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些黄蜂虽然蜇不死马，可是马也受不了。”李达领会了刘伯承的比喻，兴奋地说。
和日本人硬拼不行，就应像黄蜂一样去蜇敌人。五团一个团，一个月就打死打伤敌人400多，华北八路军上百个团，一个月就可打死打伤4万多敌人，一年就是近50万。日本人在华北总共才几个兵？可当年许多人就是转不过这个弯来。抱着老经验不放手。当年的干部、战士，绝大部分是换上了军装的农民，头脑顽固，眼光狭隘，不容易转弯子，又容易骄傲。正如毛泽东在致敦沫若的信中讲的，农民革命“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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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年可就不同啰……”（15）
不过，经过一段时间，“到敌人后方去”总算变成了各部队的自觉行动。在敌后开辟了许多隐藏的、秘密的根据地。彭德怀讲：“1942年秋，隐藏根据地在华北敌后，如雨后春笋相继出现，到1942年冬臻于相当普遍。”
日本人也供认：“自1942年秋季以来，大东亚战争的局势，转化为对日方不利，而华北治安战也随之一蹶不振，”“此时###则逐渐扩大了势力，地下活动继续深入，同时表面活动又像两年前那样活跃起来。”
当年，整个华北都吹响了“到敌人后方去”的号角，但由于各地区敌情、我情的不同以及领导人重视程度的不同，这号角有的响得早一点，有的响得晚一点；有的声音大一些，有的则小一些。
像晋察冀军区，据聂荣臻回忆，是在1942年9月，在平山县寨北村召开的晋察冀党政军干部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到敌后之敌后去’的口号，并以此作为当时展开全面对敌斗争的方针。”聂荣臻说：“经过向‘敌后之敌后’挺进，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晋察冀地区就出现了‘敌进我进’的新局面，敌人的‘蚕食’推进计划被制止住了，各个地区的形势出现了可喜的变化。”
而在山东，由于敌人实施“蚕食”较晚，所以迟至1943年初，罗荣桓才提出以“翻边战术”打破敌人的“蚕食”。什么是“翻边战术”呢？用一一五师教导二旅六团团长贺东生的话说：就是，“我们和敌人翻个边，敌人从哪里打过来，我们就打到哪里去！”可见“翻边战术”，就是“敌进我进”的山东版。经过激战，八路军拿下敌人后方郯城周围十八处据点，打得日本人直叫：“想不到，你们竟会打到后方来。在山东，保险的地方没有的啦！”“蚕食”我根据地的日军被迫全线后撤。在太行，邓小平指出，“在敌人五次‘治安强化’的阶段中，前三次都未引起我们的警觉，麻痹的结果，敌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后两次特别是第五次，我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敌人虽仍有其相当成就，但未取得更大的效果，而我们则获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激烈的斗争”中，就包括“多支的小武装部队作了有力的行动。”
概括地说，华北各地区通过“敌进我进”的对策。早则1942年秋，迟则1943年甚至更晚，都先后打破了敌人的“蚕食”政策，这步棋又走活了。无怪当年一二〇师政委关向应称赞这一做法对摆脱当时的被动局面，“不啻是一剂起死回生的对症药。”
药是好药，可惜开得稍晚了一点，吃得稍迟了一点，见效自然也就缓了一点。在1941年，从八路军总部，到各军区，到各团，虽然都已开始注意研究敌人的“蚕食”政策等一套新谋略，新作法，但尚未能提出一整套与之针锋相对而又行之有效的斗争办法。像精兵简政、减租减息、三三制、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风运动、加强对敌斗争等一整套后来被称为“十大政策”的方针，这时尚未提出。在冀中，与1940年底相比，1941年底，“敌人点
碉由534个增到1026个，公路由2550公里，增至4310公里，封锁沟墙由540公里，增至2751公里。”形势是十分严重的。
历史的时针，正嘀嗒嘀嗒地指向194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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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冀中开刀（1）
■“不要误了公共汽车”
据说，上个世纪60年代，越南人民军的高级将领访问北京时，曾当面请教林彪：怎样打败美帝？林彪的答案只有一个字：熬。他说，你们现在的情况和我们八年抗战的时候差不多，也是敌强我弱。没别的办法，熬吧。
