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的确不适合中国国情，但制作水平和方法是很专业的。别太担心，把在日本电视台积累的经验运用到今后的工作中就好。”
一辈子感谢国际部领导和《正大综艺》的同事们，他们在我感到困惑、无助的时候托住了我的梦。
国人的开放倒把我这个“见过世面”的人吓着了
回国后终于过上了日常的生活，做着正规的节目。往日的名气，包括对这段日子的记忆渐渐远离了。前些日子，在机场候机的时候，看到书店里摆着一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老师做过的关于中国某某省的风月场所的调查报告。似觉熟悉，买来一读。其中有一个观点抓人眼球：现在批评她们的人已经很多了，再多一个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并不能改变现状。但是，现在还很少有人能够站在一个平等、关怀和帮助的角度上来对待她们，这就使我们的工作非常重要。在一大袋马铃薯中加一个，没什么意义，但是如果把这个马铃薯给一个饥饿的人，意义就很大了。
这位老师和他的团队很不容易，在采访的过程中吃了不少苦。不仅要扮成安全套的生产商同妈咪们讨价还价，还要面对警察或联防的审查。与其相比，我要幸运多了。在日本，从来就是在明里或暗中的重重保护下“明目张胆”“堂而皇之”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但在采访过程中同样需要面对一个最艰难的问题；就是如何获得她们的信任。打开这扇门的钥匙就是“尊重”两字。
在日本的采访中，大多数坐到镜头前的人是非常配合的，经常会给你意外惊喜。这当然不是每一个节目都可以做到的。女孩们中有的漂亮得晃眼，有的清纯如少女，让你在心中不禁大呼可惜。在拍摄过程中，谈话是在极为平和、平等甚至是女孩之间说悄悄话的氛围中进行的。我说的不多，主要的工作是倾听和做出女孩子特有的自然反应。上访谈节目，女孩子们的目的非常明确，想增加自己的曝光率，提升自己的知名度，挣更多的钱。
她们理直气壮，还有几个理由：首先，日本整个社会对性的观念和中国传统的观点有所不同。特别是女孩子在结婚前的多方尝试，一般不会受到社会上的道德指责。但在结婚后大多数的女孩子会有一个巨大的变化，恪尽职守地相夫教子。过去，该见的都见过了。现在，该踏踏实实地珍惜这种缘分了。
其次，这是一个已经形成规模的上税行业。用她们的话来说自己是“职人”。电视台选择的采访人物；虽是风月中人；但服务、曝光是有限度的。我们的底线就是舞女、陪酒女和按摩女。在这方面，日本有着明确的法律规定。换句话说，这最后一层面子还都留着。接受采访的时候，有些女孩儿虽是偶尔会戴上各色可爱的面具来遮掩，但对我们提出的问题都是尽其所能，倾囊相告。即使我真的出言不逊，有“说教”嫌疑的时候，她们也不会在脸上显出太多的反感，更不会拂袖而去。
从效果来看，其实是彼此把对方都吓了一跳。她们吃惊于同龄人中竟还会有这样“封建”的想法？！我吃惊于这种自己的命运由自己主宰的主流“放纵”观念，无意中被我打破后；反而成为一个大卖点。而我的这种反应完全出于从小就受过的中国传统教育，它融于我的血液中，形成一种本能。日本的近代发迹史中有它的无奈与悲伤，也许自从美军在日本登陆后，当时满目疮痍、穷困潦倒的日本社会中，为了让一家人活下去而徘徊在兵营边的女孩日益增多。日本人既痛心疾首，又无可奈何。在这以后日本腾飞了，生活富裕了，人们对风月场所的事已经心照不宣，有太长的时间没人提醒过有“贞操”这个话题了。
中国呢？回国后，国人的开放意识之强，反而把我这个“见过世面”的人吓着了。我在大学时曾选过一门课叫做环境经营学，主修在日本经济腾飞的时期；由于对环境的巨大破坏而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其中包括对人类的伤害。记得当时课堂上老师展示了很多照片。那些得了各种怪病变得奇形怪状的人，一张张痛苦不堪，甚至是狰狞的面孔；至今还出现在噩梦中。正如环境问题一样，在精神环境上，中国是否也要经历一个污染严重的时期，才能学会反省呢？
前一阵在《新闻调查》的关于中国同性恋的选题中看到这样一句话：“关注特殊人群，才能更好地保护普通人群。”这次我竟敢大着胆子把对老、中、青三代风月女的采访日记写下来，也是咬了牙的。
她是许多男孩的青春启蒙（1）
请花5万日元买下我
