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澳大利亚是个金色的梦境，至少对于当时的我们是如此。西萨摩亚旅游和新西兰过境签证的成功获得，无疑使我们士气大振，增强了进军澳大利亚使馆的底气。当时，北京的澳大利亚使馆就像个热门的舞厅，年轻人趋之若鹜，人满为患，几乎清一色是奔着留学签证而来。坐镇签证处的中国秘书，是一位很年青的阳光姑娘，敏捷又不失干练，我为其可动听的地道京腔所倾倒。看见我胸前红色的交大校徽章，她对我们颇有好感，对我们护照上各色签证，十分好奇，“你们够可以的，洲际旅行，真让人羡慕。”因为申请澳大利亚过境签证，我们的表格得以破格优先提交，免除排队之苦。不大一会儿，领事签证官员召见；是一位举止斯文的中年妇女，很有礼貌地说；”先生们；你们要去的是奥地利；而不是澳大利亚。”表格退回一看傻眼；原来是在匆忙中，竟把英文版旅游年鉴的西欧奥地利一家HOTEL资料；填写到表格中“在澳洲逗留期间留宿何处”一栏； 奥地利和澳洲的英文名字仅一字之差；鬼使神差，也就没有去成大洋洲。后来去了欧洲，最终落户了奥地利，也算是阴差阳错的缘分，莫非是预兆和天意？当然这是后话了。
我们转而注意欧洲大陆。当时还处于冷战时期，欧洲分为两大阵营。西欧当然暂且不能碰，东欧诸国是我们的首选。先后走访了东德，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使馆，得到的是千篇一律的标准答案，就是必须先有东欧任何一国的签证，才能获得其他国家的入境许可，但是，就是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开个先例。真是世态炎凉，尽管本是同根生，同属社会主义大家庭，东欧各国并不怎样待见中国兄弟。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国，简直就是铁板一块，水泼不进针插不入。这可是我们原先预料不到的。当来到最后一个东欧国家匈牙利使馆的时候，我们几乎都不报什么希望了。
亲自接待的是一位匈牙利签证官员，令人惊讶的一口纯正普通话，他很愉快的接受我们对他中文水准的恭维。这样，大家的交流没有语言障碍。早年他是布达佩斯大学的汉学教授，我们讨论中欧对比文学，就像学术论坛邂逅的中外学者。他的业余爱好是旅游，对我们已取得签证的国家，大感兴趣。最后这位外交官刮目相看，欢迎我们做客匈牙利。柳暗花明又一村，东欧大门从此洞开，因为有了匈牙利的签证，我们很快得到其他所有的东欧国家的入境许可，包括蒙古和苏联。
东欧告捷，按照计划，我们开始试探西欧。比利时驻沪总领事馆设在上海静安宾馆，那天到达领事馆已是下午四点过后。初冬的白昼渐短，此时天色已暗。犹豫了一会，我们还是按了门铃。坐堂的秘书直接将我们引进给签证官员，一位雍容富贵，仪态优雅的女领事，正在整理办公桌上的文件。看到二个不速之客，她开玩笑地说，“绅士们，难道你们不知道应该怎样过周末吗？”看来她的心情不错。打开护照，上面十几个不同国家的签证，分别来自南亚，东欧，中美洲和南太平洋，她扬起眉毛，说，“啊哈，环球旅行家，雄风不减当年的郑和下西洋。”她分明在显摆自己中国通的渊博，我们赶紧表示由衷的钦佩，“不过”，她打了个悠雅的手势，“我的先生们，我只有给你们二十四小时过境的权限，更长的，必须报批比利时王国内政部。”我们连忙说，“借道贵国，二十四小时足够了。”她大笔一挥，大功告成。精心策划的方略，耗费的苦心，和直至现在所做的一切铺垫，都是为了这一个时刻的到来。这是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得到的西方国家签证，尽管仅仅二十四小时过境，可是意义重大，此时此刻的心情难以言表。一个星期以后，由于有了比利时的签证，原先犹豫不决的挪威大使馆，果然批准了我们的入境许可。
有了西欧的签证，我们决定到美国驻沪总领事馆走一遭。位于乌鲁木齐路的领事馆门前，申请签证的人排成长龙。我们径自来到门口，武警打开护照，只见一排五颜六色的外国签证，迟疑了一下，看来他是吃不准的来头，还是优先放行。领事馆是一栋老式洋房，和北京使馆区的新建筑相比，显得小巧玲珑，而且有贵族气派。进入签证大厅之前，先要接受严密的安检，海军陆战队队员全副武装，十分摆谱。超级大国果然不同凡响。当时，苏联正处于巨变的前夕，即将独步世界的美国，正踌躇满志，飘飘欲仙。
