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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前脚刚走，后脚几个哥们儿就急了，一窝蜂地骂我：你这傻X，今儿这是怎么啦？连话都不会说啦！平时大大咧咧的还像个男人，可一到关键时刻就掉链子，真他妈没出息！
我心里也急啊，分辨道不就因为没喝酒吗？他们说，那就快喝吧！于是一边喝一边听他们骂。
喝了一阵胆气上来了，就说，行，我现在就过去。
到了那女孩宿舍，见里面还亮着灯，就开始敲门。
应声挺大，特不耐烦的那种：“谁啊？！”“我，腾格尔。”“什么事？”“开了门说吧，反正有事。”“明天再说吧。我已经睡了。”说完“啪”地一声关了灯。
我心道怎么也得见个面吧，说了声“我等着”，就真守在门外等。
等等等等，大半个小时过去了，里面还是没有动静，可见我在酒桌上的表现有多么令她失望；而这时我的酒劲也过去了，满脑子尽是尴尬和懊丧，只好悄悄骂了自己一声，怏怏地拖着脚步打道回府。
有了这样的教训，我便给自己立了两条规矩：一，不论有事没事，概不耽误喝酒；二，无事小喝，小事大喝，大事狂喝。
俗话说“酒壮松人胆”；我虽未必是个“松人”，但性格过于内向，临事不喝酒容易有心理障碍，自己也毫无办法。喝了未必能成，但不喝肯定没戏。
少时看外国电影和小说，有点搞不懂上面的坏人（也不一定都是坏人）为什么在有所动作前一定要喝点酒。后来有了经验，就明白了。
说来不怕诸位好笑，我第一次对恋人说“我爱你”这句话，也是借了酒劲的，否则一定说不出口。
喝酒和不喝酒是两种状态，有时干脆就是两个人，对此我体会多多。
住魏公村平房那几年，屋子后面就是民族学院的操场。每年五月的头几天他们都要开运动会，早晨八点高音喇叭一准哇啦开，那个吵，把我们这些住户，尤其是我这个“夜猫子”折磨得死去活来。
头两年都熬过来了，第三年有点“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意思，就想治他们一治。可人家是单位，个人怎么治？想破了头也是没辙。
结果那天晚上喝大了，不知怎么就到了操场上，先是抡着胳膊骂了一通，见没人理……你想啊，都那么晚了，还有谁愿意搭理一个显然是在发酒疯的大老爷们儿……不由更怒；突然发现周围插着彩旗，于是冲上前去，稀里哗啦挨个儿拔将出来，又堆在一起。
那些彩旗大约每隔五六米一面，四百米的跑道，就是六七十面；再合上旗杆，得有百好几十斤吧？我也不知哪儿来的一股邪劲儿，捆巴捆巴，背着就往外走。
到了校门口，收发室的人正好在外面，见我背着小山似的这么一堆花花绿绿的旗子晃过来，不由惊得目瞪口呆。
我当时那叫个横，不但没停下来，反而吼了他一句：看什么看！把他吓得，赶紧缩了回去。就这么着，我把那些彩旗全背回了家里，累得是连呼哧带喘。
坐在凳子上歇了也不知多久，酒有点醒了，忽然想到，我这是在干嘛呢？再说这么一大堆，搁哪儿啊？
咕咚了一大缸子凉白开，脑子更清楚了些，知道这终归不是个事，只好顾不得骨软筋酥，再背上那堆旗子，脚下踩着棉花送回去……当然也就送到收发室旁边的草坪上为止。
第二天早上我没听到那破高音喇叭的声音，但不是因为它没响，而是因为我早已累得不省人事。您说，这一番折腾，我到底折腾了谁呢？不过，想到那帮人肯定要为满场彩旗不翼而飞手忙脚乱一通，我还是偷偷乐了个够。
既然喝了酒可以做自己平素不会做、甚至想不到做的事，既然做这样的事可以为自己带来乐趣，我就干脆把它发展成了我的一种业余爱好。
我在团里有个好哥们叫崔东彬……他已于几年前去世，愿他在天之灵安息……是个朝鲜族，学芭蕾舞出身，当年就住我楼下。那段时间，我每次喝完酒都要送他一辆自行车。
自然不用买，大院里多的是，而且我专挑新的。
喝了酒劲大，扛着车咚咚咚冲上二楼，然后敲门，然后把车往他怀里一推：送你的！然后转身就走。然后第二天一早就听有人在楼下怒吼：他妈的，昨晚谁偷了我的车！让我见着了，看我怎么收拾他！然后东彬就只能瞅个没人的空子，偷偷地扛着车送下楼，那神情模样，真的像个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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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是个好东西（2）
如此几次之后，这事儿就差不多成了东彬的一个噩梦。解铃还需系铃人，他只好亲自登门向我求助：主席（我时任“啤协”主席……故事见后），好主席，求您了，求您了……
又过了段时间，这位兄弟不知怎么爱上了养花。可他宿舍面积太小，放不下的只好养在走廊里，长长的一溜。
这下又有了乐子。于是我每次喝完酒回来，都趁手偷走一盆。于是没过多久，他的花就都养在了我家里。
