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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史吴案
燕盖之乱（燕，指燕王刘旦。盖，鄂邑公主嫁盖侯王充，也称盖长公主；王充，是王老哥王信的儿子），桑弘羊的儿子桑迁逃亡，投靠老爹从前的部属侯史吴（侯史，复姓）。稍后，桑迁被捕，诛杀。再稍后，政府颁布赦令（参考去年「前七九」六月），侯史吴出面自首。司法部长（廷尉）王平、宫廷供应部长（少府）徐仁，会同审判，认为桑迁只是受他爹谋反的牵连，并不是他自己谋反；侯史吴藏匿的不过是一个普通逃犯，并不是藏匿叛徒。于是依照去年颁布的「赦天下」诏令，宣判侯史吴无罪（「赦天下」，不是「大赦天下」，仍有许多罪，诸如叛乱犯，仍不赦免）。后来，执法监察官（侍御史）重新调查，认为：「桑迁深通儒家学派的五经（诗、书、礼、易、春秋），知道老爹桑弘羊谋反，而不规劝阻止，跟他自己谋反，没有两样。侯史吴也曾当过低级官员（三百石），却藏匿谋反正犯，跟平民藏匿普通逃犯不同。所以，侯史吴不可以赦免。」奏请再派人审理。接着弹劾司法部长（廷尉）王平、宫廷供应部长（少府）徐仁，包庇叛徒。
侯史吴的案件，再为政治性冤狱，提供一个最常见的模式。法律条文虽是死的，解释却有一定轨道。一位法院书记官说：「一场官司下来，到了最后，案情已十分明显，书记官在旁，也一目了然。内容再复杂，法官只要两三个小时，就可写妥判决书。可是，如果是法官受了贿，或承受某种压力，他可是要写上两三天，判决书才能脱稿。」因他必须费尽心机，去扭曲法律和事实。
霍光这时大权在握，他除了要对桑家斩草除根外，还要彻底整肃「燕盖帮」
次要的残余党羽。侯史吴的人头，正好提供他锋利武器，用以扩大打击面。所谓执法监察官（侍御史）的指控，不过又是「有人检举」而已。仅只不劝阻老爹谋反，便是自己谋反，这是什么推理？然而，不把桑迁戴上铁帽，就无法扳倒侯史吴；不把侯史吴戴上铁帽，就无法扳倒两位部长。法律典籍放在神坛，是神圣的，一旦用来从事政治斗争，便成了屠刀。
「人」与「非人」
楼兰国（新疆省若羌县）国王逝世，匈奴汗国先得到消息，马上把当人质的楼兰王的儿子安归送回，安归遂继承王位。中国派使节到楼兰，宣读皇帝刘弗陵诏书，命新王安归到长安朝见，安归拒绝。楼兰国位于西域（新疆省及中亚东部）
的最东边界，距中国最近（楼兰跟敦煌航空距离五百五十公里），当中横亘着面积大约八万平方华里的白龙堆沙漠（新疆省罗布泊东），缺乏水草，楼兰国常被分派担任向导工作，既运淡水，又运粮草，不停的迎送中国使节。而中国使节又凶暴得跟匪徒一样，使他们受到难以承受的痛苦，不愿再跟中国来往。现在，再加上匈奴汗国的挑拨，遂跟中国断绝邦交，不断拦杀中国官员。安归的弟弟尉屠耆在中国当人质，因得到老王逝世的消息较晚，无法回国继承王位，就投降中国，把内情报告西汉政府。
这时候，交通部（太仆）骏马管理官（骏马监）、北地（甘肃省庆阳县西北马岭镇）人傅介子，奉派出使大宛王国，到了楼兰、龟兹，两国国王都承认错误。
傅介子率领他的随从人员，诛杀匈奴使节。回到首都长安。傅介子对全国最高统帅（大将军）霍光说：「楼兰、龟兹，反反覆覆，如果不给他们一个严厉的惩罚，就不能镇压各国。我经过龟兹时候，国王平易近人，毫不设防，很容易得手。我愿去把他刺杀，用以展示中国声威。」霍光说：「龟兹太远，且到楼兰试试。」
于是派他前往。
傅介子率领卫士，带着金银财宝，宣称要赏赐外国君王。当这项好消息传到楼兰后不久，傅介子抵达楼兰。然而楼兰王安归不信任中国使节，不肯接见。傅介子假装毫不介意的模样，向西继续进发，走到西部边界时，教翻译官告诉安归，说：「中国使节所带的黄金绸缎，都是宝贝，用来赏赐西域各国，大王如果不来领取，中国使节就到别的国家去了。」把金银财宝展示给翻译官看，翻译官回去向安归报告。安归听到真的可以得到金银财宝礼物，大为欢喜，遂亲到西界，会晤傅介子。傅介子用盛大的筵席招待，一声暗号，两位壮士的两把利刃，从安归背后猛烈刺入，安归立即死亡。侍从人员跟贵族们一时惊起，四散逃走。傅介子出来安抚大众，指出安归背叛中国，说：「皇上派我来对安归执行死刑，并由当弟弟的尉屠耆继承王位。中国大军正向这里挺进，如果轻举妄动，下一步就是亡国！」楼兰全国震恐屈服。
