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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把这件事只控制在几个人范围之内，其中包括勒菲蒂、作为副官的他自己、卡明·甘兰特老板以及尼基·马伦格罗二老板。
没想到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巴里斯特艾里那一伙人开始回避坎特，不给他有日常的营业渠道。对于坎特的电话，他们置之不理，也不作任何解释。我和坎特去见弗兰克的儿子、那个律师约翰·巴里斯特艾里，以设法了解问题的症结所在。
我们在约翰的办公室里见到了他。坎特作了说明，因为这牵涉到他的营业。他没有把问题直接提出来，只是说明了情况。他着重提到了：他们的人在圣·亚努阿里乌斯节日里受到了勒菲蒂的款待，受到了纽约那方面人的款待。约翰很有礼貌，说：他父亲最近因为一个大型审判团的原因脱不开身。不过，他相信：他父亲一旦有空就会过来，他们会来和我们联系。
约翰似乎很友好，可是他没有提到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那就是：他们为什么取消了和坎特的营业往来。他们并没有和我们取得联系。
勒菲蒂的反应是：“可能是弗兰克给那个大型审判团弄得不可开交，他那一伙人要抛弃他。然后，他们23个党徒到审判团那里去，采取宪法修正案第五条的立场；也可能是：弗兰克目前正在考虑这些问题，不想分神。可是你呢，你千不该、万不该放弃和他工作的赌博登记业务。无论怎么说，那毕竟有了个开端，他就可以派你到拉斯维加斯、佛罗里达、堪萨斯一带去收钱。你把事情弄得这么糟，偏偏不听我的话。我们本来可以顺顺当当地做买卖嘛。”
和巴里斯特艾里的关系没有进展。勒菲蒂给他们打电话，他们也置之不理。到后来，迈克也介入了这事，通过各种渠道询问原委。就是他打的电话，对方同样也不给回答。
两个星期以后，到了9月初，坎特收到了巴里斯特艾里当律师的儿子的信，信中提到了解除与坎特的伙伴关系。
勒菲蒂叫我回到纽约。我们在东七十一街道上的伦尼旅馆碰了头。
勒菲蒂说：“这事儿与我没什么关系。他们可能以为坎特是个不好的家伙，他们不敢把钱交给他，因为他是个骗子。他们那里连电话都不肯接，明白吗？我是通过你把他介绍过去的。这位先生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我无法同别人解释清楚。你要把事情对我说个明白。”
“勒菲蒂，我不知道你要我说些什么。我是10年前认识他的，那时他一切都很正常。”
“也许他是个玩女人的东西。注意，多尼，上一次他在纽约，开的是那辆车，我带他到了酒店，就见他给3个女人买了饮料。为这件事我还训了他一顿。现在我听说，他在那边同弗兰克的一个女朋友勾搭上了，就在他的一个店里。有没有这回事啊，多尼？”
“勒菲蒂，我哪儿知道？我又不是白天黑夜看着他。我从来也没见过他干些什么事。”
“对于有人侮辱一个老练党徒的妻子或女朋友，这事儿迈克是怎么看法你是知道的。这种事比当叛徒、当告密者还要严重。是我和迈克把他介绍给了弗兰克，现在我们也弄得很难堪。我在那边也搞得不好下台。是你把他带进来的，你得设法做些工作，多尼。”
“你要我怎么办？”
“你说过，你在巴尔的摩认识了他。你到巴尔的摩去摸摸他的底。找一找认识他的人。他可能是个暗探。我们对他根本不了解。如果你发现他并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能还能挽救那边的局面。”
因此，我去了巴尔的摩。我当然什么事也没干，只是在那儿混几天，然后又回到纽约。
我对勒菲蒂说，我在那边找到几个过去认识坎特的伙计。据他们所知，他们从来没有发现坎特有什么不是。他不是什么“线”上的人，即不是什么暗探或知情告密的人，没有什么和女人的不正当行为，也没有侮辱过什么人。
“那好，”勒菲蒂说。“现在把他叫到这儿来，同他谈谈。你到密尔沃克去，把他叫来。”
我去了密尔沃克。我和坎特仔细分析了整个形势，尽量像老练党徒那样去思考问题。
两个家族通过会谈在一起干一桩营业。现在，巴里斯特艾里没有任何解释就取消了协议，对于布拿诺家族的最高副官打去的电话一个多月都不回话，这是极大的失礼，表明有重要原因。巴里斯特艾里受到了什么威胁。坎特随时会遭到不测。
我们认为，不管是什么原因，伙伴关系已经结束，巴里斯特艾里不会走回头路。售货机业务无需再搞下去。
