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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12点了，终于有人叫我上场了。深夜的午门更显得神秘、威严，广场上灯火通明，10多位消防队员举着水枪，整装待命。这阵势真挺唬人，但一看见壮壮我就踏实了。他亲自示范了两次走位，我马上就熟了。台词是极简单的两句，“你干吗呢？到我家去吧，离这儿不远。”这女孩儿太随便了吧，我心里打鼓。
拍戏原来这么好玩儿！消防车中的水倾盆而下，你是所有人关注的中心。只有一点不尽人意，因为习惯了早睡早起的学生生活，所以拍出来的全是睡眼朦胧。这倒成了一种朦胧风格。
午门不愧是帝王之地，有着无比的包容。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霹雳舞还是绝对的另类，《摇滚青年》将它搬上中国电影，壮壮选择在午门拍摄霹雳群舞的场面，传统与时尚，古老与现代刹那间碰撞在一起。一时间，似乎北京的“不良”少年都浮出了水面，几乎所有的京城霹雳舞者都聚集在这里，而我则莫名其妙地成为了这个从没沾过边的人群的代表，享受着“红头发”、“黄头发”传来的艳羡的目光。
大结局的那场戏真让人头疼。任凭壮壮怎么说，这场戏，我坚决不拍。原因很简单——在戏中龙翔和小小好了，还一起过了夜，这在我心目中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壮壮与我长谈了整整三个晚上，我仍不知道情为何物。我俩对坐在宿舍的两个角落，我双手抱着腿，用膝盖顶住下巴，瞪大眼睛盯着低声说话的壮壮。他的嘴在动，可说出的话我听不懂。
“如果我拍了，别人会以为我真的做了！”
“别为别人活着！”
“他们说这是坏孩子，担心我在剧组里会学坏。”
“别怕，在你来那天我已经关照过了，这个孩子谁也不许动！”
一句话点醒了梦中人，我咬着牙，“好！士为知己者死！”
思想上通了，但最后的一场戏还是拍得很艰难。“一个清晨，小小穿着睡衣给龙翔端来早餐，默默地凝视，然后把家门钥匙留给了他。”3个镜头简简单单，但要拍出其中的情意绵绵，对于15岁的我来说绝非易事。只有把胶片当手纸用了，拍了20多遍还都没过。陶金躺在床上给我搭戏，真的要睡着了。我端着餐盘，又尴尬又着急，只好在心里这样酝酿自己的感情：
委屈一下，你现在就是我的最爱——法国长面包。但一看到陶金的“鹰钩鼻”，我又忍不住哈哈大笑。实在没有办法，陶金翻身把后脑勺对着我，我才完成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情感倾诉。
韶丹问：“拍了这部戏，你的感触是什么？”
我说：“学会了放弃！”
记得壮壮对我说：“我只是缺一个演员，把你带进了这行，以后别恨我。”
我很纳闷，“谢你还来不及呢，为什么会恨你？”
“电影这东西有魔力，一旦沾上，一辈子也离不开了。”
一辈子的事先不去想，我已经一头栽进了青春期的迷茫中。《摇滚青年》的拍摄周期集中在暑假，随着整部电影进入尾声，我将开学，面对校园生活的时候，我突然感到害怕。这个机会给我的经历中增添了很多预想不到的东西，本来只是好玩，但玩过之后才知道，自己已经回不去了。
青春在一个暑假中速成。
现实就是充满戏剧性，《摇滚青年》公映后，我才第一次知道媒体的影响力是如此铺天盖地。这部电影是第五代导演田壮壮的全新尝试——第一个娱乐片。拍《盗马贼》等等纯文艺片的导演竟然涉身娱乐，还是一个带有反叛色彩的题材，这引来了社会媒体的热烈议论。
对于我来说，原本就是暑假里干了件好玩的事，可玩出了火，纸包不住火，我一下子真火了。“火”体现在多个层面。最开始是走在大街上回头率明显提升，甚至超过了大姐。接下来就是学校通知板上每天都写着：“朱迅有信”。近千封全国各地的观众来信堆满了传达室，回信成为我最繁重的课外作业。还有各个报纸上有关我的报道层出不穷，“小荷初露尖尖角”，“霹雳小公主”等等。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一脸寒霜，“你跟记者吹什么来着？”
不久，来找我拍戏的剧组络绎不绝，我好像已经忘了壮壮的叮嘱：“别干这行！”
学校的老师们也反对我去拍电影，认为这样会影响学习，考不上大学就彻底毁了。有一位老师还专门给远在日本的妈妈写了封长信，言辞中肯：
“摄制组的人趿拉着拖鞋，朱迅不会学出什么好来。”
接到信后，妈妈马上打来电话。
“我真的喜欢拍电影！”我反复重复着一句话。
青春在一个暑假里速成（4）
“好！对你的前途，我不当导演，要做观众——你最忠实的观众！”
感谢爸妈的尊重，人这辈子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才是最大的幸福。并且有了他们的喝彩，一切变得那么有意义。表演给充满幻想的孩子极大的满足感。在我的角色中，今天是公主，明天是乞丐。生活有如此多的可能，我便多了对生活更深的理解。
