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为人治而铺路的集权手段。
在这一刻，他终于认清苏联的政治制度，乃是**和恐怖的组织。
这与他所在之中国**党的三妹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兼容的。关于此点，在他未曾亲自访俄前，是完全没有料到的。
故而在日记中写出了：“综括我在俄考察三个月所得的印象，乃使我在无形之中，发生一种感觉，就是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的后患，将不堪设想。”
姜瑞元对苏俄方面的不满，从其日记看，最初起于10月10日他对莫斯科中国留学生演讲时，有留学生批评他过于宣传孙逸仙，有个人崇拜之嫌。这一批评立即触动了姜瑞元的敏感神经。
事情虽小，但却直指了孙逸仙的致命要害，使姜瑞元作出“损人利己之徒，诱引青年，自植势力，而不顾党谊”的判断，对苏俄多出一份戒心。应该说，当时留学生的批评还是比较温和，苏俄方面也确不应为此负直接责任，但蒋心中仍留下一丝抹之不去的阴影。
“因以中国青年自大之心，及其愿为外人支配，而不知尊重祖国领袖，甚为吾党惧焉。”这样一句话，无疑表明了苏俄红门主义对心灵缺乏信仰之中国学生的心灵扭曲。这一点，最终让他对此种**理念产生了根本怀疑。
如果不是因为后期的日本侵华，估计他还有一个可以改个社会的机会。只可惜，历史如果，成王败寇，一直如此。
如果说，双方的这次嫌隙主要是由于姜瑞元的狭隘和猜疑造成的，那么接着而来的不快，责任则主要在苏俄方面。外蒙自世纪初由沙俄策动独立后，一直是当时许多中国人的一件痛事。
早在1912年，姜瑞元主编《军声》杂志时，专门撰写过《征蒙作战刍议》、《蒙藏问题根本解决办法》，主张武力平定蒙、藏叛乱。这次到苏俄，蒋期望新政权能对蒙古问题有所交待。
他一方面向俄方提出在乌兰巴托以南地区建立一支**党新军的计划，含蓄表达出中方对蒙古的宗主权，另方面于10月下旬直接与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会谈，希望苏俄放弃对蒙古的操纵，但双方在此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无结果而散”。
所有这些，的确使蒋介石产生了一定的紧张和不满情绪，俄方文件写道：“由于神经紧张、过度劳累等原因，姜瑞元一再要求送他去疗养院休养两周。”
军事支援的承诺，或许是姜唯一的安慰。在军校还未正式成立以前，他对于苏俄的要求，其实一点办法都没有。
然而，演讲风波和蒙古问题还不是姜瑞元为之担忧的全部。11月1日，齐切林致函季诺维也夫并转斯大林、托洛茨基、加米涅夫，指出姜瑞元已经“神经过敏到极点，他认为我们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不被放在眼里，这才是姜瑞元最为光火的。
齐切林的信中提到，姜到俄后，只有他本人和斯克良斯基与代表团有过接触，代表团有遭冷落之嫌。自然，齐切林所感觉到的，作为当事人的姜瑞元，更有切身体会。而且，令他更为不快的，是苏方对其提出的军事计划反应也颇为冷淡。
姜瑞元提出的军事计划除前述准备在蒙古和西北地区建立新军，开辟新战场外，还有他最为关心的军队训练问题。他希望俄方能派出一些军官，到广东帮助训练中**队，但苏俄方面的意见正相反，希望国民党方面派出学员，到苏俄境内进入由俄方设立的军事学校学习。
这样的结果，姜瑞元当然不会满意，因为这意味着军事教育主导权将掌握在苏俄手中。
练就一支自己的军队，一直是姜瑞元梦寐以求的，早在1921年，他就谈到：“如弟驻省或驻韶练兵，而不引起某部注意，则准备于半年之内，练成一支劲旅，参加中原剧战也。”舍此而外，“如欲有所效力，则终久不能达期目的矣。”
生逢这样的乱世，姜瑞元对于权力的本质和根基都有着绝对的认识。在野心的驱使下，他的目光从未在军权身上离开过。
8月中旬，临出国前，他再次表示：“如欲善用弟材，惟有使弟远离中国社会，在军事上独当一方，便宜行事，则或有一二成效可收。”可见，姜瑞元办学练兵的愿望是多么迫切，而他访俄的一个主要目标也正在于期望得到苏俄的饷械援助。
因此，苏俄在军事援助上的含糊态度使姜瑞元深感失望，直到齐切林信发出，苏俄方面态度终于发生一些变化。11月13日，代表团再次与**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和总司令加米涅夫见面。
会谈中，他要求苏方应向广州将开办的军事学校增加派出人员，对此，斯克良斯基回答：“开始需要进行一次试验。如果成立所设想的50人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那么**军事委员会不反对增加派出人员。”虽然口气仍然很含糊，但终于是答应了支持在广州开办军校。
