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林语堂结缘于1924年11月创刊的《语丝》杂志。《语丝》创刊之初，林语堂就被特约为撰稿人。在北京女师大*和“三一八”惨案中，林语堂与鲁迅站在一起，支持爱国学生，口诛笔伐，十分活跃，北洋政府遂将林语堂列入通缉的黑名单。为此，1926年5月林语堂辞别鲁迅到厦门大学任职。林语堂离开北京后，一直担心鲁迅的安全，就举荐他到厦大任教。不料鲁迅到厦大后，并不如意，就有离开的想法。但迟迟不能下决心的原因是担心他离开后，林语堂的处境不好。后来鲁迅感到已经对林语堂“爱莫能助”了，就毅然离开厦大，去了广州中山大学。不出鲁迅所料，半年多之后，林语堂也离开厦大，到上海去了。
1927年10月3日，鲁迅与许广平从广州到达上海。当天晚上，林语堂到鲁迅住的旅社拜访，谈至深夜方归。第二天中午，林语堂与孙伏园为鲁迅、许广平接风。老朋友又聚在一起，分外显得亲切。从1925年到1929年这段时间，鲁迅与林语堂的关系很密切。林语堂尊敬鲁迅，称他是“现代中国最深刻的批评家”，“叛逆思想家”，甚至还把鲁迅比喻为世间稀有的“白象”。当然，在这段时间，鲁迅与林语堂也出现过意见分歧。这就是关于“费厄泼赖”问题。当时林语堂步周作人的后尘，也认为不打落水之狗，鲁迅则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坚持痛打落水狗。这篇文章发表后，林语堂虚心接受了鲁迅的批评，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打狗”的文章和漫画，以实际行动呼应了鲁迅的主张。
可是在1929年8月鲁迅与林语堂却因一次误会而反目。当时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与鲁迅有着版权纠纷。为缓解纠纷，李小峰在南云楼酒店请鲁迅、郁达夫、林语堂夫妇等人聚餐。席间，林语堂言谈中附和李小峰，责备了同样与李存在版权纠纷的张友松，而张友松是鲁迅的学生。这时鲁迅和林语堂都喝得有了酒意。鲁迅认为这是林语堂指桑说柳，讥讽他与李小峰的纠纷，气得脸色发青，站起身说：“语堂，你这是什么话！我和北新的纠纷与张友松无关！”林语堂站起来辩解道：“是你神经过敏，我没有那个意思！”他们两人像一对斗鸡一样对峙了一两分钟。郁达夫立马收拾僵局，他一面按鲁迅坐下，一面向林语堂夫妇摆手，要他们提前退席，这才避免了矛盾的尖锐化。
林语堂在上海立足后，就着手创办《论语》半月刊，冀望借助幽默，表现性灵闲适，曲折地表达对社会的不满；而鲁迅则是直面惨淡的人生，把文学当作“匕首”和“投枪”，刺向敌人，因而他们间的分歧越来越明显。在以后的几年间，虽然鲁迅与林语堂也有联系，但是再也找不回过去感情的影子了。
有一次《申报·自由谈》的编辑黎烈文做东，为郁达夫和王映霞夫妇去杭州饯行，邀请了鲁迅、林语堂、徐懋庸等人出席。饭后，大家抽烟时，林语堂忽然问鲁迅：“周先生，您每天都抽几支烟？”鲁迅听了平淡地回答：“没有统计过。”林语堂并没有在意鲁迅的表情，还想再问。这时鲁迅突然冷言冷语地批评林语堂说：“尽拿些吸烟、戒烟之类的生活细节做文章，是倒退，现在的中国不需要这种西洋式幽默。”几句话说得林语堂摸不着头脑，刚刚缓过神来，鲁迅又说：“每月要挤出两本幽默来，本身便是件不幽默的事，刊物又哪里办得好！”林语堂这才意识到鲁迅是在指责他，自己讨了个没趣。黎烈文见此，连忙举杯向郁达夫夫妇敬酒，才使林语堂摆脱了窘境。这次聚会更加大了他与鲁迅的感情裂痕。接着从1934年下半年开始，陆续有些左翼作家批评林语堂和论语派，批评林语堂的幽默刊物是“麻醉文学”，鲁迅就在其中。从此，林语堂与鲁迅的关系就越来越疏远了。
一面之缘：陈云与鲁迅
陈云与鲁迅先生只见过一面，那是在1932年的12月11日的深夜。当时陈云是奉命转移在鲁迅家避难的瞿秋白夫妇而来到鲁迅家的。
瞿秋白在1931年1月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王明等人的打击，被排斥在中央领导机关之外。不久就被派到上海，与鲁迅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他在上海经常变换居住地点，以躲避反动派的魔掌。1932年12月初，瞿秋白来到上海北四川路的鲁迅家避难。可是没有住上几天，党中央特科得到情报：国民党特务知道了瞿秋白隐居在鲁迅家的消息，必须立即转移。当时陈云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党的组织就派陈云去执行帮助瞿秋白夫妇转移的任务。
为了安全起见，陈云在12月11日深夜的11点钟，来到北四川路的鲁迅家。深夜访客是让人警惕的，不过，鲁迅家在瞿秋白来此避难之时，就设定了暗号。陈云在鲁迅家按着暗号敲开门，许广平将他请进屋里。陈云向瞿秋白夫妇传达了组织的要求，陈云说：“你们整理一下随身衣物，我去叫黄包车。”这时站在一旁的鲁迅开口了：“你不要去，我们去找。”随即让许广平去街上叫黄包车。这时，瞿秋白才意识到还没有将鲁迅介绍给陈云，就向陈云引见说：“你还不认识吧，这就是鲁迅先生。”陈云并不知道瞿秋白隐居的住处是鲁迅家，听到瞿秋白的介绍，他立刻对面前的这位五十多岁的老者，产生了无限的敬意。因为鲁迅的大名早已“如雷贯耳”，只是无缘相见。此时相见又是在这种极为特殊的时刻，来不及表达自己对鲁迅的敬意，很谦恭地说了句：“久仰久仰”，许广平就叫来黄包车，陈云和瞿秋白夫妇只得马上与鲁迅夫妇告辞。