筒子楼，上上下下好多家，东彬怀疑不过来，又是“雅偷”不好问，于是满腔郁闷就暗暗泄向了他的邻居。
邻居是舞蹈队的，其时刚刚随队访日归来，于是这就成了他最好的受控理由。
于是那晚在小饭馆酒过三巡我就听到东彬在拍桌子：“操，早不丢晚不丢，丫一回来我的花就丢了。肯定是丫偷的！”于是我赶紧又端起杯子：“来来来，喝酒喝酒。”
也是天意，当晚我们明明都已经喝得醉醺醺的了，可出来了都还想再喝。于是我慨然发令：都去我那里，接着喝！
于是开门。于是东彬朦胧的醉眼突然闪闪发亮。于是我长叹一声：“操，露馅了……我怎么就忘了呢？”
在以上和醉酒有关的“案例”中，我都是“施害者”，但也有我成为“受害者”的时候。
刚来团里那会，又穷又闲，喝了酒就总想踅摸点什么。
那次几个年轻人又喝多了，其中一位指出院子里好像有一堆西瓜，何不弄一个来解酒？我一听来了劲，立刻爬起来头重脚轻地主动请缨：“我去！”
先来了一个，哎呀真甜；意犹未尽，那就再来一个；两个下了肚，好像还有点余绪，那就再来一个！
前两次我还有点偷偷摸摸，这次可就有点大摇大摆，因为我已认定这堆瓜没人看，随便拿。
晃到瓜堆边，刚弯下腰，就听对面一个声音阴阳怪气地说：“可以啦，哥儿们，已经拿了俩啦，事不过三嘛。”
原来那看瓜的就睡在瓜堆那边，只不过我喝了酒眼直，没看见，也没留神而已。
我得服这哥儿们有境界，可他也未免太沉得住气了。你想他那声音夜深人静的听起来有多瘮人，真把我吓得屁滚尿流。
又有一次几个哥们儿聚会，边喝边玩，都喝到忘乎所以的程度，我一激动就把我最心爱的吉它送给了其中的一位。
第二天早晨醒来，发现吉它没有了，我就想，谁拿去了呢？心里排查了一遍，最后把疑点集中在吉它手吕洪来身上。这家伙热爱我的那把吉它已经不是一天了。
我不像崔东彬那样遇事秀气，我喜欢单刀直入，去他家，劈头就问：“吕洪来，我的吉它呢？”吕洪来莫明其妙：“什么你的吉它？昨晚弹过不是还你了吗？”我还是不依不饶地纠缠，直到他要急眼，才疑疑惑惑地承认是自己错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那叫失魂落魄，就像情人被拐走了一样。这个比喻并不过分。实际上，一把好吉它之于歌手，有时比情人还要亲。
上帝保佑，十多天后那位朋友终于把它送回来了。当时我是又感动又恼火，厉声责问他为什么要拿我的吉它。他快乐地挤挤眼睛：“明明是你送我的嘛，谁谁谁可以作证。”
其实他们早就知道我在到处找，但鉴于我的一贯表现，存心要渗一渗我，折磨折磨我。这叫“现世报”，我也没辙。
和音乐一样，酒也能让我达成人生的某种巅峰感受。
89年前后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先喝一瓶二锅头，然后去弹一支钢琴曲。
一般人，就算是能喝一点的，在这种情况下恐怕连键盘在哪里都不知道了，然而我恰恰相反。
一支协奏曲十来分钟，平常我也许还会弹错几个音，但这时决不会错一个；不但不会错，而且弹得那叫行云流水，出神入化。
当然这都是别人告诉我的，我自己根本听不到，因为我只顾闭着眼睛，体会那种凌虚飞翔的感觉了。
有时我会随着最后砸下的一个音轰然倒下，但不管怎么样，第二天起床后必定是神清气爽。这很正常……在我的经验中，所谓“巅峰时刻”，也就是灵魂受洗、被净化的时刻。
（奇怪的是，酒对我写歌却似乎毫无助益。有时喝完冲动得很，拿起纸笔唰唰唰，那叫个痛快。一边写一边流泪：激动啊，写得好啊，简直太棒了！可第二天酒醒了一看，全身都是鸡皮疙瘩：这叫啥玩艺儿？赶紧撕了。）
还有另一种巅峰感受。
前些年我出资，在我们团外面开了个“腾家酒楼”。自己的地盘嘛，我也就经常过去喝。
说起来酒楼的回头客挺多，但在北京这个寸土寸金的地盘上开了两年多，一分钱没赚不说，最终还楞是赔得关了张。为什么？都是被我这个董事长“造”的。
只要我一出现，楼上楼下、认识不认识的客人们就开始交头接耳，叽叽喳喳：腾格尔来了！腾格尔来了！其实他们说的是：免单的机会来了。
当然不是每次都免，得看我当时的心情如何，喝得如何。不过我这人很少跟自己过不去，所以这样的机会还是很多。
有时我正在里面喝着呢，一帮人就端着杯子进来敬酒：“腾哥，别的话不说了，敬您！”我一激动，得：“大伙儿回去好好喝，单都算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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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是个好东西（3）
有朋友说我这是在装大尾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