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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远东的基本政策，早经当局再三声明过，决无轻易更动的可能。日本如真欲改善两国间关系，就须根本放弃其在华的错误政策，像这类近似哄骗小儿的“好意”表示，未免太令人齿冷了。
阿部内阁的命运
（1939年12月30日）
日本阿部内阁从上台的时候起，似乎就已注定它的命运极为黯淡，但事实上它的寿命已较一般所预料者为长。平心而论，阿部内阁虽才力不足，但在一味蛮干的军部挟持之下，即令再换一个有十倍才力的内阁，也将无能为力。此次议会开幕，各方对现政府的无能大施抨击，且已有五政党二百五十议员提出不信任案，竭力发动倒阁运动。阿部果将不安于位而引咎去职吗？照他自己的表示看来，似乎非但没有这个意思，而且还准备向“处理中国事变”的一个目标上发挥一番身手，一面对美竭力诱惑，希图美国肯与日订新商约，一面竭力促成中国伪政权的实现，以便向国人有所交代。这两件事的能否达到目的，以及即使达到目的后是否就可解决“中国事变”，姑且不论，但阿部的痴心未死，却是极为显明的事实。我们认为日本军部的前途，虽已日薄崦嵫；但如果说民治派已经在开始抬头，政党政治行将复兴，也未免估计得太早。阿部如能得到军部的继续支持，则仍能苟延残喘，未始不有其很大的可能。反过来说在现政府倾其全力对美的今日，政党方面表示此种不满内阁的态度，或者也可以说是淆惑美国视听的一种烟幕，使美国人以为日本民意已有自由表示的余地，军部独裁的局面将告段落，因之而缓和其对日的空气，也未可知。
总之，我们认为日本已经根本走错了路，除非彻底改变其政策，则无论阿部内阁也好，什么内阁也好，其为无办法一也。
无可奈何的解嘲
（1940年1月5日）
汪精卫自从前年年底公然叛离中国国民政府之后，高喊和平，已历一年，成绩如何，有目共睹，无劳我们再为他表扬。日本方面虽然明知此人不足与为，无奈所谓“中国事件”牵延至今，解决希望，杳无端倪，于毫无办法之中，不能不想出一个不成其为办法的办法，一方面欺骗自己，一方面敷衍国人。尤其当阿部内阁不理众口，政党群起指摘的时候，不能不拼命设法把汪氏“拥戴”起来，以为挽救自身没落命运的一服续命汤。因此这两天来“汪政权”行将实现的传说，又颇为热闹起来。在我们看来，汪氏上台也好，不上台也好，左右是一个受日人播弄的木偶，不但不能代表中国人民的意志，而且连自身的意志也已经丧失；这样的人，除了替中国人丢脸之外，根本不起任何作用。日人所谓以建立“新中央政权”来中止中日战事，并不是他们在做梦，实在是无可奈何的解嘲。对于他们处境的困难，我们实不胜其同情，然而所以竟至于此者，却不能不归咎于他们政策的错误。
费利浦遇刺案的幕后
（1940年1月11日）
图谋加害工部局总裁费利浦氏的凶手，经伪市长傅某明白承认已由所谓“特别市政府”警察捕获后，日方却不允把他们交出，且否认有捕获凶犯之事，这除了表明日方有心庇护暴徒之外，实无其他理由可以解释。据昨天沪西方面消息，此次事件真相，实系汪派与伪市政府方面的一幕争权丑剧。在行凶者方面，以为这样一来，一则可以给租界当局来一次“下马威”；二则可以阻止租界与伪市府间谈判的进行，使傅某不安于位；三则还可以把犯罪的责任，嫁祸于他们所称的“重庆方面“。一举而三得，用心之狡，可谓无以复加。可惜不争气的“反共救国军”偏偏把自己人扣住。日方知道此事真相一经宣布，于他们的面子颇不好看，因此不惜自处于助恶的地位，而不愿将他们交出，殊不知欲盖弥彰，反而加深了他人的疑窦。现在此时既已逐渐明了，我们一方面除庆贺费利浦先生脱险，使暴徒不能售其奸计之外，更希望租界当局经此教训后，明白在日人卵翼下的此种败类匪徒，根本都是一丘之貉，不识法律秩序为何物。与此等人而言秩序治安，不啻与虎谋皮。我们始终以为除了将沪西罪恶渊薮作根本的清除之外，实未见有何改善现状的办法，一切谈判妥协之类，适足以自堕租界当局的身份而已。
汪精卫不堪回首
（1940年1月12日）
