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帝允许了，这人将会在韩地受困。”
狐突遇见申生完全属于一种幻觉。幻觉是在没有外物刺激的情况下由人体自身生成的一种虚假的感知，亦即人们常说的“白日梦”。精神分析学说认为，人的精神活动主要分为意识和潜意识两大类，后者代表着人的本能欲求，平常受到意识的潜抑，而当意识因某种原因变得松弛时，潜意识就会以做梦、幻觉、笔口之误等形式表现自己。因而，幻觉在本质上代表着人的某种深藏不露的期盼和欲求。
在晋献公晚年的朝政纷争中，狐突更倾向于支持申生，申生被害后，由于重耳素有贤名以及与重耳的亲缘关系，狐突转而支持重耳，他的两个儿子狐毛、狐偃一起随重耳出外流亡，这是狐突支持重耳的最明显的证据。惠公夷吾回国执政，不合狐突的本意，加上惠公一上台就杀了里克等倾向重耳的大臣，使狐突对惠公政权更产生了一种内心的对抗和憎恶，但这种情绪因受到传统的君臣观念的抑制而难以表现。在改葬故太子的活动中，悲愤情绪的强烈刺激和长时间的精神紧张使狐突的意识松弛，潜意识的暗流遂在某种场景的诱导下冲过意识的堤防，以幻觉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狐突通过遇见申生的幻觉，表达了他复杂的深层心理愿望：其一，幻觉掩饰了申生的死情，把狐突带入一种君臣重逢的愉快情景中，实现了他让申生存活人世的愿望。其二，狐突在幻觉中借申生之口，表达了他准备以晋畀秦、灭掉晋国的心理，这一要求因为已经得到了天帝的同意，成了无法避免之势，从而报了申生的冤仇，也伸张了他们对惠公政权的报复心。其三，狐突以百姓无罪的理由说服申生放弃灭晋请求，表达了他厚民爱国的思想意识，同时也满足了他在关键时候挺身而出、为民请命的心理愿望。总之，狐突的幻觉体现了他怀念申生和反对惠公政权的意念，表露了他既仇恨晋国当权者、又同情晋国民众的复杂心理。
巫者附现申生的情景，既可能是幻觉的延伸部分，也可能属于幻觉过后的真实情景。如果属于后一种可能，那我们在难以知道申生、狐突与城西巫者往日关系的情况下，只能将其揣测为《左传》作者的想像性描述。如果是属于前一种可能，那则表明了狐突对上述心理矛盾的妥协态度。他既爱恋祖国、同情百姓，同时又憎恨晋国当权者，在这两种心理欲求的作用下，最后的决定是在保存国体的前提下给当权的晋惠公以惩罚。这一决定仍然是以申生的请求表现出来，并且也得到了天帝的同意。
公元前645年，即狐突幻觉之后第五年，秦晋发生韩原之战，晋惠公被秦军俘虏，受到了一次严重的惩罚，巫者之言得到了证实。事实上，抛却先验的认识方法，我们不难确定，所谓巫者之言的“预言性”记载，肯定掺杂了《左传》作者对后来真实事件的照应性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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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突：仇视惠公，幻见申生（2）
幻觉代表着人的一种潜意识活动，这种精神现象由于没有意识的参与，因而不受现实境况的制约，它完全是个人欲念的表达，使个人欲念在表达中达到满足；另一方面，幻觉对个人欲念的表达又要披上一些貌似真实的伪装，它要假借过去的一些真实体验以及一些深入人心的道德规范来粉饰自己，以便不至于使过于唐突的欲念惊醒休眠着的意识，能悄悄通过意识的警戒，成功地表达自己。这是幻觉自我制作的机巧。狐突在幻觉中为申生御车，这一情景是有来历的。公元前660年，晋国###赤狄的别种东山皋落氏（在今山西垣曲县西北五十里，今为皋落堡）时，狐突曾为申生御车（事见《左传？闵公二年》）。幻觉中狐突又重现了往日一种愉快的经历，同时幻觉也借此披上了一层真实的外装。
狐突见申生的幻觉，是他的一种深层心理及其人格特征的表露，同时也是他某种强烈的政治欲念的表达。惠公执政时，狐突曾告老还家，人们也许以为他变成了一位超脱政治的贤达之士，但幻觉明确透露了他对惠公政权的反对态度，只是当时人们不能全都知晓他的幻觉，也无从对其进行科学的分析，因而得不出关于其政治态度的明确结论罢了。《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和《史记？晋世家》载，公元前637年狐突拒绝执行惠公之子晋怀公让他手书召回狐毛、狐偃二子的命令，狐突支持现政权反对派重耳的政治立场至此才暴露无遗，终被怀公杀害。这一结局可以说是狐突长期以来内心坚持某种政治立场的必然性遭遇，同时也证明了潜意识活动对某人深藏不露的政治态度无意表露中的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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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偃：巧释“土”意，激励人心
