进了三个孩子的尸体。”
烂脚是因为受到炭疽的感染，这是日军撒播的细菌的一种。炭疽是一种永远不会死的细菌，就是人的骨头变成了灰，炭疽菌还会活着，一个地方一旦受到炭疽的污染，就永远地被污染了。
柳宅村柳木水老人八十岁了，全村烂脚病的老人相继去世，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当森正孝去拜访他的时候，他住在又臭又暗的房子里，没有人敢进他的屋子。两个月后凤凰卫视记者再去拜访他的时候，那只烂脚已经截肢了，再不截掉，就会危及生命。
王选看到一位烂脚的老人用一张扑克牌贴在伤口上，这是他能找到的最好的保护伤口的东西了，当扑克牌揭开，伤口立即迸裂，血夹着脓涌出来。王选的眼泪汹涌而出。难道没有人给他一点纱布，一点药水，怎么也不至于用一张肮脏的扑克牌疗伤吧？
没有。“中国的行政系统没有行动，也没有来自加害者日本方面的救济。战争中死去的人反而成了幸运者，活着的人终身拖着不能愈合的伤口，忍受着永久的精神折磨。他们被忽略了，就是从人道的角度，也不应该让他们这样生活下去。”两次去看望老人的细菌战原告团秘书何必会说。
面对这些悲惨的故事，王选常常想起她在日本的生活：“整个日本是那么的干净、安静，战争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好像是你要在这样的氛围中提战争，就是你有病。所以我在日本生活，从来没有人向我提起过中日之间的战争，更不要说是细菌战。”
想到这里，王选就会觉得有一股冷气往头上冒，人类真的那么健忘？作为一个中国人，愤怒得像要爆炸，屈辱得难以自持，痛苦得泪流满面，这就是王选的感受。而作为中日之间桥梁的王选还要时时面对两个国家之间的差异：一个富有，一个贫困；一个是加害者，一个是受害者；一个高傲，一个卑微；一个是社会中的精英人群，一个是芸芸草民。
在整个细菌战的诉讼中，王选时时沉浮于自尊与耻辱之间。中日两国隔绝太久，当共同面对那场曾经的战争的时候，感受必然是会不同的。
这是中国人的诉讼（1）
几乎在所有对日诉讼的案件中，中国的原告都是被动的。在半个世纪前，他们是受害者，是被奴役者，是被凌辱者。现在，他们是没有文化的，年龄大身体弱的，是又穷又困苦的底层老百姓。他们还是弱势群体。对于外面的世界，他们毫不知晓，对于日本法律的了解是零。经济上他们得靠日本人赞助，除了依靠日本律师，他们没有人可以依靠。因此，他们根本不具备和日本政府抗衡的力量。他们只有被动地听从来帮他们打官司的日本律师的话，而不能顺畅地表达自己的主张。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律师作为诉讼的代理人，是在合法可能的范围内听从当事人的意见，但并不从属于当事人。当事人和律师的看法有分歧，或者双方所要达到的诉讼目的有分歧，是常有的事，更不要说是跨国的诉讼。
王选在原告和日本律师中间充当着沟通的角色。但有时候王选的声音会忽然高起来，情绪激动，脖子上的血管暴出来，眼睛直视对方，语言如爆豆子般地迸出来。
关于诉讼请求，有的日本的诉讼律师劝告王选：“千万不要提钱。”“怎么不能提钱？不是我‘要’赔偿，而是日本政府‘应该’赔！怎么关系都倒过来了？”王选和律师吵，“要提钱，但不仅仅是钱。”
和王选吵架最多的是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郞，他说王选已经和他吵一百回架了。而王选则说一濑敬一郞的“坏脾气”，只有她王选才可以忍受。对于日本人来说，王选这样的女人绝对超出他们对女人的认识范围。在他们的社会里，女人一般是温良恭让的，大声说话是绝对不可思议的。所以一位日本律师说：“王选你早生出来了五十年。”
1995年，以耿谆为代表的十一位花冈惨案的幸存者及死难者家属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起诉。2000年11月双方达成和解，依和解条款，被告鹿岛建设公司一次性拿出5亿日元，设立花冈和平友好基金，用于对986名受难中国劳工的赔偿、慰灵、遗属的自立、护理以及后代的教育。
