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人情脉络- 第35节

解怨：程砚秋与田汉
1949年6月26日，周恩来在中南海约见了周扬、田汉、马少波等人，就戏曲改革进行了交流。他们建议中央应该成立戏曲改革的领导机构，以领导全国各地的戏曲改革，同时成立研究、实验机构。这个建议，得到毛泽东的赞同。7月“文代会”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和“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同时成立。“剧协”主席是田汉。这之后，田汉又发起成立了“中国戏曲改进会”。
　　建国典礼后次日，“中华全国戏曲改革委员会”正式成立，田汉任主任之一。“中国戏曲改进会”被纳入到“中华全国戏曲改革委员会”之中。不久，文化部设立“戏曲改进局”。“中华全国戏曲改革委员会”又被并入其中。田汉的主任头衔改为“局长”。
　　“戏改局”的工作，自然是进行戏改。用一句话概括，戏改，就是“改戏”、“改人”、“改制”（简称“三改”）。程砚秋认为，重点应当在改人。但实际上，改戏是戏改的重点。改戏，又演变成了禁戏。大量传统剧目因此被禁，包括“程派”名剧《锁麟囊》。这让性情耿直的程砚秋颇为不满。
　　在一次全国戏改工作会议上，程砚秋就改戏几近成为禁戏的代名词的问题，将矛头直指当时田汉任局长的戏改局。说到激动处，他直言：“戏改局，戏改局，改来改去，差不多成了戏宰局了。”一语即出，全场哗然。
　　在这之前，田汉曾经就程砚秋的孤洁性格提过意见，说他“孤僻偏激”等。当田汉听闻传言，说程砚在武汉不为工人演戏时，当面批评过他。外界盛传，程砚秋说田汉陷害他。因此，在外人听来，程砚秋的“戏改局，戏宰局”之说，就是冲着田汉的。实际上，程砚秋和田汉，并没有私人恩怨。
　　冷静之后，程砚秋自觉所说有些过火，便主动致函田汉，陈清了一些问题，也明确说那句话不是对田汉而发，又承认“戏宰”一说是错误的。田汉没有过多计较，一场风波就这样平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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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结成挚友：程砚秋与吴祖光
50年代中期，由吴祖光担任导演的《梅兰芳的舞台艺术》拍摄完成并公映。之后，周恩来亲自指定吴祖光为程砚秋拍摄一部戏曲艺术电影。经过多方研究，又征询了周恩来的意见后，确定拍摄程砚秋的名剧《荒山泪》，商定由吴祖光执笔改写剧本内容。
　　吴祖光在动笔前，程砚秋很大度地嘱咐他写唱词时不要受到任何格律的限制，大胆地写，还希望他多写些长短参差的句子，以便于他设计出别致的唱腔。程砚秋的放手，也就使吴祖光少了顾虑，他只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将剧本改得差不多了，然后交给程砚秋创腔。之前，程砚秋许下过“你写什么，我唱什么”的诺言。所以，他对吴祖光修改的剧本内容，只字未动，却也能恰当地设计出唱腔，这令吴祖光感叹不已，诚心地赞美程砚秋“不但是一个歌唱家，而且是一个极为高明的作曲家。”
　　实际上，最初，程砚秋对吴祖光并不信任，对他的为人和专业都心存疑虑。当他得知他的好朋友、音乐家盛家伦与吴祖光同住在一个院落时，就去找他，向他了解吴祖光这个人。他最担心的是吴祖光对拍摄工作是不是够诚心。盛家伦在程砚秋的面前，拍了胸脯，他说他绝对能够保证吴祖光是个好人，不但有诚心，而且有才华。出于对盛家伦的信任，程砚秋对吴祖光，也就放了心。
　　随着拍摄工作的逐渐向前推进，程砚秋对吴祖光的信任感也就越强，甚至与吴祖光的私人友情也越来越深了。有了信任，程砚秋很听吴祖光的话，暂戒了酒。
　　《荒山泪》拍完不久，反“右”开始了。吴祖光成了右派分子。有一次开批判会。吴祖光作为被批对象，坐在第一排。程砚秋坐在主席台上，紧紧皱着眉头。期间，程砚秋总是盯着吴祖光，一副很不愉快，甚至很痛苦的表情。这种表情，在他俩合作拍摄《荒山泪》期间，吴祖光从来没有见过。
　　偶尔间，两人目光对视，何止是千言万语，一时间，吴祖光几乎听不到了耳边的鼓噪之声，世界变得异常宁静。然而，他不得不低下头去，因为他正在被批斗，他不得不做出虔诚的样子，在笔记本上记录批判他的发言。等他再次抬起头来时，他发现，主席台上，空了一个座位。程砚秋不见了。直到批斗者们精疲力竭而结束冗长的批斗会，那个位子，一直空着。
　　

一见如故：程砚秋与贺龙
程砚秋第一次与贺龙见面，是在解放初期，于西安。当时，贺龙是西北军区司令员。一天午后，程砚秋正在屋里写日记，偶一抬头，见有一个人正大步而来。他身披风衣、身形魁伟、神态坚毅，一看就知道是军人出身。未等程砚秋想明白这是谁时，那人已迈步进屋，并高声大喊：“程先生！”然后就爽朗地自然介绍说：“我是贺龙。”
