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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七十年代》这本书已经参与了这些提问和讨论，尽管此书其实是一本回忆文字的集合。以历史记忆进入这类思考和讨论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让我们的讨论有一个历史的维度，有历史的纵深。不过，本书提供的历史记忆是很有限的，甚至也可以说是相当狭窄的，因为涉及知识分子的历史太广了，其中有的，已经形成某种记录，但还有更多的，至今还沉睡在记忆之海的海底，有待搜寻，有待打捞。
最后要说明的一点是，参与本书写作的作者，主要都来自知识界和文化界，这一方面是由于一本书需要一个立意，一个主题，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有些不得已。这个不得已使本书有着难以避免的严重的缺陷。既然编辑此书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想强调历史记忆的重要，那么，有能力也有权利参与这记忆的决不应该只限于那些拥有发言权的社会阶层，“昨天”不能为哪一个群体独占。在“昨天”成长和生活过的人千千万万，里面既有文化人和知识分子，还有广大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其中一定有很多人愿意拿起笔来写作，让昨天在记忆里复活，让今天和昨天对话。如果我们能这样做，相信在文字中呈现的思想和画面很可能和本书十分不同，也许那是一个很不同的“七十年代”，也许他们的历史记忆使我们对昨天有完全不一样的认识。
开始编辑此书的时候，我们曾经设想过扩大作者的范围，也做过一些努力，但是很快发现能力有限，就放弃了。不过，我们仍然没有死心，就在此书出版之际，我们还有一种期望，假如能获得一种支持，让我们有能力放大这书的规模，编成多卷本，比如八卷本或是十卷本，那就有可能梦想成真。
应该还说一下，本书的文章分别都在《今天》2008年秋季号和冬季号上作为“七十年代专刊”发表过，现在又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分别出版繁体字和简体字两种版本，以尽可能让更多的读者读到。至于我们编辑这本书的种种想法是否能够得到清晰的表达，那只能全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2008年11月18日
徐冰：愚昧作为一种养料（1）
1955年生于重庆，长在北京。1977年入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1981年毕业留校任教。1990年移居美国。2007年回国就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作品曾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伦敦大英博物馆、法国卢浮宫博物馆、纽约现代美术馆等艺术机构展出。1999年获得美国文化界最高奖——麦克阿瑟天才奖。2003年获得第十四届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2004年获得首届威尔士国际视觉艺术奖（Artes？Mundi）。2006年获全美版画家协会“版画艺术终身成就奖”。被《美国艺术》杂志评为15名国际艺术界年度最受瞩目人物。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七十年代，谈我的七十年代，只能谈我愚昧的历史。比起“无名”、《今天》和“星星”这帮人，我真是觉悟得太晚了。事实上，我在心里对这些人一直带着一种很深的敬意。因为一谈到学画的历史，我总习惯把那时期的我与这些人做比较，越发不明白，自己当时怎么就那么不开窍。北岛、克平他们在“西单*墙”、在美术馆外搞革命时，我完全沉浸在美院教室画石膏的兴奋中。现在想来，不可思议的是，我那时只是一个行为上关注新事件的人；从北大三角地、西单*墙、北海公园的“星星美展”和文化宫的“四月影会”，到高行健的人艺小剧场，我都亲历过，但只是一个观看者。“四五运动”，别人在天安门广场抄诗、宣讲，我却在人堆里画速写，我以为这是艺术家应该做的事。比如黄镇（注：老红军，长征途中画了大量写生，成为中国革命史料珍贵文献，曾任中国驻法大使、文化部长）参加长征，我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可他在长征途中画了大量写生，记录了事情的过程，我就觉得这人了不起，他活得比别人多了一个角色。我对这些事件的旁观身份的“在场”，就像我对待那时美院的讲座一样，每个都不漏掉。