但是，我和坎特还不能马上就关门大吉。一个像坎特那样的市民与党徒在一起搞买卖不能一下子就脱手不干。一旦像勒菲蒂那样的党徒把你拉上了钩，他非得把你榨干不可。你经营业务，他是你的伙伴，分利对半。或者说，你不管卖什么货，他都要得一半的利。有人打电话告诉我，像是勒菲蒂的一个当事人对我说，你要是不同意那么做，你就要向那个家伙做些疏通工作，给他一大笔钱。你要想脱手一定得付出代价。
与此同时，勒菲蒂也在为一桩赃货加紧催钱。那里有一批贝塔马克斯牌录像机，他可以以15，000美元得手，10天之内倒卖可得18，000美元。但是他手头没有钱。迈克同意借给他5，000美元，借期10天，要价2，000美元。勒菲蒂要坎特投资其余的10，000美元。
我们需要时间，一方面设法安全撤退，另一方面让坎特避免掏10，000美元腰包。他就假装心脏病发作。
他进了圣路克医院检查，说胸疼。医院用各种仪器对他检查，给以药物治疗。医院里没有任何人收到什么情况说明，因为你如果没有必要，你也就不用向别人提供什么线索。谁是合法、谁不合法，你根本不知道。另外，我们知道勒菲蒂会打电话来检查的。
我打电话给勒菲蒂，对他说了心脏病发作的情况。他就向医院打电话说，他是坎特的表兄弟，想核实一下，坎特是不是生了病。
经过几天的检查，坎特出了院。坎特住院时，勒菲蒂像疯了一样；坎特出院以后，他也像疯了一样，催他拿10，000块钱。坎特说，他已经破了财，因为看病花掉了6，000块。
“他简直在满口放屁，”勒菲蒂对我抱怨说，“我们受攻击，在街上跌了一跤——什么看病费？在医院就待那么几天，用掉6，000块？他以为他是在同谁说话，别人是笨蛋？”
“勒菲蒂，他说他拿不出钱来。现在他有的钱只是他妻子的钱。”
“什么，突然又是他妻子的钱？他能编出一百二十回故事。他对我说：‘我们出了这个问题，你又不来帮个忙，帮我处理一下与那些伙计的关系。’我说：‘我并没有叫你跟各种各样人的老婆去睡觉。’迈克现在是丢了老本。他说，首先，那家伙瞎扯淡，说他心脏病复发；另外，他什么也没有给你。这家伙他是认输了，你不妨到那儿去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它卖掉。”
“我看，他仍然还想搞营业买卖。”
“搞买卖？把我排在外？我要打电话，他们会把他的一切都拿走。然后他就投奔警察，他也就到了末日。多尼，我们要在10天以内把贝塔马克斯录像机交易结束掉。我们3个人，冬天不能没有钱花。这家伙的病是在脑袋瓜子里，朋友。”
为了使坎特摆脱困境，结束售货机这一行动，我们起初的想法是：他就一走了之。我说，啊呀，我们还不能那么干，因为那样就真的让我陷入困境。我把他带了进来，已经惹了足够的麻烦。他要走，我们还得设法找个理由。他应当慢慢撤出，不至于给我的信誉造成损害，因为我作为多尼·布拉斯柯仍然要工作下去。因此，在和鲍特肯杰克商量以后，我们的想法是；坎特要干一桩大的抢劫，赃物所得的钱全归他自己，不分给我和勒菲蒂。我能维护他这么干的理由。
这将是一种双重舞台的消匿办法。我们编造一个谎言，说坎特12月份将有一桩重大的抢劫活动，和他一起干的是他在芝加哥的一些老朋友。抢劫的都是一些艺术品，因为那需要特殊的联络，特殊的脱手方式，很难查到他。东西抢到手以后，他要消匿一段时间，等候货物出手。然后他再露面，就说发了大财，很快又要分利，并且要与我和勒菲蒂分享。到那时候，他要退出舞台就很得体。
感恩节前的一个星期，坎特打电话告诉勒菲蒂，说他即将要干这样的大买卖。
在这关键的时期，我和坎特一直待在密尔沃克。第二天，勒菲蒂就给我打了电话。他又有了精神。“下个月他有一桩大买卖，说我们3人都痛快。”
“你信吗？”
“他说，我们3个人整整一年什么都不愁，日子过得像皇亲国戚。”
接下来一连好几个星期，勒菲蒂都在期待着一大笔钱。他把交谊俱乐部改成糖果店，让他女儿经营。他着手开办赌博登记经营业务，让我和另外两个人一起合伙，每人要凑2，500块钱。我们在里弄一带到处观看，看各种酒吧，有没有我们可能购买的酒吧间。离糖果店附近有另一家俱乐部，他着手把它改为炸鱼、炸土豆小店，由他和我来经营。12月中旬，我们到迈阿密海滨度了几天假，住在雷鸟旅店，常常到一个叫“帽顶”的风景区，在外交家旅店的客厅里，和我们认识的一大批老练党徒在一起欢度时光。
勒菲蒂使用那辆租车时间已经够长的了，因此，在圣诞节前，我们的特工把它盗了回去。勒菲蒂把车停在停车场，我们的特工进去，就像我过去那种偷车的方式把车盗走。一名特工把车驾回到密尔沃克隐藏起来，一直藏到行动结束。
“狗娘养的波多黎各人偷的，”勒菲蒂骂道。“他们一定是看见了，车后座上有许多圣诞礼品，所以就偷了车。”他还向警察部门报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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