花冈诉讼的原告代表耿淳老人和日本律师产生了分歧。日本律师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耿淳等原告认为没有道歉和谢罪，5亿日元只是一个慰问金、香火钱，并不是赔偿，并永久地剥夺了花冈受害者再上诉的权利，这是再一次的侮辱。耿淳老人愤而拒领和解慰问金。
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想达到的目的也是不同的。中国人自己的官司，自己要知道要什么。王选决不会让这样的事在细菌战诉讼中发生。这件事对王选是一个警醒，更坚定了她坚持原告自己意愿的主张。
“给我一个位置。”王选对日本人说。直到1996年，王选还不是调查团的正式成员，调查团也只是日本市###动的一个团体，王选只是一名义务的翻译，开记者招待会的时候，发言的全是日本律师，没有中国的原告。“这是中国人的诉讼，应该有中国人自己的声音和地位。”
“原告团团长、总代表这个身份是抓权抓来的，我开始抓权。”王选毫不避讳地说，“我是一条红线，只有我能把一粒粒散珠串起来，只有我能把中国的原告拧成一股绳，只有我能代表中国的原告。中国的原告不能108个人有108个想法，必须团结一致。”
1998年1月20日，义乌召开第一次原告工作会议。浙江和湖南的代表第一次在义乌相聚。来自义乌、崇山村、江山、宁波、衢州、常德的21个人聚在一间没有空调没有火盆的小会议室里，外面天寒地冻，屋里激情四溢。王选穿着一件大红的羽绒服，以她特有的热情感染着大家。王选说：“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官司，我们要有我们自己的立场和主张。”崇山村的原告王丽君说：“我们崇山村人就选王选做总代表，她在日本通语言，可以和日本律师经常见面，我们什么事都全权由她做主。”
王选笑着说，大家信任我，那我就做这个总代表吧。
1998年11月第五次开庭一结束，王选就匆匆回到上海，义乌的首届细菌战受难同胞纪念大会在等着她。王选和义乌的王培根商量，各地代表都到了，我们晚上是不是开个原告会？王培根说，我也是这样想，我们有必要成立一个自己的组织，对外也好有个名称。这天晚上，大家决定成立细菌战诉讼原告团，王选当选为团长。王培根为秘书长、陈玉芳为副秘书长。
这是一个不被官方认可的组织。在此后王选曾经申请它能够成为一个被认可的非政府组织（NGO），但是没有得到同意。这却是一个真正的组织，它被180名原告所认可，它代表千千万万的死难者出现在日本的法庭上，它的名声也在国际上渐渐产生影响，并为世界所认可。
与日本律师的合作
土屋公献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律部，1960年获取律师资格。1974年担任第二东京辩护律师协会副会长，曾为阻止国会修改《刑法》做出过贡献。1991年土屋公献先后担任日本辩护律师联合会副会长、会长。1996年土屋公献卸任日本律师协会会长，投入细菌战的诉讼中来，土屋公献以其在日本律师界的影响力使辩护团律师队伍迅速扩大，从1997年8月提起诉状的8位律师，到1998年2月第一次开庭时，已有212名律师参加到这一行列中来。
日本律师的调查取证在王选的帮助和翻译下进行很得顺利。有了王选，日本律师就一步都离不开她了。王选忙得连洗衣服的时间都没有。
这是中国人的诉讼（2）
一濑敬一郞被推为细菌战诉讼辩护团事务局局长。有200多名律师报名义务服务。为了便于行动，推选一濑等担任为原告辩护的任务，组成原告律师辩护团，公推日本律师公会理事会会长土屋公献先生任原告律师辩护团团长。作为事务局长的一濑，负责辩护团诉讼日常事务，他在东京的律师事务所，成为诉讼的大本营，所有原告文书都是在他的律师事务所里制作的。
辩护团确定首次起诉时间为1997年5月30日。一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