人可以为圣贤，亦可以为禽兽，相去之间，往往不过一念之差，而流芳遗臭，遂成定评。看到这两天日本阿部内阁无法维持的窘状，再想到汪精卫今后何以自处的问题，实在觉得有点代他难过。汪氏在少年时灵明未昧，高歌“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时，未尝不是一个热血磅礴的有为志士；自孙中山先生死后，历身显要，利禄之私，渐蔽良知，然国人震其位高望重，始终尊之为革命先进，行动虽有错误，也不忍过事诋诃，爱护不可谓不至。抗战初起，汪氏激昂奋发，曾不后人，而贰心之萌，已在囊时。自近卫声明一出，而狐狸尾巴，毕露无余；以堂堂中国国民党副总裁之尊，不惜降身以供日人利用。失足之后，江河日下，凡其所言所行，无不令人齿冷，这且不要去说他。如其果然日本人看他得起，想借重他的“大力”来结束目前战事，那倒也罢了。无奈他的主子根本不曾对他另眼相看，尽管他怎样自吹自捧，而有日本军人在那里撑腰的南北两伪政权，始终对他抱敌视的态度，不但做不成头号傀儡，简直无法在傀儡群中插下一足去。此次阿部因鉴于各方对他的不满，无计可施，想竭力把汪氏捧起来，借图蒙蔽国人的耳目。汪氏受捧之下，得意忘形，居然签订卖身投靠契约，准备登场。谁知霹雳一声，日本军部却不以阿部这种敷衍办法为然，于是阿部不能不挂冠求去，而汪氏的上台，又成问题了。我们综观汪氏自抗战以来，由政府大员而成为国家叛徒，所依赖的不过是一个毫无实力的日本内阁，尚不能与梁王辈之有军人作靠山者可比，其自贬身价，一至于此，清夜自思，当亦有不堪回首之感乎？
浅间丸事件
（1940年1月24日）
日本对于英国一向认为是可欺的，不观乎美国对日态度，无论怎样强硬，日本始终只有逆来顺受，不敢开罪，但英国捉去了日轮上几个德国人，便惹起了日本的愤激，举国汹汹，大兴问罪之师，抗议之不足，且积极推动反英运动。我们不象日本外务省当局那样熟悉国际公法，不敢判定此事谁曲谁直，但如果以历来日方对英的侮辱事件比起来，这哪里又算得甚么！
尤其可笑的，他们的报纸上居然还说此事是英美对日本的一种试探行动，我们实不知这与美国有何关涉，更何所用其“试探”？说一句诛心的话，日方无非因为拉拢美国失败，一肚子恼恨没处发泄，乃借此机会，小题大做，拣他们心目中认为可欺的英国出一口气罢了。
无后者的心理
（1940年2月14日）
陶希圣在香港发表了一篇文字，揭发所谓“新政权”的真相（见昨日本埠各报），告诉我们那些“临时”“维新”之类的要人，所以如此死心塌地为主子服役者，原来因为有儿子押在日本作质。中国人素重家族观念，日本人看准了这一点，叫你不得不唯命是从，倔强不得，可谓辣手。然而舔犊情深，人心同有此感，就是中国这次殊死抗战，也无非不惜牺牲自身，以求后世子孙的免为奴隶。我们不懂聪明自负的汪兆铭，尽管如何利欲熏心，良知泯没，如何竟会糊涂昏愦到这等地步。细细一想，也许因为陈璧君没有替汪兆铭生过儿子吧？果然的话，那么尽管汪兆铭大处糊涂，小处却一点不糊涂。不是他竭力要求日人开放南京上海间长江之一段，及京沪间的通行证颁发权和宪警检查权吗？只要自己生命安全无问题，何必为天下后世着想？汪兆铭是年过半百的人了，又是一个多愁多病的诗人，人生朝露，不知尚能活几个春秋，横竖身后更无后顾之忧，乐得窃号自娱，笑骂由人。也许他的叛国行为，就是此种自暴自弃心理的表现，然而在日人手里讨生活，其味果何如乎？
食人肉者
（1940年2月15日）
每天早晚走过爱多亚路，看见马路两旁伫立着的数百在寒风中瑟缩着等待施发白饭的人们，辄兴不知今是何世之感。这两天米价煤球价，又涨到令人不能相信的高度，米价已超过五十大关，煤球竟高至六元多一担，当生活必需品成为奢侈品的时候，行见街头尽为菜色之人，而饿死者的数目也只有一天一天增加起来吧？据闻营米业煤球业的人去年无不利市三十倍，甚至有如某煤号获利一千七百余万的，举世皆瘦而我独肥，迹其行为，简直与食人肉无异。此辈绝无人心，我们殊不愿再对他们浪费口舌以作最后的劝告，惟望行政当局能以严峻的手段彻底清查此种危害市民合法生存的败类，处以应得的惩罚，同时各界人士，也当本嫉恶若仇之旨，随时检举，务使若辈知所敛迹，则数百万贫寒市民，也许还有一线的生路。
斋藤隆夫的牢骚
（1940年2月24日）
斋藤隆夫因为在议会中出言不慎，惹了一场没趣。这回他向《报知新闻》记者大发牢骚，说是宁愿剖腹，不愿辞职云云，态度铮铮，可谓“有种”。不过他说将在惩戒委员会中再度发表演说，殊不能不令人代他捏一把汗。这位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