记得有一次我去“观看”《今天》在八一湖搞的诗歌朗诵会。我挤在讨论的人群中，我离被围堵的“青年领袖”越来越近。由于当时不认识他们，记不清到底是谁了，好像长得有点像黄锐。他看到我，眼光停在我身上，戛然停止宏论。我尴尬，低头看自己，原来自己戴着中央美院的校徽。入美院不久，教务处不知从哪找到了一堆校徽，绿底白字，景泰蓝磨制，在那时真是一件稀罕的宝物。我们在校内戴一戴，大部分人出校门就摘掉。我意识到那天出门时忘了摘，我马上退出去，摘掉校徽，又去看其他人堆里在谈什么。
这个对视的瞬间，可以说是那时两类学画青年——有机会获得正统训练的与在野画家之间的默许。我既得意于自己成为美院的学生，在崇高的画室里研习欧洲经典石膏，又羡慕那些《青春之歌》式的青年领袖。但我也相信，他们一定也会在革命之余，找来石膏画一画，也曾试着获得学院的机会。应该说这两条路线（觉悟和愚昧）在当时都具有积极的内容。
现在看来，我走的基本是一条愚昧路线，这与我的环境有关。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个个都如此。他们还不如我，一定没有去过*墙。这是一个北大子弟的圈子，这些孩子老实本分情有可原，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是家里没问题的；不是走资派，就是反动学术权威，要不就是父母家人在反右时就“自绝于人民”的，有些人上辈是地主、资本家什么的，或者就是有海外关系的特务。所以，我的同学中不是缺爹的就是缺妈的，或者就是姐姐成了神经病的（在那个年代，家里老大是姐姐的，成神经病的特别多，真怪了！也许是姐姐懂事早压力大的原因）。这些同学后来出国的多，我在异国街头遇到过四个老同学；纽约三个，曼彻斯特一个。这四人中，有两个是爸爸自杀的，另两个的大姐至今还在精神病院。（谢天谢地，我家人的神经基因比较健全，挺过来了。）
徐冰：愚昧作为一种养料（2）
我们这些家庭有问题的孩子，笼罩在天生给革命事业造成麻烦的愧疚中。家里是这样只能认了，偏偏我们的老师也属这一类。北大附中的老师，不少是反右时差点被划成右派的年轻教员，犯了错误，被贬到附中教书。这些老师的共性是：高智商，有学问，爱思索，认真较劲儿。聪明加上教训，使得他们潜意识中，总有要向正确路线靠拢的警觉与习惯。这一点，很容易被我们这些“可教育好的子女”吸取。结果是，老师和同学比着看谁更正确。血缘的污点谁也没办法，能做的就是比别人更努力，更有奉献精神，以证明自己是个有用的人。打死你也不敢有“红五类”或当时还没有被打倒的干部子弟的那种潇洒，我们之中没有一个玩世不恭的，这成了我们的性格。
插队
1972年*复职，一小部分人恢复上高中。由于北大附中需要一个会美工的人，就把我留下上高中。*的路线是想恢复前北大校长陆平搞的三级火箭——北大附小→北大附中→北大附中高中→北大。但没过多久，说邓搞复辟，又被打下去。高中毕业时，北大附中、清华附中、123中的红卫兵给团中央写信，要求与工农画等号，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此信发在光明日报》上（后来才知道这是团中央某人授意的），形成了最后一个上山下乡的小高潮。我们选择了北京最穷的县、最穷的公社去插队。由于感激学校留我上高中，我比初中时更加倍为学校工作，长期熬夜，身体已经很差了——失眠、头疼、低烧。只好把战友们送走了，自己在家养病。半年后似乎没事了，办了手续，去找那些同学。我被分到收粮沟村，两男三女，算是村里的知青户。
这地方是塞北山区，很穷。那年村里没收成，就把国家给知青的安家费分了，把猪场的房子给我们住。房子被猪圈包围着，两个大锅烧饭和熬猪食共用。这房子很旧，到处都是老鼠洞，外面一刮风，土就从洞中吹起来。深山高寒，取暖就靠烧饭后的一点儿炭灰，取出来放在一个泥盆里。每次取水需要先费力气在水缸里破冰；至少有一寸厚。冬天出工晚，有时我出工前还临一页《曹全碑》，毛笔和纸会冻在一起。
我是3月份到的，冬天还没过，这房子冷得没法住，我和另一个男知青小任搬到孙书记家。他家只有一个大炕，所有人都睡在上面。我是客人被安排在炕头，小任挨着我，接下去依次是老孙、老孙媳妇、大儿子、二儿子、大闺女、二闺女，炕尾是个弱智的哑巴。这地方穷，很少有外面的姑娘愿意来这里；近亲繁殖，有先天智障的人就多。这地方要我看，有点像母系社会，家庭以女性为主轴，一家需要两个男人来维持，不是为别的，就是因为穷的关系。再偏僻也是共产党的天下，一夫一妻制，但实际上有些家庭是：一个女人除了一个丈夫外，还有另一个男人。女人管着两个男劳力的工本，这是公开的。如果哪位好心人要给光棍介绍对象，女主人就会在村里骂上一天：“哪个没良心的，我死了还有我女儿呐……”好心人被骂得实在觉得冤枉，就会出来对骂一阵。如果谁家自留地丢了个瓜什么的，也会用这招把偷瓜的找出来。
村里有大奶奶、二奶奶、三奶奶、四奶奶，我好长时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在一个光棍家住了一个冬天，才知道了村里好多事。收粮沟村虽然穷，但从名字上能看出，总比“沙梁子”、“耗眼梁”这些村子还强点儿。收粮沟过去有个地主，土改时被民兵弄到山沟用石头砸死了，土地、房子和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