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戴西接到通知，在同济大学的中正被认定是反动学生，已经被学校隔离。戴西又一次为自己的儿子送去了变相关押需要用的衣物。然后，每到一个月，她像从前去第一看守所一样，去同济大学为儿子送日常用品。从前，中正常常代替戴西去第一看守所，现在，没人能代替戴西了。没人知道在从她的家到同济大学的路上，她心里怎么想，会有什么体会，她从来都没有说到这些事，她只是从来没有逾期不去。
不过，她常常用的是晚上的时间。在白天，她总是尽量不回家，或者不出门，避免路过弄口，因为那里有红卫兵把守，看到了她，他们总是像看到了兔子的猛兽一样兴奋起来。在被逼到角落再无路可退以后，她也会挺起胸来。
每次戴西离开弄堂，就必须先在那里竖着的毛泽东像前站十五分钟。那时她已经没有手表了，所以不知道自己到底站了多久。总要等到红卫兵放她走，她才能走。后来戴西有了一个主意，她带着闹钟出门，那天，当红卫兵对她叫：〃时间已经到了，你还站在这里想干什么？〃戴西摸出钟来拿给他看，然后说：〃你错了，还差三分钟才到时间。〃
但是，在戴西的回忆录对这一年纷乱的描述中，她写下了这样一个影响了她的人。
他让我体会到了在这时想要与任何人论理都是不明智的。他是个医院里的主治医生，他乘公共汽车去上班。每天早上他妻子都给他五分钱买车票，她把钱装在他的衣袋里。公共汽车总是非常拥挤的，医生只能站着。他想要伸手到衣袋里去摸那五分钱，可因为太挤了，他不小心把手伸到了贴在他边上的乘客衣袋里。那个人立刻叫了起来，他说医生是小偷。公共汽车停了下来，医生被带到了警察局。警察局立刻通知了医院的党组织，党组织来了人，想要弄明白他们医院最高的医生到底怎么了。这时，医生说出了真相。〃为什么你当时不对公共汽车上的人说呢？〃他们问。〃因为我想要对他们解释，他们也不会相信我，反而会打我。我想就当我是错的，我才会安全。〃
这是戴西的1968年。
这一年，在美国的兄弟姐妹为断了音讯的波丽和戴西留下了照片，那是他们的家庭聚会上的合影。沃利晒得很黑，好像是刚刚从海边度假回来，大嫂嫂没有什么见老。安慈还有着惊人的秀丽，保留着第一届上海小姐的风范。他们的孩子都已经在美国长大，不怎么愿意多说中文了。
后来，波丽和戴西先后在上海去世，家中的八个孩子，只有她们俩一直没有离开中国，也只有她们俩先后把自己的遗体捐献给了上海的红十字会，不求任何报偿，她们都在志愿书上签了自己的中文名字。志愿书上写着：〃我志愿将自己的遗体无条件地奉献给医学科学事业，为祖国医学教育和提高疾病防治中国的水平，贡献自己最后一份力量。〃
没有人真正相信她们在这份文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就真正认同那上面表达的意思。有人说，她们一生被别人说成是寄生的，最后想要表明自己不是寄生的，而能做到大多数人不能做出的贡献。
也有人说，她们没有了自己家的墓地，觉得没有地方安息。
1969 六十岁 骄傲与坚持
A person； who was suffering not for the masses； could still keep one's tough dignity。 Being an ordinary woman； she was doing all this in order to maintain her own clean record； not willing to let her children encounter any more mishap because of her。
这是一张用在上海市区公共交通月票上的照片，不过从1969年开始，戴西终于可以不再用十二元生活费中的三元去买月票了，她被送到祟明岛上的东风农场劳动改造。
开始因为从外贸系统送去崇明的，就戴西一个女资本家，她在资本家连队里没地方住，所以她被送去与下放在农场管理资本家连队的女干部住在一起，在那里，她知道了，资本家在背地里叫农场〃集中营〃，女干部们在背后也叫这里为〃集中营〃。
在太平洋战争中，这个小岛上，日本人真的为在上海避难的两万犹太人造了死亡营，只是最后没有执行。
清洗马桶还是我每天的功课。有一个干部每天和我一起去。我们屋子里住了七个人，所以，她们每天出一个人帮我一起把沉重的马桶抬到粪池边上去，这就是她们做的。然后，我要倒马桶，把它搬到小河边上去洗干净，然后把马桶搬回宿舍去。马桶很大，又没有时巴手，所以你能想象到我一个人搬它有多困难。有一次，几个农场的年轻人批评女干部们，说她们让我一个人做这样的事是不对的。但照女干部们的意思，就是要我这样做，才能改造好。那些年轻人说：〃我们觉得她们也需要这样做，来改造好她们自己。〃我什么也没说。除了干所有要我干的农活以外，不光倒马桶，每天早上冲满宿舍里所有的热水瓶也是我的事。有一天我不小心滑倒了，打碎了她们的一个热水瓶。我不得不去买两个热水瓶胆来赔给她们，就像她们要求我做的一样。这对一个月只有六元钱的我来说，真的是大支出了。