签证领事是个很美国化的女子，穿着打扮透着好莱坞的气息。和她照面之前，有*雇员审视我们，其中一个小白脸，一边翻阅护照，一边不阴不阳的说，“搞了那么多签证，花了多少钱？”听者气不打一处来。我脱口而说，“在外国领事馆里公然侮辱同胞，作为中国人真为你这种行径感到羞耻。”很快我们知道，为此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轮到我们Interview的时候，小白脸满脸堆笑，附耳对签证官说了一阵子。她转过身，漫不经心翻看护照页，问我们，为何要访问尼加拉瓜？难道不知道尼加拉瓜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紧张吗？我们表示，对于这样的问题根本不屑一答。这个显然比我年轻的女签证官被触怒了，注视着我，居高临下地说，“你来自上海交大，但是那样不明事理，看来我的中国同事说得不错，对此我表示十分遗憾。”随后不由分说给我们护照加盖“214B”，这是等级最高的的拒签标志，六个月内不得再次申请。我们第一次尝到超级强权的傲慢和无理。一个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制衡的霸主，就像一头在瓷器店中漫步的大象，破坏和践踏，即使是下意识的，也是灾难性的。这个女签证官，无论学历，阅历，智商和意志力，都无法与我们相比，然而她代表的是美国的无上威权，操有“生杀大权”，可以瞬间决定成千上万申请入境者的命运。我想，没有几个美国人，知道王道和霸道的区别。至于那些对权势溜须拍马，而对自己的同胞使坏的人，是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文化革命的产物，是社会的癌细胞，既丑陋又可怜。
整个国内段的签证工程结束。衡量再三，我们放弃南太平洋，美洲和东南亚路线，决定走欧洲路线。一则，欧洲大陆国家众多，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另则，我们已经得到欧洲国家的签证最多；再则，十分现实的是，可以乘坐票价便宜的（从北京经莫斯科到布达佩斯的卧铺票是七百元人民币），横跨欧亚大陆的西伯利亚国际列车，我们今后的路还很漫长，将能最大限度节省盘缠。
临走前几天，家里面积不大的地板上，行装散放的到处都是，十多年前送我下乡的时候，也是一模一样的光景。川流不息的亲朋好友，除了祝福以外，纷纷传递海外生存的要诀，有放之四海皆准的金玉良言，有具体谋生的锦囊妙计，虽然谁都没有见过外部世界。长女为母的姐姐，将祖传的鸭绒被，一针一线缝制成睡袋；刚出月子的妻子，一手搂着满月的儿子，一手为出远门的丈夫收拾行李，什么都谈到了，就是有一个心照不宣的问题，何时再相逢？五年？十年？甚至更遥远，只有苍天才能作答，想到这里，断肠人在天涯的伤感，不由的阵阵袭来。翻译家墨兰的公子小鹏，是我的好友中最敦厚的一位，他悄悄把我拉到门外，说，“正是为了他们，你也得往前走，不要回头。”不料，这竟是我们最后一别。一年后上海的一场肝炎大流疫中，他成了故人。 。 想看书来
第十章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八日星期三早晨7点45分，我们搭乘的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正点从北京站徐徐启动。送行的邬君随着款款移动的列车追了几步，他的签证还在未定之天，我们先走了。至今我还记得他喃喃自语，离开月台，醉酒似的晃悠而去，瞧着他渐渐离去的身影，大家都感到无可名状的心情。能够走的走了，从今以后如同断线的风筝，飘向广袤的未知世界，无论是祸还是福，恐怕永不重归。
我们乘坐的是中国列车（每星期有二班往返中苏的国际列车，另一班是苏联列车）。列车员都是中国人。整个列车空荡荡的，所有北京上车的客人都被集中在二节车厢，这样做显然有利于集中管理，人和细菌一样，散布开去至少有污染环境的坏处。据说，80年代前期，有时整趟列车只有几十个旅客，比列车员人数还少，相对国内列车而言，这里服务质量要好得多。列车编组：高包（二人包房）、软卧（四人包房）、硬卧（四人包房）。我们的二等硬卧，相当国内的软卧，有四个铺位。同房间的另二位来自北京林学院，一位是副教授安先生，另一位是他的助教，目的地是联邦德国。类似这样的国家派遣人员，约占列车人数的一半以上。
从北京站始发的k3次国际列车将途经经大同、晚上8点将到达边境检查口岸二连浩特，然后出境，经扎门乌德、乌兰巴托进入俄罗斯境内以后，和西伯利亚大铁路汇合，周一抵达莫斯科。总共六天的行程。火车上的人都互相熟悉了。
安教授年过半百，略有发福，刚一见面，即忙于分发名片，显示身份和头衔。他告诉我们，已是多次出国，至于这次到西德也是第二回了，又掏出因公护照，以表明他和我们的私人护照并无二致。知识分子只有这般自我陶醉的余地，一点小小的虚荣心也就值得尊重了。除了有点烦人的话匣子和“酸”以外，这位半大老头倒是随和，心底善良。他的助教白先生，年龄比我们还少上一截。他这一代没有直接受到*的影响，又赶上尚学和开放的年代，学业一帆风顺。他戴着圆圆的眼镜，笑起来一副湖南老乡的憨厚相。他是首次赴欧攻读博士学位，可谓春风得意，一片锦绣前程。当我们问他，是否打算学成报效祖国？他觉得是无可质疑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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