朝日电视台的安田导演打电话告诉我说；据可靠消息通报，驹大夫在今天就要金盆洗手，退出江湖。我听了后心里微微一动。一般的日本人可能根本不知道驹大夫是谁？但在一个特殊的行业中，她的名声和影响力着实不小。说到底，她不过是浅草的一个脱衣舞娘，难得的是，她今年已经快60岁了，在一家有着60多年历史的名叫法国座的剧场中跳了40多年。不管是做什么，能做到这份上真不容易，今天一早《今晚》摄制组就来到“法国座”，想要目睹这位年近六旬的舞娘的引退过程。
顺着狭小的过道往后台走，原本只能一个人通过的地方，因为放满了大大小小的花篮而更挤了，几乎是侧身前行。过道的尽头就是驹大夫的换装间。一个只有4平的地方被各种衣服、镜子和鲜百合花塞得很拥挤。屋子里只有师徒两人，年长的就是驹大夫。见我们进来，驹大夫把她屁股下的垫子抽出来，“请坐，”
她不紧不慢地招呼着。
以前我在别的采访中，曾遇到过驹大夫，有几分面识。当时只觉得她长得很“日本”，如果不知道她的特殊职业，走在大街上，你一定会以为她是一位普通的家庭主妇。知道了之后，几乎所有的人心里都会冒出一个问题：“这么老了，怎么还做这一行？”
今天驹大夫是被采访的主角，我不禁仔细打量她。齐肩的头发松松地拢在后面，大脸庞上抹着厚厚的粉，似乎一低头就会掉下一层来。这在舞台特殊的灯光下也许会显得粉嫩些，但在正常情况下真有些吓人。眼睛上贴着宽宽的双眼皮和假睫毛，一晃一闪的，有些勾人。但眼神中没有一丝故意的造作，有一层让人琢磨不透的清淡和不屑。打了招呼，我们每个人坐在垫子的一个角上。
“我们是闻讯而来，听说您今天就要关上大幕了，真的打算引退了吗？”
“真的。”
驹大夫的脸上看不出喜怒哀乐，“但这原本不是我的意思，是我丈夫要我这样做的。”
“你的丈夫？”
我心想；这个问题还可以缓一缓。“在这40年里，支撑您走到今天的是什么呢？”
“贫穷。”
她的假睫毛长长的不再忽闪。“为了吃饭，为了活下去，我必须这样做。”
驹大夫出生在日本岩手县的农村里，50年前那地方很穷，冬天很冷。父亲去菲律宾打仗，就再也没有回来。家里还有母亲和一个妹妹。一家人总要活下去，1957年，16岁的驹大夫在报纸上登出一则免费广告：
请花5万元买下我！当时的5万日元相当现在的100万左右吧（约7…8万人民币）。广告还配上了她的照片。
这种事在当时的日本并不是仅此一家，但是驹大夫超凡的俊俏容貌，让几十封回执如岩手县的雪片一样飞进她的手里。来信的几乎全是有钱的老人家；希望她做小或是妓院的卖身契买主。有一封信引起了她的注意：
一个叫宫田的男人来信把她大骂了一顿，“马路野郎（混蛋）！你把自己卖得太便宜了！你还小，一定有更好的出路。”驹大夫给他回信说，再也没有办法继续生存下去，为了让妈妈和妹妹过得好些，她情愿把自己卖掉，希望宫田先生帮助在东京找一条出路。不久，宫田的回信中寄来了一张脱衣舞娘的照片。
就这样，昭和32年（1957年）16岁的驹大夫只身来到东京，跟比她大18岁的宫田住到了一起。宫田也没有工作，在他的引见下，驹大夫先是在一个温泉中作为舞娘出道。昭和42年（1967年），驹大夫因美色过人而力夺花魁，奇货可居。在宫田的安排下，她从此开始了花魁脱衣秀。
40年过去了，岁月已逝，但花魁秀依旧。
“连这个也辨不清就不是合格的皮条客。”
故事讲完了，我相信它基本的真实性。驹大夫没有必要骗我。
“这40年间，有没有想过放弃的时候呢？”
“当然有过，有一次我发现宫田在外面有了女人。我觉得自己这样用身体养活一家人，太傻了。可除了他之外，我还要养活孩子、妈妈和妹妹，也只能继续跳下去。在这里日程都是由宫田安排的。除了怀孕生孩子的那一段，几十年来，在所有的女孩子中我的时间表是最满的，也是最累的，只有每个星期六给半天休息。”
“这样不疼老婆的老公该打！”
我也不知道我的气从哪儿来的？但对这位宫田先生更感兴趣了，“我能见见您先生吗？”
“就在隔壁，他一定喜欢见漂亮女孩儿，”
驹大夫看着我笑，“特别是身材好的，要小心喽。”
一个快80岁的老态龙钟的男人，每天他就像影子一样在“法国座”晃来晃去。这里的每个角落他都熟悉，几十年来他一手操办起这个地方。今天我们见到他的时候，老人正在小屋子里一个人闲坐。他今天穿了件像病号服一样的条状睡衣，趿拉着一双日本木屐，头发多数已经花白甚至脱落。茶色的大眼镜盖住了小半张脸。
她是许多男孩的青春启蒙（2）
“您就是传说中的‘御主人’？”
在日语中丈夫的汉字就是“主人”。老人笑了，用他特有的眼光上下打量着我，这种眼神让我颇有些不自在。“我就是个皮条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