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求恩的灵堂里，排放着白求恩致聂荣臻的遗书。在这份遗嘱中，白求恩写道，他最珍爱三样物品：一件是一架从延安带来的放大机，把它赠送给司令部摄影科；还有一件是一架行军床，指定送给聂荣臻司令；还有就是“照相机给沙飞”。
1940年1月5日，白求恩的遗体安放仪式和追悼大会在河北唐县军城举行。当日，漫山遍野站满了前来为白求恩大夫做最后告别的人们，万人恸哭，非常感人。沙飞也赶到现场进行了拍摄。
为了纪念白求恩，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被命名为白求恩卫生学校，卫校附属医院被命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白求恩为八路军培养了许多医务人才，而白求恩卫校和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在抗战时集中了一大批当时的精英，如留学日本的病理学博士殷希彭、内科专家陈淇园、微生物学教授刘璞、印度援华医疗专家柯棣华等等，他们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沙飞为白求恩卫校和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留下了不少珍贵的照片。
1940年11月，沙飞在唐县军城举办了“纪念我们的国际朋友白求恩摄影展览”，展出了沙飞、吴印咸、罗光达等人拍摄的白求恩照片50幅。还展出了白求恩的作品28幅。
在1942年7月7日出版的《晋察冀画报》创刊号上，沙飞精心编辑了一组“纪念国际反法西斯伟大战士诺尔曼？白求恩博士”的专题摄影报道，表达了中国人民对白求恩的缅怀之情，也表达了他对异国战友的深切怀念。当时放大照片用的就是白求恩送的放大机。
1945年4月，《晋察冀画报》第八期登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专刊，10幅照片全部是由沙飞拍摄的。
白求恩赠送给沙飞的那台莱丁娜相机，沙飞一直带在身边，当作心肝宝贝一样。用这架照相机，沙飞在以后的日子里拍摄了许多非常重要的照片，去继续实现白求恩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遗愿，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影像资料。沙飞带着这架照相机，一直到生命的终结。
沙飞去世之后，白求恩赠送的照相机由其长子保存。1958年，沙飞家人将该照相机捐赠给成立不久的中国摄影学会。
part 4文艺界的战友们（1）
1937年12月11日，与沙飞负责的《抗敌报》同一天在阜平成立的，还有“抗敌剧社”。这个剧社，最初称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队，并与《抗敌报》一样得到军区首长聂荣臻的亲切关怀。宣传队演出一些红军舞蹈、抗战歌曲等比较简单的节目，以配合作战和发动群众等中心任务。当一批批知识分子从大城市奔赴延安和边区后，宣传队也陆续迎来了刘佳、胡可、丁里、杜烽、郑红羽和女演员胡朋、陈剑戈、陈群等，演出的节目丰富了，演出的水平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并可以演出多幕话剧，抗敌剧社才算名符其实。
当时，活跃在边区的文艺社团还有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它早于抗敌剧社，于1937年8月在延安成立，负责人是女作家丁玲。他们从延安出发奔赴陕西西安，沿途广泛开展演出等活动，宣传抗日救国思想。1938年11月，中共中央派周巍峙带领西战团到晋察冀边区开展工作。1940年1月，西战团也成立了儿童演剧队，儿童队的任务是通过文艺宣传把边区儿童动员组织起来，参加抗日工作。这些小文艺兵经常的任务就是唱歌、跳舞、写诗、写散文、刷标语、撒传单，走到哪里，就把抗日的道理宣传到哪里。
“我们的革命根据地不仅在政治上是最光明的地方，在文化上也应该是最先进的地方。”聂荣臻的这些话对沙飞的触动很大。报社和剧社相距并不远，每当剧社组织演出时，沙飞常常去为演员们拍摄一些剧照。
这一时期，“抗敌剧社”演出了自编自演的《松花江上》、《张家店》、《美人计》、《顺民》、《林中口哨》、《溪涧与洪流》及舒同主任亲自编写的《警觉》等戏剧，并与西战团、华北联大文工团等合作演出《雷雨》、《白毛女》等。特别是1941年初，抗敌剧社和华北联大文工团、西北战地服务团联合演出苏联大型话剧《母亲》。这一剧目对八路军指战员起到了很大的教育作用。演员们将剧中人物表现得惟妙惟肖，将剧情演绎得入木三分。聂荣臻司令员观看后，不仅接见了剧组，还在会餐的时候，特地向导演崔嵬、丁里、胡苏、汪洋、饰演主角的胡朋以及所有的演职员敬酒，表示感谢。聂司令员称赞他们演了一出有很大教育意义的戏剧，并重申武装斗争与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文化加军事加政治就等于革命军队的战斗力。
