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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插进来说：“我原来就是这么说的。”
班尼斯特没有出声。柯尔门接着说：“等有机会我和皮尔逊大夫说说。
肯定他不了解这种情况。”
“这个试验怎么办呢？”亚历山大问道。“今后这类试验怎么作呢？”
柯尔门答道：“当然三种介质的试验都要作——盐水、蛋白和孔姆斯氏血清。”
“我们化验室里没有孔姆斯氏血清，大夫。”亚历山大现在很高兴，他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他喜欢这位病理医师的样子，也许他还会把这里的其他一些事情也做些改进。需要改进的事情可多着呢。
“那就弄点来。”柯尔门故意说得轻巧一些。“现在哪里也不缺货。”
“我们不能出去随便就买化验室物品的，”班尼斯特说。“得办采购的申请手续。”他带着一种“比你高明”的微笑。终归有些事情你们这些新来乍到的哥儿们不懂得吧。
柯尔门耐着性子压了压火。可能会有一天得和这个班尼斯特摊一回牌；这家伙要是老用这种态度对待他可不行。可是第一天刚到，显然还不是时候。
他还保持着和和气气的但是坚定的态度，说：“那就给我一张单子，我想我可以签字的。这也是要我到这儿来干的一件事吧。”
那个老化验员犹豫了一下。然后，他拉开一个抽屉，拿出一叠申请表来，递给了柯尔门。
“请给我一支铅笔。”
班尼斯特又犹豫了一下，拿出一支。在递给柯尔门的时候，憋着一肚子气，说：“皮尔逊大夫是愿意亲自申请这里的所有物品的。”
柯尔门填上采购单，签上名，脸上带着一丝严峻的冷笑，说：“照我的设想，我在这里该负的责任恐怕要比签这么一个价值十五美元的兔子血清要大一些吧。——好，”他把那叠单子和铅笔交还给班尼斯特。这时，化验室那头的电话铃响了。
班尼斯特又气、又懊丧，脸涨得通红。他趁此机会转过身去，走到挂在墙上的电话那里，拿起电话听了一下，简单回答一句就挂上了。“得去趟门诊，”这话胡里胡涂没说清，是说给柯尔门听的。
柯尔门冷冷地说：“你可以请便吧。”
这一幕刚演过去，柯尔门心里很恼火。这里是什么规矩？一个化验员竟然能这么无礼。化验程序本身的问题就够严重的了，还得克服班尼斯特这种人的反对才能纠正，简直是不能容忍的事。如果整个病理科的情况都是这么个样子，那要比原来设想的还要糟。
现在班尼斯特走了，他开始更仔细地看了看化验室中的其他设备。可以明显地看出设备已经陈旧，有些设备也不齐全，整个化验室很不象样子。桌子上、台子上堆着各种各样的器械、药品，这里一堆没有洗刷的玻璃器皿，那里一叠发黄的纸片。走到化验室另外一头，还有一个工作台上长出了青苔。
亚历山大则站在一头看着柯尔门在检查，心里很不好受。
“化验室平常就是这么个样子吗？”柯尔门问道。
“不太整齐，是吧？”亚历山大觉得让别人看见这种情况很不光彩。可是他有一句说不出来的话，那就是他已经想整顿一下，但是班尼斯特不让他动。
“我看，说不太整齐恐怕是太轻了。”柯尔门用手指抹了一下架子的隔板，蹭了一手指的灰。他很腻味地想：这些都得改。接着又一想，也许还得等些时候。他知道和这里的人打交道得加点小心，他自己也有不能急于求成的经验，但是也知道要克制自己天生的急性子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在他鼻子底下这种一片混乱的状况，这实在太令人难以忍受了。
就在刚才这当儿，约翰·亚历山大在仔细打量着柯尔门。自从这位新来的大夫和班尼斯特一起进来，亚历山大就觉得这个人有些眼熟。新来的这位大夫很年青——可能比他自己大不了多少。可是他想的不仅是年龄相仿，于是就问他：“大夫，请原谅我冒昧，我感觉咱们以前好象见过面。”
“有可能。”柯尔门故意放谨慎些。因为他在刚才那件事情上支持了这个人，他不愿使对方感觉他俩之间有什么关系。但又觉得这么讲太冷淡了，于是补充说：“我是先在贝尔维尤，以后又在瓦尔特·里德和马省总医院实习过的。”
“不是在那里。”亚历山大摇摇头。“一定是在那以前。您到过印地安那州吗，新里士满？”
“到过呀，”柯尔门惊异地说，“我是在那儿出生的。”
约翰·亚历山大乐了。“正对。我应当记得您的姓的。您父亲是……拜伦·柯尔门大夫吧？”
“你怎么知道呢？”很多时候以来，除去他自己偶然想起之外，没有什么人提起他父亲的名字了。