陈云本想以后寻个机会向鲁迅请教，可是不久就被派往中央根据地，没有机会再次拜会鲁迅先生了，成为他的一大遗憾。1936年10月，正在莫斯科第三国际工作的陈云得知鲁迅先生逝世的噩耗，他便以“史平”为笔名，在《救国时报》上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一个深晚》，缅怀了与鲁迅一面之缘的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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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自尊而疏远：胡风与萧红
胡风本名张光人，湖北蕲春人。1929年秋进入日本庆应大学学习，后因在日本组织左翼抗日文化团体，于1933年被驱逐回到上海。回国后就参加左联的活动，与鲁迅相处得很密切。
1934年10月，萧军和萧红来到上海，将他们的小说初稿给鲁迅，请求批评指导。鲁迅读了他们的作品后，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写了篇序，并让胡风为萧红的小说作篇序。胡风读了这部小说，很受感动，动手写序时发现小说没有书名，他就根据小说的内容取名《生死场》。在小说出版前萧红发现鲁迅给萧军写了序，就要求鲁迅也给她的小说作篇序，鲁迅便亲自作了序，并将胡风的序作为后记。
1937年9月胡风筹办抗战刊物《抗战文艺》，当时胡风向文友们约稿并征求意见，萧红则直截了当地建议改成《七月》，以纪念七月发生的“七七事变”。不料，在抗日大旗的感召下，以《七月》为中心聚集了一批年轻诗人，形成了“七月诗派”。
1938年5月萧红带着端木蕻良来到武汉。在他们举行完婚礼后，胡风私下对萧红说：“你能摆脱精神上的痛苦，我感到高兴。不知你冷静地考虑过没有？”这句话伤了萧红的自尊心，开始疏远了与胡风的关系。1939年底重庆大轰炸后，萧红的肺病开始加重。萧红提出前往香港治疗。胡风不知原委，以为他们是逃离重庆，在给许广平写信时说：端木与萧红“秘密飞港，行止诡秘”。端木与萧红得知后非常不满，随即疏远了与胡风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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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释前嫌携手战斗：鲁迅与冯乃超
冯乃超；祖籍广东南海县，生于日本横滨。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读书期间开始参与创造社的活动，成为该社出版部东京分部的联络人。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和朱镜我、彭康、李初梨等人毅然回国，成为创造社的中坚力量。他们于1928年初创办《文化批判》，积极倡导无产阶级文学。只是他们在日本就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回国后面对革命的低潮，他们不是团结各种积极力量，共同对敌，而是将与他们观点不同的人视为攻击的靶子，因此就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鲁迅等进步力量。首先发难的是冯乃超在《文化批判》创刊号发表的《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文章攻击鲁迅是逃避现实的“隐遁主义者”，怀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接着成仿吾、李初梨、彭康、钱杏邨等也纷纷响应，形成了一个贬低鲁迅等进步文学的浪潮。面对这伙年轻人的发难，鲁迅先后发表《“醉眼”中的朦胧》、《文艺与革命》、《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等文章予以反驳，并阐述了对革命文学的见解。文学史上称这次论战为“革命文学论争”。这次论战经上海的地下党组织的帮助，冯乃超认识到他们的错误，并主动拜访鲁迅，平息了前嫌。鲁迅认为这次论争是“新文学者和新文学者的斗争”，可见鲁迅始终是将创造社的大多数成员当作统一战线的伙伴的。
鲁迅与冯乃超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29年冬，当时*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李富春根据*中央的精神，决定建立左翼作家组织，由鲁迅来领导。冯乃超在柔石陪同下，到*里拜会了鲁迅。就建立作家组织问题征求了鲁迅的意见，鲁迅对建立左翼作家组织表示了赞同。1930年2月16日，鲁迅、冯雪峰、柔石与冯乃超、夏衍、郑伯奇、蒋光慈等12人在上海北四川路的咖啡馆会晤。这次会晤具体地商讨了成立“左联”的事项，决定成立“一个组织和团结国内左翼作家的筹备委员会”，推举冯乃超和冯雪峰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纲领》的起草人。2月24日，这个《联盟纲领》草成后，冯乃超到*里拜访鲁迅，征求他对《联盟纲领》的意见。鲁迅对这个《联盟纲领》表示同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