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来的农民跑了，只好去招募临时工。
位于东海县和沭阳县之间的潼阳镇是苏北的旱码头，南来北往的流动人口很多，蔡智诚他们就开着大卡车、跑到镇上去招人。一帮伞兵把住路口，先是喊“一天十斤麦子，管吃管喝”，看看没人理睬，又改口嚷嚷：“二十斤麦子一天，包吃管饱！”，咋呼两个小时，总能忽悠来一卡车打短工的。
七月上旬的一天，伞兵又去潼阳镇“招工”，吆喝一通之后，就到馆子里吃午饭。那天也不知是个什么鬼日子，“唐僧”非要吃斋不可，饭馆子做的素菜他也不吃，嫌人家是用油锅炒的、荤腥味太重，宁愿就这么饿着。
到了下午，军车往回返，经过一个小村庄、看见炊烟袅袅，好象是有人正在做饭，蔡智诚就让车子停下来、钻进屋里问“主人家，有没有素食？”，那屋里只有一个老头，他回答说：“我家里从来就只有素菜，不见荤腥”，蔡中尉顿时很高兴，赶紧让唐僧到这户人家来化缘。
但是，老头的饭菜还没做好，让整车的人等着唐僧吃饭又不太合适，陈保国就说：“你们先走吧，我搭二分队的车回兵营”。那天，石家勇他们也在潼阳镇招工，大概一个小时以后就能经过这里，蔡智诚于是就跳上车走了。
车子一路开得飞快，可蔡智诚却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陈保国是他的老战友，抗战期间还救过他的命，所以他对这个罗哩罗嗦的部下始终带有一种特别的关心。卡车已经快到军营了，蔡智诚还是命令立刻掉头，回去接唐僧。
可是，已经晚了。那个小村子空空荡荡的，只有陈保国一个人躺在院子里，脖子被砍断了，步枪也不见了。
蔡智诚说，战争期间，他见过无数的死人，但他只为陈保国一个人哭过；在战争期间，他做过许多坏事，而最坏的一件，就是在那天，他亲手点火、把整座村子都烧掉了。
烧房子的滋味并不好过。
那天夜里，蔡智诚想起自己弃笔从戎的初衷，想起自己曾经痛恨过那些殴打平民的军官和士兵，想起自己曾经盼望着投身一支利国利民的高素质军队，而如今，自己却成了一个纵火报复的匪徒、比以前那些兵痞有过之而无不及。内战的疯狂，正使自己一步步走上一条邪恶的不归路。
蔡智诚烧房子的时候，他的部下看见了，二分队的石家勇他们也看见了，大家都知道蔡智诚与陈保国关系比较亲密，所以并没有谁出来阻拦他或者责备他。晚上，姜键大队长还特意跑来安慰小蔡，好象对他的野蛮行径十分理解。
不过，蔡智诚的心里依然很不痛快，他对姜队长说：“咱们成天不是抢粮食就是抓老百姓，与其这样折腾，还不如去山东找共军主力干一仗，总比在这里和民兵伤脑筋要强得多”。
结果，两天以后，他的这个愿望就实现了。
1947年6、7月间，国共双方互有攻守，但总的来看，国民党方面的局势更加乐观一些——国军在华东（山东）和西北（陕西）采取攻势，在中原和东北采取守势，攻得精彩，守得也很不错。
先看防守。中原战场，国军背靠湘鄂两省、与刘伯承部反复拉锯，虽然各有胜负，但自从“黄河归故”之后，冀鲁豫解放区被河水一分为二，随着雨季的到来，中原解放军的“内线作战”就变成了“背水一战”，除了退到黄河以北、似乎已别无出路。
东北方面，杜聿明挫败了林彪的夏季攻势。经过激烈搏杀，国军最终守住了四平街，使民主联军遭受了重大损失，而71军的陈明仁军长则因此荣获了青天白日勋章。
再看进攻。在顶住共军反扑的同时，国军的铁拳更显得虎虎生风。在陕北，胡宗南继攻克延安之后，又集中六个整编师追击彭德怀部，拉开了浩浩荡荡的“武装大游行”；在华东，国军扫荡鲁南、激战鲁中、攻克沂源、夺占沂蒙山区、控制了胶济铁路，陈毅粟裕部队只剩下胶东、滨海、渤海三片狭长地域，大有被“赶进东海喝海水”的态势。
面对着如此的大好形势，1947年7月4日，国民政府颁布了《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决心调集全部力量、一鼓作气荡平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同月，中共中央军委宣布“八路军西北野战兵团”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正式确认了共产党军队的统一名称——中国人民解放军。
至此，已经开打一年的国共内战也终于被赋予了两个历史性的称谓：“戡乱战争”，或者“解放战争”。
这时的局势十分微妙。从表面上看，国民党在山东和陕北连连告捷，但仔细分析一下却可以发现：国军“重点进攻”的方向一个偏东、一个偏西，而中间的苏淮直至南京一线却显得空空荡荡，就象个搏击场上的莽汉，双拳伸出去了、胸腹却暴露在对手面前，如果肚子上被蹬一脚，立刻就要栽跟头。
