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早年留学日本，其间曾结识孙中山，二人虽然都有匡世济民的理想，但志非道异，杨度主张君宪，孙中山主张共和，只好分道扬镳。杨度归国后，曾为清廷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起草“考察报告”，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1907年主编《中国新报》，主张实行君主立宪。清帝逊位，在袁世凯授意下参与组织国事共济会。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他任参政院参政，竭力鼓吹君主立宪，实行帝制。1915年8月，他联络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刘燮和等人组织筹安会，筹划恢复帝制，拥戴袁世凯称帝，被时人讽称为“洪宪六君子”。袁世凯死后，他被通缉，避居津门租界。待北洋政府发布大赦令，他才复出。
“五四”运动前夕，孙中山先生避居上海，杨度南下谢罪，表示从此追随孙中山，倾心革命。1918年秋，杨度在上海经孙中山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后回北京，与李大钊过从甚密。在李大钊的启发引导下，杨度了解了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两年后在上海秘密加入了共产党，以自己的特殊身份从事“特科”工作，当时与杨度联系的共产党人有潘汉年、夏衍、陈赓等人。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此前，事先得到信息的杨度及时向上级党报警，后曾面见张作霖进行政治斡旋多方营救。李大钊被羁押京师警察厅看守所，杨度曾两度派长子前往探视并密传消息。李大钊殉难后，他变卖了在北京和青岛的房产以及夫人的首饰，冒着生命危险周济被难者的遗属。
杨度的政治面貌曾长期被隐瞒。直到“*”后期，周恩来逝世前几个月，才由直接领导杨度的周恩来亲自将这一真相披露出来。周恩来指示上海《辞海》编辑部，将“杨度”条目中，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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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真挚光照日月：李大钊与周作人
李大钊与周作人是北京大学的同仁，他们是先后于1918年1月和1917年4月受聘于北大的。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周作人任文科教授，主讲欧洲文学史。
1916年底，随着陈独秀受聘于北大文科学长，他主编的《新青年》也迁到北大。1918年1月，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等六人组成《新青年》编委会负责编辑出版工作，鲁迅、周作人都参加了编辑工作。当时，陈独秀公务很忙，李大钊在图书馆，整日坐班，周作人与《新青年》的联系，就去找李大钊。加之李大钊和蔼可亲，没有架子，周作人和其他的教师一样，很乐意与他接触。这样一来二去彼此间就很熟悉了。
当年他们还是志同道合的战友。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等一系列介绍俄国革命的文章。而此时的周作人也对俄国革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一系列介绍俄国文学作品的文章，还准备到俄国去亲自领略一下俄国的革命。正是李大钊与周作人对俄国革命的共同关注，使得他们成为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个人的友情也与日俱增。
1918年李大钊、周作人、陈独秀、蔡元培等人共同发起组建“工读互助团”，目的是“实行半工半读主义”，以期“达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对这个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社会运动，周作人很感兴趣，积极地参加了工读互助团的活动。与此同时，周作人对日本的“新村主人”活动很欣赏，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有关新村的文章，并在北京筹划建立新村，也得到李大钊的支持。在这些活动中他们配合得很默契。
1919年7月李大钊发起建立少年中国学会，出版《少年中国》。在早期活动中，周作人与少年中国学会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李大钊曾几次向周作人约稿，还请他为会员讲演两三次。
五四时期李大钊与周作人的思想有着共鸣之处，联系较多，关系较为密切。但在李大钊致力于宣传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主义之后，于1920年3月在北大发起组织“*学说研究会”，工作十分繁忙，加之中国局势日渐紧张，周作人与李大钊的联系逐渐少了起来。这一时期，周作人在孔德学校教高中国文，李大钊的长子李葆华在这个学校就读。周作人就通过李葆华与李大钊联系。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等在苏联大使馆被捕。这一天正好周作人与他的同仁到海淀植树。李葆华等孔德学校的学生也一同前往。当他们得知李大钊被捕的消息，就将李葆华临时安置在沈士远（北大同仁沈尹默的兄长）的家里。两星期后由周作人将李葆华接到自己家里住了一个多月。后经沈尹默给李葆华更名为杨震，送往日本留学。
