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泱所居住的原来那个时代，曾有人认为大额度增加员工工资，就可以盘活一个地区市场，并且将经济循环激活，创造一个充满生机的自由市场。
但这种方法，先不说老板们愿不愿意，就说其可行性。
创造的价值是有限的，作为自由市场中的老板，肯定是最大化的追求利润，在分配行为中，最大限度的压缩员工的所得。
因为资本需要积累，才能将更多的收入用于生产规模的扩大，以及工艺技术的研发。如果员工所得到的收益比例增加了，那么就意味着老板的收益减少了，同样也意味着工厂有可能获得的资金投入，减少了。
如此往复，高工资就会导致市场活跃，但是工厂却力量疲乏，新技术的开发也越来越慢，其结果是在不断的市场竞争中，失去优势。
至于说分配比例的提升，增加了员工的收入，活跃了市场消费能力。或者说激发了员工的创造激情，大大提升了积极性，这些都是假设，而且也要看实际效果。
从文明的整体角度出发，员工是不会自愿将手里的钱拿出来，投入到技术领域的开发之中。哪怕有这样的特例，但在整个大势面前，没有太大意义。
而老板肯定会愿意追加投资，扩大生产和研发新技术，因为这个涉及到他的根本利益。哪怕有脑残的经营着将收益所得全部用于享受性消费，市场也会自动淘汰掉这样的无能者，剩下来的人，会不断推动科技向前进步，文明也在爆炸性的增长。
这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很有效，但问题也很大
首先一点，老板压低员工的分配额度，必然导致消费疲乏，盲目的扩大生产，也必然导致产能过剩。在自由经济体制里，经济危机就是这么诞生的，并且属于无解的死结。无论什么经济学家，无论花费几个人类纪元，在面对经济危机上，都是无能为力的。
因为老板的心态和经济所遵从的法则，决定了这种事情必然发生，不改变这样的结构，根本就是换汤不换药，最多也只能起着拖延和缓和的作用，该来的始终会来。
其次一点，那就是市场的选择，所谓市场的选择，其实就是人的消费趋向。这种趋向决定了产品的供求关系，也决定了在经济领域内企业的生死存亡。
产品符合需要，自然好卖，因此而拥有利润，然后是分配，追加投资，扩大生产，新产品的出现。可问题在于，这真的是对的吗？市场需求，人的需求，对于文明的继续发展，是正确的吗？
有时候，大多数人的选择是对的，但大多数时候，只有很少的人，他们的选择才是对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重工业的收益性价比，就低于轻工业和民用商品。比如说军火产业，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军火产业的发展，其实是亏钱的。
别看军火商人各个赚得盆满钵满，实际上却是整个社会为之买单，并且还会导致一系列的产业屏障，阻挡着后来者的步伐。
就如同这个时间段的美国，或者说一百年之后也是一样，免费能源的研究为何迟迟没有获得突破性的进展？因为财阀需要用石油等矿物燃料控制世界，掠夺财富，撑起自己的事业。
在市场经济领域，决定技术研发方向的并非是对人类发展有没有用，而是这个技术是否能为老板带来财富。
钟泱想要建立的社会体制，可不是西方那种毫无道德约束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如果一切都从经济利益出发，肯定会带来一些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对自然生态的开发，也将是一个可怕的灾难。
资本商人的眼中，可不会顾忌生态破坏会导致什么灾难，他们只会关注自己的钱袋子里面到底有多少存款。无限贪婪的本质，决定了他们的行动准则，只要有着让人心动的利益，没有什么是不能做的。
智能工厂里面的关于权限值这个设定，启发了钟泱，让他看到了一条向前的道路。没错，就是权限值，其实和计划主义经济中的供应票类似，有钱只是说你有能力购买，而不代表你有资格购买。
在产经联对华联的企业组织完成产业整合之后，权限值的市场导入也必将开始，到时候人们的工作，获得的将不仅仅是薪水，还有权限值。根据各自的工作对整个社会的贡献程度不同，设定出相应的权限获得标准。
为了建立起这个比货币体系复杂得多的消费机制，钟泱已经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人殿”，并且由多方联合参与，进行规则的制定和完善。古文会中，负责这件事的是解明宏，由他担任“人殿”的最高负责人“星主”。
不仅仅有舆论监督的职能，还有权限值的设定与完善，产经联和政府部门肯定也会派出相应的成员，加入人殿，对整个体系的设立和运作发出自己的声音。
权限值的设定非常复杂，但宗旨去很简单，凡是对文明的整体发展有利的，权限值就是正数，反之则为负数。一旦权限值清零，并且在规定时间内无法恢复到正数状态，那么就意味着被取消华联的公民资格。