共产党人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破绽。47年8月，就在华东、西北战事正酣的时候，位于中原地区的刘邓大军果断出击、千里跃进大别山，从河南东部直扑南京侧翼的江淮腹地，打了国民党军一个措手不及，从而彻底粉碎了国民党政府的“重点进攻”、迫使其转入了“全面防御”。
从战争史上看，中原野战军的这次破釜沉舟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但细说起来，这场序幕还有个序曲，那就是华东野战军的“七月分兵”。
1947年7月，华东野战军已经得知刘邓大军即将展开对大别山的战略突击。但这时，他们在山东战场上正面临着两大困难，一是战略防御的纵深不足，在国民党的重兵压迫下、可以迂回的地域越来越小；二是国军在进攻中的队形衔接得十分紧密，在“以集中对集中”的情况下，解放军一时找不到各个击破、歼灭敌人的机会。在这种形势之下，陈毅粟裕决定分兵（这也是中央军委的主张），他们的战略意图是“先分路出击、把敌人扯散，而我军再由分散转为集中、歼灭孤立分散之敌”。
于是，7月1日，华东野战军兵分三路：第一路是主力第2、6、7、9和特种兵纵队，留在鲁中战场与敌人保持正面接触、“待机歼敌”；第二路由陈士渠、唐亮率第3、8、10纵组成“陈唐部队”，挺进鲁西、配合中原野战军行动；第三路则派遣战斗力最强的第1、第4纵队（叶飞陶勇兵团）迂回鲁南，向敌后的战略要点发起攻击。
“七月分兵”的最初的“把敌人扯散”的目的很快就实现了，原本抱成一团的国民党军在鲁中留下四个师、分出七个师向西追击。可是，扯散了敌人的解放军也无法立刻“再由分散转为集中”，一时间也只能“以分散对分散”——而以当时的实力，在国共精锐的捉对厮杀中，华野部队很难占得上风。
留在战场正面的华野主力先是没啃动胡琏的整11师，接着又没打赢李弥的整8师（也就是松山战役中的第八军，蔡智诚曾经服役过的103师此时是整8师的103旅）；而突向鲁西的“陈唐部队”则被尾随的国民党军一路追着走，站不住脚，差点没跟着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
七月上旬，只有战斗力最强的1纵（叶飞）和4纵（陶勇）表现比较好一些，他们迂回鲁南，攻克了费县、枣庄和峄县，但到了七月中旬，这两个纵队却在邹县和滕县碰上了硬钉子。
快速纵队是7月15日接到增援滕县的紧急命令的。
那天上午，蔡智诚他们正在县城里开会。伞兵在这一带驻扎了一个多月，东海县的麦子被国军和共军各收了一半，“武装护粮”和“保麦运动”打了个平手，这对国民政府而言已经是个不得了的成绩了。夏鼎文专员高兴得满面红光，连连表示要给伞兵弟兄们请功。
会上进行了伤亡统计，特务队三分队死了两个、伤了两个、病了一个，关键是缺了“部队上士”。蔡智诚要求上面再给他补充一位军士长，游乐智却撇了撇嘴：“补五个战斗兵好办，想要老总，门都没有”——这倒也是，在当时，少尉中尉之类的军官随手就是一大把，可合格的上士却少得可怜，象陈保国那样的老军士都是从死尸堆里淘出来的人物，补充团里根本找不到这样的后备兵员。
一帮人正在扯皮，总部的电报突然到了，命令二大队和特务队立刻赶往台儿庄集结。
7月17日，第三快速纵队和“第二交警总队”经台儿庄北上，救援滕县。
“快纵”的队列十分壮观，战车来了、装甲车来了、十轮大卡拖着榴弹炮，天上飞机侦察、地面坦克开道，全体官兵清一色的美式装备，浩浩荡荡、杀气腾腾。
相对而言，交警总队就显得比较寒碜。他们扛着“万国牌”枪炮，有的乘日本丰田、有的赶马车、有的只能步行，跟在伞兵的后面、走得乱七八糟。
国民党交警部队是由“别动军”改编而成的治安武装，总共十八个总队（47年7月时还剩十五个）。他们名义上属交通部、实际上是军统的队伍，分布在国统区的各条铁路干线上。第二交警总队负责把守陇海铁路的徐州至黄口段，总队长是张绩武（48年被俘）。
一般情况下，交警总队的规模相当于一个加强团，兵员大约两千多人，主要装备轻武器，防守能力还不错，进攻能力比较差。但是，这个第二交警总队却与众不同——张绩武总队长原本是汤恩伯的部下（十三军少将参议），并非正宗军统出身，他对保密局的工作不怎么感兴趣，总想着要把队伍拉进正规国军的编制、混个师长旅长什么的当当。因此，第二总队的规模扩充得很大、火力也比较强，除了四个大队（其他交警总队只有三个），还有直属队和炮兵支队，兵员将近六千，几乎相当于一个旅，是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