《国语？晋语四》、《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和《史记？晋世家》多处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晋文公重耳在回国执政前，与狐偃等一行数人流亡列国，受尽困窘。有一次，他们路过卫国的巨鹿（今河南濮阳东北），因饥饿难忍，向田间农夫乞讨求食，农夫有心奚落，送给他们土块。重耳大怒，准备用鞭子抽打农夫，狐偃急忙劝阻说：“土，是立国的基本。这是上天假手赐给我们的。”于是他们向这位农夫拜首道谢，收下土块，车载而去。
狐偃在君臣一行饿乏无力、又遭侮厚的情况下，机智地转换角度，以天赐土地之语解释农夫的授土行为，消除了君臣一行的愤恨情绪，极大地激励了君臣们对未来前途的信心。
狐偃此策得以形成并能产生效果的关键，在于他对“土”的巧妙解释。“土”是一个多义字，它既可指土壤、泥土，又可指国土、领土。如古人说：“有人此（“乃”之意）有土。”（《礼记？大学》）《国语？晋一》有言：“今晋国之方，偏侯也，其土又小，大国在侧。”此外，“土”至少还有第三种字义，即指土地之神。如《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中言：“诸侯祭土。”“土”字由原始第一义所衍生的如上后两义，构成狐偃转义释“土”的基础。
农夫送来土块，重耳见状发怒时，狐偃脑中瞬时完成了两个转换：其一是把土块转换成了“土”字，转形为字；其二是把“土”字的第一义转换成了第二和第三义。前一种转换是合理的抽象，为后一转换准备了前提；后一转换则是巧妙的释字，完成了前一转换的目的。两种转换在表面上毫无夸张，非常得体，没有高超的思维力、机敏的头脑和一定的学识，是无法做到的。
在狐偃进行两个转换前，人们看到的，是农夫送来的田间土块，一切有形有象；狐偃在两个转换之后，得到了一种无形的抽象意义，两者在人的感知中差别很大。狐偃要用后者解释前者，那么，他在必须承认人的感知之差别的前提下，如何把两者在观念上统一起来呢？在古人的观念中，上天的意志总是假手别物来显示，狐偃在此找到了统一二者的通道。他把后面的抽象意义说成是上天的意志，而把人们所感知的土形人象说成是上天显示意志的只具象征意义的假借物。这一解释是在古人的常识水平上，把有形之物和转换了的无形之义极巧妙地统一了起来，又天衣无缝地掩盖了两个转换过程中的人为造作。
至此，乞食得土成了大家亲眼看到的意义非常的事情；重耳饥饿求食，上天赐给了他国土。于是大家十分愉快，高高兴兴地向上天假手之人“再拜稽首”，将那块具有象征意义的神圣之物载入车中，以昂扬的信心去流亡，去奔走前程。
计谋一般是以一定的人物为对象，它是以巧妙的手段制服敌人或说服对方，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狐偃的这一计策不是以特定人物为对象，而是以他们君臣头脑中愤怒、沮丧的情绪为对象，目的在于消除悲观，树立信心，这是此计的一个独具特色之处。
介子推：辞禄焚躯，节标寒食（1）
晋文公重耳公元前636年回国执政，此前在外流亡十九年，随行的臣子中有一个名叫介子推的人物。《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庄子？盗跖》、《吕氏春秋？季冬纪？介立》、《韩非子？用人》、《史记。晋世家》、《说苑？复恩》、《新序？节士》多处记载了关于介子推的一段事迹。重耳流亡卫国时，断了食粮，向农夫求食时，农夫送土块相戏，终未得到饭食，重耳饥饿难忍。这时，介子推从旁割了自己的股肉，以肉汤进献，一时解了重耳饥饿。重耳吃罢，知是介子推的股肉，心中感激不已。
后来，重耳在秦国的扶持下返国执政，奖赏随从流亡的臣子，介子推见众大臣居功争赏，心中鄙之，不愿与其同列为伍，于是回家奉侍老母，自守清贫。他不去申报功劳，晋文公忙于国事，一时忘却，因而也未奖赏介子推。母亲劝他去申功请赏，至少让晋文公知道奖赏的失漏，介子推坚不答应，最后与母亲一同奔绵山隐居。
介子推的一位知情人为他深感惋惜，于是写下几句文字贴于宫门：“有龙矫矫，顷失其所。五蛇从之，周遍天下。龙饥无食，一蛇割股。龙返其渊，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处所。一蛇无穴，号于中野（荒野）。”此处以从龙之蛇比喻随君流亡的众臣，既点明了介子推的割股之功，又指出了对众臣奖赏的不公正，为介子推鸣冤。晋文公看后大惊，明白了自己奖赏的疏漏，立即派人往召介子推，知其入绵山隐居，遂带人入山寻找，介子推也许有意躲避不出，君臣终未相遇。晋文公思忖，如果焚山烧林，介子推必然携母出山避火，于是纵火烧山，但介子推仍然不肯出来，被烧死于林中枯柳之下，《庄子？盗跖》说是“报木而燔（焚烧）死”。《淮南子？说山训》中言：“介子歌龙蛇而文君垂泣。”晋文公见到介子推骸骨，伤感不已，命就地安葬，立祠祀之，并封绵山之田为其祠田，改绵山为介山，以志纪念。后世在此立县，命之为介休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