据俄方文件记载，蒋姜瑞元一走出斯克良斯基的办公室，斯氏就说：“不要张罗疗养院、医生等事了，因为他自我感觉好多了”。从会谈文件看，姜瑞元唯一可以略感慰藉的，其实也只有上面这几句话。
因为在对俄态度上，姜瑞元和其他的成员有了冲突。纵观姜瑞元的一生，似乎还真没有什么卖国的举动。就连承认外**立，也是当年孙大炮自己和人家签了合约，白纸黑字赖不掉所致。
就着各种政治军事主权等问题，**党和红门的国内代表，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代表团内形成了两派，**党左派人物沈玄庐和张太雷是一派，姜瑞元和王登云是一派。其中左派，一直都和苏俄走得很近，自然而然的，也都和国内红门走得很近。这里面，还真没有几个好货色。
他们会见托洛茨基时，托洛茨基对他们说，现在应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政治上和宣传上，并着手做党的组织工作。即便我们给很多钱，给予军事支援，“你们还是会一事无成”。谈到蒙古问题时，托洛茨基说，蒙古希望独立。如果你们想同它建立统一战线，你们应该把它视为兄弟，并说你们不想主宰它。
这次谈话后姜瑞元很生气，说托洛茨基在骗他们。如果蒙古想独立，那需要我们承认，需要我们给予它独立，而不是它自己承认自己。这些话他们是在代表团内部讲的，对于主权问题，姜瑞元向来看重。而沈也生气了，两派发生激烈口角，差一点打起来。
就这一点而言，姜瑞元先将国家的权利放在首位。因为他知道，人民不需要一个出卖政治权利的党派，这一点根基，丝毫动摇不得。至于张太雷他们，心中已经早就赤化，有门无国。
此门，即红门，这也是党在国上的根本祸患。姜瑞元虽有占据天下之野望，但他也追求着千古完人的名声。这一点，他比马子任好上太多。
由于对苏俄的失望，姜瑞元对访俄报告也毫无热情。证之日后于回国途中，他“制《游俄报告书》，旋作旋辍”，烦躁心情可见一斑。
就代表团的使命来看，姜瑞元出访苏俄，说不上成功。但对他自身个人而言，毕竟是一次改变他命运的军校生涯，之后的一切皆和这段出行密不可分。也许，在姜瑞元内心中，这段出行的记忆会是十会复杂的吧。
莫斯科，这个赤化**崛起的地方，从**体制中放出了一只真正可以毁灭世界的恶魔。姜瑞元在还未来到这里之前，仍旧对着此处的红色政权有着向往，以俄为师的口号，并不仅有孙逸仙在高喊。
但能从狂热之中醒悟过来，他最终从这罪恶的泥潭中抽出脚步。**和**，也并非必须实行赤化才可。从根本上，姜瑞元还是更相忘于华夏千百年来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模式。
至少不像马子任那样，肆无忌惮的毁灭中华文明，断绝我辈之道统。
实际上，姜瑞元和马子任一样，都曾对苏俄充满了幻想，只不过马子任在1949年以前都没有到过苏联，所有的幻想都是间接从别人那里抄来，而姜瑞元则不同，1923年就亲历苏俄，并发表了观感，断言苏俄赤化体制绝不适合中国。
俄国素无好心，晚清的中俄历史是最好的事例，民国以后的历史更可谓证据确凿。至于红门一统天下之后的详细卖国予俄的举动，一直讳莫如深。苏俄的**与恐怖与三妹主义或者说与自由民主，是格格不入的，姜瑞元踏上苏联国土3个月就能看出。
自1923年8月5日起，他在上海奉党魁孙逸仙的命令，约会苏俄代表马林，筹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考察其军事政治和党务。8月25日从满洲里入俄境，9月2日到莫斯科，至11月29日启程回国，次月15日回到上海。在这3个月的期间，他对苏俄党务、军事和政治各方面进行考察。
观其论调，姜瑞元认为苏俄对中国**没有真切的认识。而其对中国社会，强分阶级，讲求斗争，他对付**友人的策略，反而比他对付**敌人的策略为更多。
军事方面，莫斯科红军组织严密，军容整齐；政治方面，无论在社会中间，或是俄红中间的斗争，他认识到苏维埃制度乃是**和恐怖的怪兽，与中国所需要的思想革新，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
俄红的领导者，对于他们代表团的参观和考察，到处都表示热烈欢迎，并恳切接待。但商谈中俄之间的问题，而涉及其苏俄利害有关的时候，他们的态度便立刻转变了，绝对没有放弃其侵略的野心。
到莫斯科的时候，列宁病重，陷入沉迷状态，不能晤面。姜瑞元会晤了苏俄党政及军事负责诸人，说苏俄的国家政策都是遵守列宁所指示的路线。综括他在俄考察3个月所得的印象，感觉就是俄红政权如一旦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则其对于中国和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