生活因“摇滚”而改变
“因为你还是学生，所以会计说按规定只有这些。”陶金把我的片酬送来的时候还有些不好意思。我打开信封，数了半天，共有2650元！（当时爸妈工资加起来只有几百块）这还不包括拍戏时每天12元的补助。天啊，我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名利双收！
谁能抵挡这样的诱惑？我身不由己地被这个圈子吸引。高二、高三的寒暑假给片约定得满满的，铺在脚下的是一条充满诱惑、名利双收的星光大道。我真的有这么厉害吗？其实是媒体太厉害了，它能把人一夜之间高高捧起或重重摔下。心里空荡荡的，名不符实的滋味并不好受。做梦梦见自己高高地站在一个脚手架搭起的空中楼阁，摇摇晃晃，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一头栽下去。
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
壮壮劝我，“学一门一生受用的真本事才好！”
高三毕业时，我放弃了已经十拿九稳的电影学院，对妈妈说：“我要出国留学。”那一年，我17岁。
秋收起义（1）
朱迅赴日
“老不离家是贵人，少不离家是废人。”
1990年9月9日，秋收起义的纪念日，朱迅出国。
选择9月9日，颇有点儿下了决心、狠心的意思。就像秋收起义，义无反顾，只有勇往直前了。
电视剧《梦回青岛》刚刚杀青，凯丽姐姐代表全剧组送给我一套蓝色印花布做的连衣裤，祝我一路顺风。
我的心早飞了，心急火燎地赶回北京。只剩下两天，还什么都没准备呢。回到家已经是夜里了，姥姥还在灯下等我。她耳朵不好，听不见开锁的声音，见我提着大包小包进屋，才慌忙站起来，心疼得摸着我的脸，“黑了，黑了。”姥姥的手有点扎人，糙糙的、硬硬的，倒还厚实。
姥姥的皮肤很白，白皙的脸庞总含着笑，无限慈爱地看着我。脸上最明显的标志是一副宽边眼镜，重重地挂在鼻梁上。几十年的分量留下了两道深深的血印，给人很痛的感觉。“换副薄眼镜吧。”从我第一次挣钱起就跟她讲。“不用不用，你挣了钱我替你藏起来。”姥姥的爱是没有任何条件、不计任何代价的。突然我很害怕，怕自己无法回报这样的目光。赶紧躲进自己的房中，再出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叠钱。这是我这次拍电视剧的片酬和以前藏下的私房，加起来总共有3000多元。在1990年这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数了。我把它们放在姥姥的桌上，“这些您留着用。”
姥姥看着厚厚的一叠10元钞票，“穷家富路，你带上吧。”
“日本花不了人民币。”我解释。
姥姥不再坚持，“我替你藏起来，等你回来的时候用。”
我腻在她身上，再一次提议，“姥姥，你一个人行吗？要不要请舅舅来接你回上海？”
“没关系，老不离家是贵人，少不离家是废人。我在这儿看家，等你们回来。”老人的眼中看不见一丝犹豫，一点忧伤。她曾饱受苦难，练就柔中带刚的坚强。
送行的排场真不小，六辆黑色的小轿车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北京国际机场，姥姥没有跟来。88岁的她像每天送我上学一样，站在三楼的阳台上带着厚厚的眼镜，朝我笑着，平静地招手，一直到看不见我的影子。最后车拐弯的时候，我看见姥姥摘下了厚厚的眼镜，擦着眼角。下次回来的时候一定给她买副最好的眼镜，我流下了临走前唯一的一行泪。
第一次走进国际登机口的感觉很不错，骄傲中带着几分少年的轻狂。好像还没从几天前拍电视剧的状态中醒过来。飞机上没有像我这样只有十几岁的独行者，更有一番从此独闯天下的壮烈了。
“从明天开始你就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
一路好睡，飞机降落的轰鸣声把我吵醒。睁眼时已经踏上了日本的土地。这是一个干净得几乎透明的地方。地勤的日本女孩嘴角边都挂着灿烂。我怀着一种自豪感通过“外国人通路”，带来的五个超大型的旅行箱，却给我惹了麻烦。来的时候做好充分吃苦的打算，连被子都带着呢。我的交际能力非同小可，用仅会的一句“斯咪妈散”（日语“对不起”）马上就招来了两个日本工作人员，两个大男人很费力地把五个巨大的行李搬上车，其中一个黄头发的还把我一直送到接站口。
“Wele to Tokyo。Take care！（欢迎来东京，请多保重）”他鞠躬告别。人家帮了忙，还向我鞠躬，我忙不迭地模仿着他的样子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