林彪的回答令越南客人感到有些意外，他们本以为这位元帅，会说出一套道理来，没想到只说了一个字。这个字特有的中国含义，还着实让翻译为难了半天。怎么翻呢？你总不能翻成熬白菜的熬吧？其实，持久战的确要靠熬，看谁熬得过谁，看谁能坚持到最后。这是敌对双方意志的较量。日本人是很害怕这种较量的。1940年12月1日，当日军参谋总长杉山上奏时，“天皇”就曾不无担心地问道：“侵入莫斯科的拿破仑就是败在消耗战与游击战上。在中国的日本军是否感觉到不好对付了？”
日本人虽说害怕持久战，可现实又迫使他们认识到，要征服中国，要打败共产党，必须作持久打算。“百团大战”后，一位名叫微中利一的日本众议员，甚至发表文章说：“要想消灭中###，则必须依靠百年战争才能解决。”多田骏则有一句“名言”：“治安工作必须抓紧但不可急躁。”冈村宁次在1941年7月到任后，则“拟订了既不急于求成，又不稍有放松的扩大华北治安区的三年长期计划。”打算到1943年，争取使华北“达到满洲国的治安状况。”也即从1941年的“治安区”占10％，发展到1943年的“治安区”占70％。
冈村宁次这个3年计划实施了大约不到1年的样子，就取得了相当的成绩。战后日本军史研究人员认为，“从日本方面来看华北治安战的全部经过，”1941年秋至1942年秋这一年度，“是肃正建设的全盛时期，”“特别是1942年，过去的各种施策逐渐显示出效果。”“这是中共最穷困的时期。”他们还不无惋惜地说，“如能顺利进展下去，收到成果是可以期待的。”冈村宁次的3年“肃正计划”，为何未能“顺利进展下去”了呢？这与1941年最后一个月发生的一件事有关。12月7日清晨，一百余架日军飞机呼啸着冲着珍珠港中排列得整整齐齐的美军军舰俯冲下来，一通狂轰滥炸。日军飞行员一看命中目标，兴奋的大叫“奥托！奥托！奥托！（虎！虎！虎！）”这就是后来导致太平洋战争（日本人叫“大东亚圣战”）的珍珠港事件。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对在华日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日方文献说，“1941年以后，时局急转直下，大东亚战争下的中国战场的地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华北方面军司令长官冈村宁次，召集各兵团长官举行紧急会议。会上，冈村宁次宣布已接到大本营发动“安”号作战（即太平洋战争）的特别电报，并即席作了“训示”，他说：新的作战并未减轻方面军的任务。随着新的作战的扩大，华北方面军将转到次要地位，加之由于兵力的抽调，难免陷入防守观念。如果看清将来战争发展的趋势，必须尽快确保华北的安定，并且要保持能以适应新意图的形势，此点极为重要，切须铭记。
安达二十三参谋长，对这一“训示”作了解释。他说：“今后形势的发展，与‘安’号作战的进展有极大关系。”“方面军今后可能还要减少一些兵力，尽管如此，还要极力确保现有地区，而且对敌人的活动，应以先发制人的手
段展开积极作战，促使治安更加良好。还要努力开发重要资源，取得所需物资，以培养我国国力。驻军在当地应力求自给自足，减少国家负担，使我皇军全面作战能够顺利进行。”战后日方军史研究人员说：“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冈村司令官的意图极为积极，比起以前更加重视占领地区以外的情况，特别是重庆方面的情况，也就是对中国事变的解决极为关心。”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冈村宁次“比起以前更加重视”对中国问题的解决呢？这要从冈村宁次对太平洋战争的看法说起。据冈村宁次自己讲，他是反对对美英开战的。他说：“我就任华北方面军后6个月，爆发了太平洋战争。半年前离开东京时，那里对美开战的情绪正在抬头，其后气氛越发险恶。我虽不了解日本的备战情况，但坦率说来对美战争的前途不容乐观。”“但是，作为部队的司令官，由于关系到部下的士气，对此只有闭口不谈。”
在日军内部，持冈村宁次这种观点的，主要是一些资深的陆军将领。比如说当时的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也反对与美英开战。
据畑俊六战后回忆，他之所以反对对美英开战，是因为他认为“在没有解决中国事变以前，就向其他方面伸手或扩大战线，必犯致命的错误。如果想向南方伸手，就要先解决中国问题，然后再干。光是一个中国，日本的力量已经跟不上；不只现地军（指驻扎在中国的日军）要依靠中国大陆以图生存，日本的总动员资源也要取自中国，这不是很严酷的事实吗？所以坚决反对南进。”
同为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冈村宁次、畑俊六这些人，比起那些极力主张全面开战、四处出击的人来说，头脑总算还清醒一点。不过当年，冈村宁次似乎是把自己的想法深藏于心，没有向日本大本营陈述。因为在他的回忆录中，找不到一点这方面的线索。而他是不会放过吹嘘自己有先见之明的机会的。在冈村宁次的回忆录中，只能找到他为自己辩解的令人失笑的话语：“我反对发动大东亚战争，反对扩大中国事变，反对树立汪精卫政权。但是我身为公职人员对上级领导部门所作出的决定，还必须服从和效忠。结果是两次担任参谋副长、师团长、四次担任军司令员，几次和所爱的中国人作战。这种事与愿违的情况，应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