这种惩罚是相当严重的，被取消资格的人，将会被整个华联的主体社会边缘化。许多公民权益也无法得到保护，只能活在整个社会的底层，直到你重新将权限值恢复到正数。不过在边缘化之后，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权限值的设定，是为了平衡老板和员工的分配关系，同时也是规划整个市场内部的企业竞争。如果任由市场本身的自由淘汰机制，正不正确姑且不论，资源的浪费肯定是必然的。并且对于社会的整体风气而言，也不是好事。
直到现在，才是钟泱真正按照心中所想，开始复兴华夏文明的未来之路。解决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矛盾，才能更好的为华夏的古老传承，留下一块合适的精神土壤。
这也将是一个全新的人类社会形态。
………【第三百零一章 红门毒瘤】………
第三百零一章红门毒瘤
1929年的六月，中国的政治局面还是不太平静。目前华军的地盘在湘省是拓展到了衡阳和娄底，而在赣省，则推进到了赣州地界。
这样的战略态势，以及军事缓冲区的建立，却是给予了红门成长的空间。原本因为华联的持续性清剿而陷入颓势的红门，也终于是在军事缓冲区中，建立起了自己的势力。
而华军和**军，则因为各自都有所顾虑，并未能抑制红门的扩张性发展。
其实早在1927年10月，红门的马子任、朱代珍、陈世俊、彭石穿、滕代远等老一辈红门军事领袖便率领赤色圣军来到宁冈竞岗山，创建以宁冈县为中心中国赤化军事区，深深扎根下来。
就在这个赤化**根据地上，这些身披红色理念的“朝圣者”建立了兰花坪。开辟了“以乡村包围城镇、武装夺取政权”的具有赤化特色的**道路。
今年一月中旬，为打破湘赣两省敌人对竞岗山**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和解决部队给养问题，马子任、朱代珍、陈世俊率领赤四军主力进军赣南。趁着**军李济深所部与华军进入战争状态之际，红门大肆发展。
不久，与当地红门组织和地方武装结合，相继开辟了赣南、闽西赤化军事区，后来这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发展为红门的核心**根据地。因为华军和**军都是针对主要城市进行争夺，无暇估计边缘乡村，这才让红门钻了空挡。
到了一月的下旬，湘赣两省**军也是分三路向竞岗山的大小五井发动进攻，意图驱赶这群流寇。
留守竞岗山的彭石穿、滕代远二人分别率领赤五军等部在赤卫队配合下进行拼死反击。至月末，**军还是攻占黄洋界、八面山等阵地。为了保存有生力量，赤五军突出重围向赣南转移。
要不是因为与华军作战失利，红门也不会得到喘息之机，得以逃脱覆灭的死局。四月初之时，在瑞金赤五军与赤四军主力会合。随后，彭石穿、滕代远率领赤五军离开赣南，返回竞岗山，在湘赣边界和湘鄂边界进行持续性的流寇骚扰作战。
到了四月，马子任开始主持制定兴国《土权法》。这个《土权法》，根据中华红门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农民问题决议案》关于“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精神，并结合赣南土权**斗争的经验，将竞岗山《土权法》中没收一切土地的规定，改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及公共土地。
有了这部法典，红门才算是真正在中国扎下了厚实而不可动摇的发展根基。至少在落后的农业社会中，的确如此。
此前的红门，始终只是流寇，无论在政治舆论上取得了多少成功，也无法改变流窜而力弱的根本。吃大户，均分钱粮这样的举动，并不持久，而且裹挟的农民，战斗力低下，战斗意志更是不值一提。
而出台了《土权法》，则完全扭转了这样的局面。首先是农民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土地，就可以恢复农业生产，这自然就加强了红门的实力。而拥有了土地的农民，更是与红门有了不可分割的共同利益出发点。
这种共同利益所激发的决死斗志，在战斗中就逐渐体现出来，为了保卫自己的土地，为了家人的生计，死亡变得不再那么可怕。
四月下旬，在以王天桢为枢机的中赤川东**军事委员会领导下，四川万源、宣汉边界的农民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了中华赤色联军川东游击军，并逐步形成了以固军坝为中心的游击军事区。
时至五月，在红门豫南特委领导下，河南省商城南部的农民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中华赤色联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经过拼死抗争，逐步形成了豫东南军事区，作为组织发展壮大的根据地。
一直忙碌于经济改革的**政府，以及同样进行计划经济体制调整的华联，都没有对红门的扩张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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