　　程砚秋大吃一惊，他万没有想到贺龙会亲自登门。他连忙站起来，伸手相握，一边说：“贺将军，您好！您军务繁忙，为什么还这么客气要亲自来此呢？”然后，两人相互谦让着，分别坐下。他紧紧盯着贺龙，发现贺龙与他想象中的形象是有差距的。在他的想象里，贺龙“一定是一位大花脸的角色，不料会面时却是一位靠背武生的样儿，真是有趣。”　两人的这次见面，时间很短暂。之后，贺龙将一把日本战刀作为礼物赠送给了程砚秋。
　　两人又一次见面，是在重庆，正逢贺龙生日，在程砚秋的提议下，举办了一个小型生日会。程砚秋还唱了几段呢。他送给贺龙的生日礼物是一副英国制造的“赛璐珞”扑克牌。有意思的是，就在贺龙住处的院子里，程砚秋穿上贺龙的军装，戴上贺龙的嵌有五星帽徽的军帽，披上贺龙的军大氅，照了两张照片，一张是他自己的生活照；一张是扮成贺龙模样、描上黑色短胡须的化装照。他在那张生活照上，注明“46岁摄于贺龙总理家”；他在那张化装照上，写了这样几个字：“贺龙将军，看，我像你的小兵吗？”然后送给了贺龙。所有看过那张化装照的人，都说：“像极了贺龙。”就连贺龙本人，也连声夸赞他的化装技术呢。
　　程砚秋于1958年去世前，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贺龙是入党介绍人之一。
　　胡适：张学良w
　　一个学者，一个军人，胡适与张学良之间本不应该有什么关系。
　　一个文臣，一个武将，胡适与张学良之间又注定要有什么关系。
　　“张学良”这个名字，总是与抗日联系在一起的。于是，胡适与张学良之间短暂的交往自然离不开抗战这个大背景。
　　“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久，热河全省岌岌可危，胡适的心情不免郁闷又愤慨。东北军溃不成军，张学良又与在华北驻防的冯玉祥、阎锡山不合，难以取得他们的配合。万般无奈之下，张学良请求“政府”援助。然而，蒋介石正忙于在江西指挥“围剿”共产党，以实现“安内”，而对张学良的求助不加理睬。在这种情况下，胡适给蒋介石发电报，请求政府出面。然而，还是迟了，热河失守。胡适对张学良有了些许埋怨。
　　就在张学良遭受四面楚歌之时，胡适对他却油然而生同情之心。也许他意识到，让张学良承担这一切，是不公平的，他不过是“不抵抗政策”的替罪羊罢了。于是，胡适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劝他辞职。张学良看了胡适的信的第二天，就给蒋介石发电报，请求辞职。蒋介石接受了他的辞职，并安排他出国考察。
　　胡适就“九·一八”事变，撰写了六千字的《全国震惊以后》，其中从五个方面论证了他认为的失败原因，从而得出结论：张学良和政府都应负绝大的责任。在他看来，张学良的能力智识都不足以担当如此重任。
　　“西安事变”发生的前几天，胡适刚刚从美国返国。事变后的第二天一大早，他不是从报纸或电台或朋友那里得到消息的，而是小儿胡思杜的一声惊叫：“爸爸，张学良造反了！”　他认为，张学良“这祸真闯得不小！”由此他认为，张学良这个人“为人有小聪明，而根基太坏。”他以“叛变”这样的字眼，给张学良和“西安事变”定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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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友谊经得起考验：沈从文与巴金
巴金在《怀念从文》中写道：“在朋友中待人最好、最热心帮忙的人只有你，至少你是第一个。这是真话。”　这句质朴无华、发自心底的话，反映出巴金与沈从文五十多年的真挚友谊和无限情深。
　　巴金与沈从文相识于1932年的冬天。当时正在青岛大学教书的沈从文，收到张充和、张兆和姐妹发来的电报，告诉他有关婚事已获父母的应允。她们的父母当时住在上海，想见一见这个未来的乘龙快婿，于是沈从文乘船到了上海。在上海逗留期间，沈从文遇见了在南京主编《创作月刊》的陈曼铎。陈曼铎是来上海找巴金约稿的，他就约巴金和沈从文一起，到一家俄国人开的西餐馆聚餐。素昧平生的巴金和沈从文都是青年作家，彼此又都读过对方的作品，因此一见如故。交谈中巴金得知沈从文有本短篇小说集，想找个出版社出版。饭后，巴金就带着沈从文到闸北的新中国书局，将沈从文的小说集交给这个书局的老板，并且预支了部分稿酬。
　　在上海期间，巴金还帮助沈从文挑选了拜见未来的岳父母的礼物。沈从文想买几套外文书作为见面礼，可是又担心自己买不好，就请巴金帮忙。巴金不负所望，带着沈从文到书店精心挑选了几套俄罗斯的文学名著，其中有一套英文版的《契诃夫小说集》，印制精美，又是权威译本，沈从文的未婚妻张兆和非常喜欢，这对成全沈从文的婚事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园水榭举行了一次宴会，宣布他们结婚。前来赴宴的除了张家姐妹外，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