次年初，针对八路军中大多数同志都是农民出身，只了解地主，不了解资本家．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城市情况更不熟悉的情况，应基层指战员的要求，剧社开始紧张排练曹禺的话剧《日出》。
仅仅经过三天的排练，演员们就把这出话剧搬上了舞台。演出的那一天，漫天飘舞着雪花，天寒地冻。搭在雪地里的帐篷舞台，四周挖着一条燃着炭火的土沟，以便为穿着单薄衣服和旗袍的演员驱寒。聂荣臻兴致勃勃地坐在台下，边烤火边朝准备演出的演员们喊道：“加炭火呀！喝酒哇！”1940年就任政治部代主任的朱良才赶紧给演员们发酒，好让每个人呷上几口酒，脱去披着的棉衣上台。虽然演出服装是麻袋布和纱布所做，剧中的沙发是驴驮子翻过来塞上背包改装的，布景也是土法上马搞出来的，但是演出很成功。3个多小时的演出，使身处敌后的人们大开眼界，热烈的掌声在冬夜的原野里经久不息。
沙飞虽被剧情深深地吸引着，但他仍没有忘记自己手中的照相机，不时地按动快门，为剧社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即使是平时，沙飞也喜欢到抗敌剧社为演员们拍一些排练和生活的照片。
1942年底，沙飞带着从冀东过来的雷烨来到抗敌剧社，并为雷烨与田华拍摄了一张合影。当时，沙飞说什么也不会想到，这张照片会成为雷烨的遗照和田华永远的追忆。
那是一个山寒水瘦的小村落，敌人冒死地侵入，战斗迫在眉睫。1943年4月20日，浓眉大眼、英俊，能写、能摄影的冀东军区宣传科长雷烨搞完案头工作，带领2名警卫员到晋察冀画报社驻地—— 曹家庄去取秘密文件，发现敌人要来扫荡，报社催他赶快撤离。他们3人早晨撤出曹家庄，走到该村北边一个叫南段峪的小村子，没想到遭到敌人突然袭击，竟然与日寇狭路相逢。“砰砰砰……”一时枪声大作、人吼马嘶，小山村已被日本鬼子和伪军铁桶般包围起来。
part 4文艺界的战友们（2）
当时情况万分紧急，雷烨立即和警卫员临时转移，想方设法一同突出重围。因为人地生疏，情况不明，孤力无援，最后在南段峪村山谷被敌人团团包围起来。
雷烨用手枪朝冲上山坡的敌人不住射击。终因寡不敌众，身上受伤多处，鲜血直淌。
身上的子弹全部打完了，再也难以逃脱敌人的魔掌，得赶紧做好最后的准备。眼看敌人已一步步向他逼近，于是他迅速把身上携带的文件全部撕毁，把心爱的照相机、自来水笔和望远镜忍痛砸碎，不让敌人拿到任何一点有价值的东西。
枪膛里只有一颗子弹了。敌人已疯狂扑到他身边。这时，他从容地举起手枪，对准自己的头颅，为了保全崇高的革命气节和一个中国人的尊严，让最后的子弹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
敌人狞笑着扑过来，一无所获而颓丧地低下卑贱的头颅，脸上有的是深深的失望。他们再一次看到了中国男儿之不可辱，尤其是中国革命的文化工作者永远不可辱的巍昂气节。
了解这个情况后，沙飞怀着悲痛，在《晋察冀画报》上刊发了一组雷烨拍摄的照片来纪念这位战友。他怎能忘记1942年底 ，战地摄影记者雷烨作为冀东军分区代表到晋察冀边区参加第一届参议会，并带着自己几年来拍摄的照片和底片，与沙飞见了面。当看到雷烨拍的冀东的照片时，沙飞高兴得不得了，当时他也曾多么想去冀热辽啊……
沙飞很喜欢田华这个大眼睛的小姑娘，但这仅仅是大哥哥对小妹妹的那种关爱。不久，沙飞又给田华拍摄了那张坐在阜平大沙河边上的照片，并成为田华的经典照片被广泛流传。
几十年后，田华追忆沙飞时，仍然觉得沙飞有才，勇敢，是好人，不管对错，他敢说、敢做。沙飞出事后，政治部给田华她们念文件，女孩子们都难过得哭起来。
原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汪洋与沙飞是老战友、好朋友，他们相识在战斗频繁的晋察冀军区。
1938年“延安文艺工作第一队”由刘白羽同志带队，欧阳山尊、金肇野、林彬和汪洋一行五个人到晋察冀军区。此行有两个任务，一方面到敌后体验生活，了解军民斗争情况，同时还陪同美国驻华使馆海军武官卡尔逊第二次到华北敌后了解人民抗日斗争的情况。
第二年，汪洋随抗大二分校又回晋察冀，到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工作，沙飞正好在政治部负责画报社的工作。他们住得比较近，经常往来，无话不谈。无论对剧社的工作或汪洋个人的情况，沙飞都很关心。剧社每排一部新剧，沙飞都抽时间来给他们拍剧照。虽然历经日寇几次“扫荡”，不少资料被敌人烧毁，但在解放后，抗敌剧社（后来的华北文工团、战友文工团）搞了几次纪念活动，展出照片大多还是出自沙飞之手。
沙飞从不满足已获得的成绩。沙飞和汪洋只要一见面，就常常为未来的事业而精神振奋，热血沸腾。这时的沙飞好像变了一个人，他谈得最多的是摄影画报如何发展成为彩色的。在艰苦的环境中，没有机械，更谈不上电气化，一切靠人的双手才出了黑白色的画报，这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而他却想着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