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违背党的策略”的观点，不能认同，甚至认为这是冯雪峰故意刁难他。不过，在当时周扬对冯雪峰的观点有抵触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这就需要从这首《汉奸的供状》产生的背景说起。
这首诗所指的“汉奸”就是胡秋原。它以辱骂与恐吓的语言，谩骂胡秋原等“第三种人”和“自由人”，是缘起于1930年代“左联”与“第三种人”和“自由人”的文学论争。当年，在国民党御用文人与“左联”的革命作家的“围剿”与反“围剿”的激战中，胡秋原以“自由人”的面目，攻击革命文艺，称革命文艺是政治的留声机。在左翼作家集中火力批判胡秋原的观点时，苏汶（杜衡）则以“第三种人”姿态，发表表面上似乎不偏不倚，实际上是以“拉偏架”的方式，攻击左翼文坛。为此，鲁迅、瞿秋白、冯雪峰、周扬等革命作家，都对胡秋原、苏汶等人的观点进行口诛笔伐的批判。一时间闹得上海文坛上硝烟滚滚，杀气腾腾。可以说在这次反击战中，冯雪峰与周扬分别写了一些文章投入战斗，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可是，在冯雪峰阅读了张闻天署名“歌特”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之后，思想迅速转变，不再对胡秋原和苏汶等人，采取敌对的方式。张闻天的文章深刻地指出了当时上海文坛的左倾关门主义，批评了否认“第三种文学”的错误观点，指出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同盟者。冯雪峰根据张闻天的指示，调整了自己的思想认识，却没有及时地向周扬解释清楚，这样他们之间就因为这次争执而结怨。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锦鸡，总是漂亮的鸟类：周扬与冯雪峰（2）
周扬与冯雪峰分歧的第二个波澜，是在1936年冯雪峰接受党中央的派遣到上海传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1935年周扬、夏衍根据季米特洛夫和王明的指示，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引起了党中央的注意。1936年4月，出席了瓦窑堡会议的冯雪峰来到上海，向左翼文艺界贯彻这次会议精神。他到上海后，没有直接去找时任上海文委书记的周扬，而是在探望鲁迅时，鲁迅和胡风与他谈到对“国防文学”口号的看法。冯雪峰认为这个口号没有体现出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议精神。他建议提出一个能够体现中央精神的，“有明白立场的左翼文学的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新口号”。随后，鲁迅让胡风写篇文章提出这个口号。胡风写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的短论，发表在《文学丛报》上。周扬等人认为这是宗派情绪作怪，立即组织力量围攻，从而引发了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特别是鲁迅发表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点出了“四条汉子”的问题，更使他们耿耿于怀，因而积怨于冯雪峰。
建国后，周扬与冯雪峰的地位发生变化，周扬成为中国文艺界的最高领导人之一，而冯雪峰只是他的麾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双方地位悬殊，过去的矛盾更难以沟通。1957年的反右斗争，冯雪峰被重翻旧账，打成右派，落入社会的底层。“*”初期，周扬等人因“国防文学”问题，也被打入另册。经过几年身陷囹圄的磨砺与反思，到1970年代的后期，周扬对以往的所作所为，有了顿悟式认识，更加感受到人事沧桑，犹如云卷云舒，开始以新的启悟和视点来认识自己和朋友。在他1975年出狱后，听说冯雪峰不堪“*”时期的折磨，患了癌症，更使他滋生了同情心，于是不顾年迈，几经换车，从西城来到东城，拜望了病魔缠身的冯雪峰。他们见面后拥抱在一起，不由得流出了激动的眼泪。周扬对冯雪峰说：“我们是交往40年的老朋友，有过摩擦，有过争论，你为人是正派，我从来都认为你是个好人。” 冯雪峰也激动不已，事后写了篇寓言《锦鸡与麻雀》，表达了自己对与周扬和好的心意：
有一只锦鸡到另一只锦鸡那儿做客。当他们分别的时候，两只锦鸡都从自己身上拔下一根最美丽的羽毛赠给对方，以作纪念。这情景当时给一群麻雀看见了，他们加以讥笑说：“这不是完完全全的相互标榜么？ ” “不，麻雀们。”我不禁要说，“你们全错了。他们无论怎样总是锦鸡，总是漂亮的鸟类，他们的羽毛确实是绚烂的，而你们是什么呢，灰溜溜的麻雀？”
文人相轻：林语堂与曹聚仁
1934年夏秋之间的上海文坛，一场关于“大众语”的论战正打得热闹，林语堂写了一篇《一张字条的字法》，嘲笑大众语。曹聚仁读了大不以为然，于是写了篇同题文章以反驳，同时还给林语堂写了一封信，“劝他不必故意和大家别扭”。林语堂回信拒绝，说：“我系闽人，天生蛮性……非如聚仁兄所谓有意同人别扭也”。这是两人交恶的开始。
尔后林语堂提倡性灵，崇拜明代文学家、公安派创始者袁宏道，出版了由刘大杰标点、林语堂校阅的《袁中郎全集》。曹聚仁写了篇《何必袁中郎》，借嘲袁而实嘲林刘，又指称《全集》的句读错误，称之为“牛头不对马嘴”，且必令地下的袁中郎“抱头痛哭不已”云云。过后林语堂赴暨南大学演讲，演讲词以《做文与做人》发表出来，文中并不见骂曹内容，可是曹聚仁看到聆听演讲的一位同学的笔记，认定林语堂贬讲文人恶习的内容是针对他而言，当下大怒，写信去质问林语堂，林语堂加以否认。曹聚仁不罢休，再写信置辩。此事被小报大做文章，林语堂便在杂志上登了一则《林语堂启事》，说明事情过程，表明从此不再置辩。
林曹发生争论，根本原因在于两人思想上存在分歧。从此以后，彼此便疏远开来，竟至老死不相往来。不往来，架还继续吵。
1943年，自美回国的林语堂，在重庆中央大学做题为《论东西文化与心理建设》的演讲。曹聚仁在报上读到演讲词后，立即著文《论“瞎缠三官经”的东西文化观》予以驳斥。
曹聚仁曾说：“自始至终，我和林先生并不闹过什么；而彼此的意见，也从不曾同走过一段路；假使友谊能够维持下去，闹闹吵吵，未始不可以做好朋友。”
话虽是这么说，但总是“闹闹吵吵”，友谊怎么能够维持下去呢？又既然彼此“从不曾同走过一段路”，那么就是道不同了，那么不相为谋、分道扬镳该是必然的结局了。（＇EX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