“我也是新里士满人，”亚历山大说。“我的妻子也是。”
“真的？”柯尔门问道。“我那时候认识你吗？”
“恐怕不认识，可是我记得看见过您几次。”在新里士满的社交生活中，约翰·亚历山大同这位大夫的儿子活动圈子不同，差着几级呢。他正想到这儿，离心机的时间控制度盘叭嗒一下，只好停住话头，拿下血样，然后接着说：“我父亲是个菜农。我们住在城外，离城几英里的地方。您可能记得我妻子。她家开小五金店。她叫伊丽莎白·约翰逊。”
柯尔门想起来了，说：“对了，我认识。”往事又翻腾起来了。“是不是有件什么事……她好象遇到过什么意外的事？”
“对了，”亚历山大说。“她父亲开车过铁路道岔的时候发生车祸故去了。伊丽莎白当时也在车里。”
“我记得听说过。”戴维·柯尔门追溯着往事：在那乡村医生的诊所里，他父亲曾经治愈过多少人，一直到他自己病故。往事如烟，历历在目。他接着说：“当时我在上大学，事后我父亲和我说过。”
“伊丽莎白差点没死了。他们给她输了血才活过来的。那是我第一次进医院，在医院里住了差不多一个星期。”亚历山大停了一下。他很高兴这个发现，原来遇见了同乡。他接着说：“您哪天晚上有工夫，柯尔门大夫，我妻子一定会很高兴和您见见面的。我们有一套小房间……”他犹豫了，他感到：虽然他们都是新里士满人，他们之间依然有一道社会阶层的鸿沟。
柯尔门也懂得这一点。他给自己敲了一下警钟：和下级拉拢私交得谨慎些，即便是同乡也好。他的分析是：这不是摆架子；这不过是医院的常规使然。他大声说：“这一阵子我的工作会很忙，过些时看看情况再说吧，好不好？”
在他这样说的时候，自己都觉得这些话听起来有些浮泛和虚假。他心想：
“你表示拒绝的话可以说得比这个好听一些吧。”于是在思想上给自己加了一句批语：“朋友，你还没有变，完全没有变。”
有那么一会儿，哈里·塔马塞利心里在盼望斯特朗夫人最好回到她的厨房去别出来。但是他又控制住自己：一个好的营养科主任是医院里的一宝，而斯特朗夫人是好的，院长心里很清楚这一点。
可是有时候他怀疑希尔达·斯特朗是否想过三郡医院是一个整体。和她谈话时，在多数情况下给你的印象是医院的心脏部门是厨房，其他不那么重要的部门都得围绕着厨房转。哈里·培马塞利终究是个公平的人，他认为凡是对本职工作非常认真的人往往会持有上述这种态度的。如果说这是一个缺点的话，那么这个缺点总比松松垮垮、漫不经心好。另外，一个好的科主任是总愿意为他或她所相信的道理而争论的，而斯特朗夫人身上每方寸肌肉都是充满了斗争精神的。
此刻她那肥硕的身躯把院长办公室内的椅子坐得满满的，正在和院长斗争。
“我不知道你了解不了解，T先生，情况多么严重。”斯特朗夫人在称呼她所熟悉的人时总是用姓的第一个字母；她习惯于称呼她自己的丈夫为“S先生”。
“我了解，”培马塞利说。
“现在我的洗碟机至少在五年以前就过时了。打从我来到这儿起，每年都对我说明年给我换新的。到了明年，洗碟机在哪儿？结果又要等十二个月。
这不行，T先生。这干脆不行。”
斯特朗把她管的东西部叫“我的”。塔马塞利不反对这一点，他反对的是希尔达·斯特朗除去关心她自己的事以外，其他一切问题都不予考虑。他预备把还只一两个星期以前他们谈过的道理全部重复一遍。
“没有问题，斯特朗夫人，洗碟机终归要换的，我了解厨房的问题。可是洗碟机是大机器，价钱很贵。你记得上次我们计算大约得花一万一千美元，包括改装热水系统。”
斯特朗夫人往桌子旁一靠，她那肥大的乳房把桌子上的一个文件盘拱到了一边。“你越不买，价钱越涨得高。”
“唉，那我也知道。”医院的一切费用都在涨价，塔马塞利一天到晚都在处理这类问题。他说：“可是目前医院的器材添置费特别紧。大楼的扩建当然也是个原因。问题是得有个轻重缓急。医疗器械得放在前边。”
“如果你的病人没有干净的碟子吃饭，光有医疗器材有什么用？”
“斯特朗夫人，”他坚定地说，“情况不是那么严重，这你我都清楚。”
“没那么严重也差不了多少。”营养主任又往前一趴，文件盘子又移动了一下位置，哈里·塔马塞利希望她别再把她的乳房放在他的桌上。她接着说：“最近整批整批的碟子洗过以后还是脏的。我们尽量作了检查，可是遇着忙的时候，有时是来不及的。”
“对，我理解。”他说。
“我担心的是怕感染，T先生。最近医院职工当中有不少患肠道感染的。
一发生这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