司马光曰：「圣明的君王，对待蛮族，如果叛乱，则发兵征讨；如果臣服，则不再追究。而今，楼兰王已经承认他的错误，却再加诛杀，以后再有叛徒，中国便不能取得他们的信任。如果认为楼兰王的罪行太重，仅只道歉，还不能原谅，定要处决，也应该出动堂堂之师，宣布他的罪状。想不到，却派出正式使节，用金银财宝当饵，引诱他入彀。以后，外国对中国使节，谁还敢相信？以中国的强大，竟用这种匪徒盗贼勾当，去欺凌外邦，实在是一种羞辱。很多人竟然赞美傅介子，认为他建立奇功，未免过份。」
王夫之曰：「人跟人之间，相处之道，唯有信誉仁义而已。而履行信誉仁义，也只有人与人相处，才用得着。从没有听说有人对虎狼蜂蛇也讲信誉仁义的。楚王国固是祝融的后裔，而且由周王朝初叶君王分封爵位（子爵）。宋国国君（襄公）子滋甫尊奉信誉仁义，跟它们结盟，更严守信誉仁义，跟楚王国作战，结果军事失败，身受重伤，为中国带来羞辱。对楚王国这种人，还不能跟他们讲信守义，何况其他那些跟野蛮民族混在一起，而又螫人咬人之徒。楼兰王表面归顺中国，暗地里却充当匈奴的间谍，傅介子执行皇帝诏书，加以诘责，楼兰王也承认他的罪行。问题是，野蛮民族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羞耻，所以他们也不在乎来一个当面屈膝。不久，匈奴汗国的使节，就又到了楼兰。中国如果信任他的归顺，而推诚相待，必然受他的诈欺。如果因怀疑他的归顺是假的，而出动大军讨伐，既劳师动众于千里绝域，使中国疲惫；而楼兰势将要求匈奴援助，合力抵抗，中国军队受到挫折，不得不顿兵在坚城之下。这就是宋国国君子滋甫泓水之战的覆辙。
傅介子计诱楼兰王，斩下人头，威力所及，夺取他们的魂魄，使匈奴胆寒，是何等的伟大勳业！因之，我认为，对于野蛮民族，诛杀他们的生命，不能称之为不仁；夺取他们的财物，不能称之为不义；用阴谋诡计引诱他们，不能称之为不信。
为什么？只因为信义这种高贵的行为，是「人」跟「人」相处之道，不是「人」
跟「非人」的野蛮人相处之道。」
霍光跟傅介子共同策画的这项对外国君王的谋杀行动，是中国外交史上最卑鄙、最无耻的下流行为之一。司马光已从道德、法理、政治三方面，发出严正的抨击。然而，王夫之在他的读通监论中，却狠狠掴了司马光一个耳光，认为司马光的主张，不切实际。
王夫之对人类用的是二分法，一类是「人」，一类是「非人」。中国人──而且是狭义的中原人，连楚王国都排斥在外，是「人」；而其他芸芸众生，全是「非人」。仁义道德是中原人的专利，只可以专门对内使用，对外就要发挥兽性，肆意诈欺残忍，无所不用其极。听起来好像是希特勒在那里发表讲演，使人发抖。
王夫之不过一个平庸的知识份子，如果他掌握大权，制造出来的灾难，不但超过纳粹，恐怕更超过五人帮。纳粹也是二分法，雅利安人是「人」，犹太人是「非人」。五人帮同样是二分法，红五类是「人」，黑五类是「非人」。用最僵硬的公式强加到万物之上的人，头脑一定简单，性情一定粗暴。
文化人为了加强论据，而故意扭曲历史，跟政客们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故意扭曲历史，同样使人浩叹。宋国国君（襄公）子滋甫之不断的栽到楚王国之手，跟信义无关。子滋甫用诈术跟楚王国结盟，想利用楚王国的威望使自己成为霸主，被识破诡计，丢人砸锅。不是失败于他有信义，而是失败于他智商太低，竟企图狐假虎威。
一口咬定看着不顺眼人是「非人」，这是为强梁世界制造屠杀的理论根据。
西域本是和平的国土，匈奴跟中国先后闯入，带给他们恶运。王夫之活像一个地痞流氓，认为只要有一把枪在手，你就应该乖乖听话。楼兰的国格跟中国相等，为了谋求国家的生存，不能不委曲求全。为什么非效忠中国不可？春秋时代，郑国位居中原，不得不同时对晋楚两面讨好，谁强大，就服谁。楼兰王曾向中国哀告，说明他们受不了两大强国的压迫，要求取消独立，举国内迁，是西汉政府不许。中国还打不过匈奴，有什么理由和颜面，要小国寡民的楼兰，跟匈奴对抗？
儒家系统以「恕道」自吹自擂，一旦遇到弱小，「恕道」可就没有了。「恕道」
遂成了专门乞求强梁手下留情时用的符咒，对弱小连一星点也不肯施舍。然而，最可怕的还是王夫之的断语，对于「非人」，「诛杀他们的性命不为不仁，夺取他们的财产不为不义，欺骗他们跳入圈套不为不信」。这种褊狭的胸襟，孕育不出崇高的人道精神。
谈到胸襟──健康的心灵，和健康的包容，可以在司马迁身上找到。中国文化像一条澎湃壮观的大河，自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这条大河开始一渣一汁的沉淀，千百年下来，由于沉淀太多，而停滞、而腐朽、而缺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