这样的日子过了几个月以后，戴西被送到另一个农场的资本家连队里去，因为她原来所在的女干部连队要集体迁往〃五七干校〃。〃我已经开始习惯了这里的生活，而且发现这里的资本家们之间是友好的，容易相处的，可我必须要服从命令。〃
戴西在农场度过的最初几个月，在我看来，是非常恐怖的，好像独自裸露在狼群中。到现在为止，她是第二次离开自己的家去芳改地劳动。可第一次她是与自己的难友们在一起，当她被公安局召回上海时，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能冒着危险提醒她，要先设法保护好自己。那是一个人在危险中的巨大安慰。而这一次，她是独自一个人，生活在一群可以随意欺辱她的女干部中，没有一分钟，没有一个角落，能放松自己。在我的想象里，这样的日子一定比监狱的日子还要可怕。戴西不光没有发疯，没有自杀，她还认为自己习惯了那样的生活，甚至她在那时还保持着对新事物的好奇心，在冬天大家去挖河泥的时候，她也主动报了名：〃因为我非常好奇。〃
我不知道她是靠什么坚持下来的。
但是，多年以后，戴西回忆起来，发现比起新换的农场，原来的地方真的还是好的。当她来到新的资本家连队，发现这里的生存更加困难，她们常常五点就必须出工，而且没有早饭供应。看管她们的女干部每六个星期就更换一次，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喜好、自己的心情和自己的方式管教资本家们，没有任何规章可言，但她们都会找所有的机会来批评指责资本家们干的所有的事，让他们天天知道自己所有的一切全是错的。就是在田里干活的时候，要是有人互相问一问怎么干活，也会马上被干部高声责骂。而大家全习惯了沉默地接受，不作任何申辩。
这也是戴西做的，她在那个发生在公共汽车上的医生的故事里，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在这样的环境下，戴西看到了资本家们之间的倾轧、出卖，看到了在重压之下，难友们成了睡在身边的仇敌，为了很小的事情，他们都会不惜伤害别人，为了给干部留一个对自己的好印象。有一次，戴西看到一个老资本家因为无法咽下冷了的白煮蛋，就把它埋到热饭里面，想把蛋焐热。可马上就有人去报告说，这个老资本家贪吃，好吃，把好吃的埋在饭里偷吃。
这时，戴西才知道自己是到了更加险恶的地方。
有一天，她们在田里晒稻草。当戴西将自己草垛的最后一叉草挑开时，发现底下有一窝小老鼠。她从来是怕老鼠的，于是惊得大叫起来，被戴西的叫声惊扰的老鼠们纷纷逃跑，可几只刚刚生下来的小老鼠只是惊呆在原地。这时，一起干活的老资本家们纷纷叫着：〃打死它们，打死它们！〃可戴西下不了手，于是，老资本家们一拥而上，打死了那些已经吓呆了的小老鼠。
这时，戴西明白过来，必须要为更好地保护自己做些什么。而且那必须是一件讨好干部，但不伤害任何人的事，这是戴西的决定。于是，当干部再一次骂她不会用汉字写交代材料和大字报，是十足的洋奴时，她马上表示一定要从现在开始认真学习中文，目标是用中文学习毛选，写大字报和交代材料，并学会看中文报纸。她开始用中文写交代材料，干部看到她写的东西大吃一惊，因为有一半的字是错的。她常常拿着报纸去问干部生字，到了他一时兴起时，也边骂边教戴西认字。
这是她上中学、大学都没遇到过的事，也是写了快十年的交代材料没有做到的事。她第一次学习得如此努力，而且真的在报纸上的大批判文章里学会了用中文写和说。只是，至今没有人知道她到底会多少汉字，到底有多少是真的在骂声中学会的。常常在有人要与她顶真的时候，她就真诚地疑惑地看着你，表示她的中文还不够好，听不明白你的意思。
有一天，我们开会选在我们这里的资本家，谁取得了最大的进步，有人互相提名。这时，管教干部说话：〃你们是不是忘了谁？〃
一片寂静。
然后，他说：〃没人注意到郭婉莹的进步吗？〃他叫我走到前面去，告诉大家我是如何努力在工余学习中文的。我说：〃这都归功于干部，是他强迫我一定要学习中文，我才努力学的。这是我所受到的最好也是最大的压力，让我有了进步。要是他不向我指明，我就不会有这样的进步。〃听我这样说，他高兴得要命。
和她在一起劳动的一个人，曾说，这个外国老太婆不愧是1934年燕京大学心理系的毕业生。她竟然能够在那样的环境里保护了自己的自尊，满足了干部的成就感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