李大钊牺牲后，面对日本喉舌《顺天时报》对李大钊的诬蔑与诽谤，周作人挺身而出，接连发表了《偶感》、《日本人的好意》等文章予以迎头痛击。1933年，北平学界和*地下党发起公葬李大钊灵柩于万安公墓，周作人捐款20元，送花圈一个，奠礼10元，并参加了宣外下斜街的公祭活动。
1932年8月，李大钊家属因经济拮据，托周作人出售遗书，周作人当即给胡适写信，请胡适与北大校长蒋梦麟，商议此事，以便尽快了却此事。尽管当时未能办成，不过周作人的热心是让李大钊的家属很感激的。1933年春，李大钊故乡乐亭被日伪军强占，李大钊夫人赵纫兰来京避难，向周作人提及出版全集事，周作人立即于1933年4月致书曹聚仁，请他联系出版事宜。同年10月，负责收集李大钊遗作的李乐光（李大钊的侄子）被捕。幸好被捕前将李大钊的遗作，交给了李大钊长女李星华，李星华又转交周作人保存。1934年春，周作人将遗稿第一、二部分送给上海的曹聚仁，由鲁迅写了《〈守常全集〉题记》，于1939年4月北新书局出版，但出版后即遭当局查禁。而第三、四部分一直保存在周作人手中，直到解放以后，周作人之子周丰一亲手将这部分交给李乐光同志。经进一步编选，于1959年出版了《李大钊选集》。
1933年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在烈士公葬后不久病故。在周作人的帮助下，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进入孔德学校半工半读。1939年8月，星华带弟弟光华从老家来到北平，周作人安排她在伪北大的会计室当出纳员。1940年星华又带光华和一个三岁的孩子去延安，临行前，经周作人帮助，预支了两个月的薪水作路费，并办了出北平必需的“良民证”。
1938年12月，李大钊的次女李炎华和她的爱人侯辅庭来到北平，周作人将卖给北京女子师大的李大钊遗书所得的一百二十元钱，分给她一半，余下的一半送给星华和光华。可以说周作人对李大钊做到了真正朋友能做到的一切，也足以证明他们的友谊是真挚而深厚的。
恩人变仇敌：萧乾与曹禺
萧乾和曹禺是同龄人，他们都生于风雨如磐的1910年。他们都与天津有缘。萧乾是在1935年7月燕京大学毕业后，经沈从文举荐进入天津《大公报》编了四年副刊；而曹禺则是在天津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萧乾与曹禺结缘始于萧乾主持《大公报》副刊之后。
萧乾接手《大公报》副刊之时，正是曹禺的《雷雨》轰动天津舞台之日，他当即发表了*吾的评论文章，给予《雷雨》很高的评价。到1935年的冬天，南开大学教授张彭春将曹禺找回学校，和他一起编译和排演一出中国化的《财狂》（即莫里哀的《悭吝人》）。张彭春组成了一个阵容强大的剧组班子，除了南开新剧团的新老骨干外，还请留美归来的林徽因设计布景，因而引起了萧乾的注意。在《财狂》公演时，萧乾在副刊上推出了“《财狂》公演特刊”，亲自撰文给曹禺饰演的主人公阿巴贡（改译韩伯康）以很高的评价。
1936年曹禺的《日出》出版后，萧乾更是“像寻宝者那样以发现新人为乐”的胸怀，先后组约了三个整版的稿件，陆续刊发了李广田、茅盾、孟实（朱光潜）、叶圣陶、沈从文、靳以、黎烈文等十数篇名家及普通读者的“集体批评”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是本着“不阿谀、不中伤”，心平气和，与人为善的精神，与作者进行交流的，因而引起读者的兴趣，加深了读者对于剧本的理解，也有助于提高《日出》的影响力。为此，曹禺对萧乾这位“好心的编辑”，还是心存感激的。
1936年是《大公报》创刊10周年，准备搞一次纪念活动。萧乾趁机建议借鉴美国普利策奖的方法，搞一次文艺作品评奖。在这次评奖中曹禺的《日出》榜上有名。这就进一步奠定了曹禺在文坛的地位。后来因为萧乾出国十几年，他与曹禺失去了联系。
然而，1957年的反右斗争，却使曹禺忘却了昔日萧乾的提掖。这或许是出于自保，或许是出于压力，或许是想“听从召唤”，竟然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提掖他的“恩人”萧乾。这种失误经历了“*”的洗礼，曹禺的内心是否有“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想法，则不得而知。难得的三次相处：闻一多与梁实秋
闻一多与梁实秋一生中有过三次相处较多的机会。
第一次是在北平清华学校。闻一多比梁实秋年长三岁，早于梁实秋进清华读书，是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使这两个积极分子建立了联系，但他们个人的友谊，还是从“小说研究社”开始的。
五四运动落潮后，这伙青年学子产生了一种对社会发言的冲动。在这种冲动的驱使下，梁实秋与顾一樵、翟毅夫、齐学启等六个同学，于1920年创办了“小说研究社”。他们找了间没人住的学生宿舍，定期开展活动。闻一多得知后，就申请加入。随后又吸收朱湘、孙大雨、饶孟侃等人参加，壮大了力量。第二年，“小说研究社”接受闻一多的建议更名为“清华文学社”，并推举闻一多为书记，梁实秋任干事，并肩共事。
对新文学，他们的观点也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