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传- 第4节

　　“为什么要我搬走？”房客不解。

　　“我女儿根娣要结婚了，要把前屋作新房。”崔崇岭用一口苏北话答道。

　　经崔崇岭这么一说，那房客当然不能不搬。

　　就在那房客搬走之后，崔根娣领着一个小伙子前来打扫前屋。那小伙子倒长得眉清目秀。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从口音里听得出是北方人。进进出出，他总是穿一件没有领章、肩章的军装，一望而知是个复员军人。然而，军服肩上有一根挂肩章用的布条，这小小的布条表明他退伍之前是个军官——因为自从一九五五年国庆节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只有军官的双肩上才“扛”着肩章。

　　小伙子姓王，名洪文，人们都喊他“小王”。其实，他没有当过军官。一九五六年，当他从部队到南京参加军事集训的时候，每个学员可以置一套解放军战士服，他却想方设法买到了一套军官服。虽然他从未“扛”过肩章，但是肩上那根小小的布条似乎使他的“官瘾”得到小小的满足。

　　就在一九五六年，二十一岁的王洪文复员了。这个东北长春人，被分配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作。

　　他穿着那身刚买到的军官服，手里拿着复员军人证件和党组织转关系的介绍信，踌躇满志，跨入上海国棉十七厂那颇有气派的大门。他想，凭着自己是复员军人、党员，在这个工厂里弄个官儿当当，那是不在话下的。

　　报到之后，他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单身宿舍里住了下来，等待着分配工作的好消息。

　　他在厂部办公楼里上上下下转了一下。到底是大厂，整整一座办公楼，每个房间都塞满了办公桌。他在盘算着，他的未来的办公桌，该安在哪个房间里？他注意到，每个办公室的窗是宽敞的、明亮的，金色的阳光投撒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上，绿树在窗外轻轻摇晃，树上不时传来清脆的乌叫声……如果沏上一杯清茶，点上一枝香烟，坐在舒软的椅子上，翻翻报纸，看点公文，未来的日子春风得意，轻逸畅快是不言而喻的。

　　好梦竟未能做成。完全出乎意料，厂里分配他到该厂的第二纺织工厂当保全工！

　　当工人？！工洪文走进嘈杂的车间，心凉了半截。美丽的幻想顿时泯灭。对于纺纱机、织布机一窍不通的他，如今要做保全工，简直是重敲锣鼓另开张！

　　在他的心中，埋下了对厂党委不满的种子。

　　他不得不脱下心爱的军官服，穿上蓝色工作服，成天价跟满是油泥的纺织机打交道。

　　“闲茶闷酒无聊烟。”郁郁不得志的王洪文，上班不高烟，下班不离酒。

　　“你好好学。不懂，我教你，包你学会。”他的师傅是个厚道的老工人，以为王洪文所苦闷的是不懂技术。

　　王洪文缄默不语，坐在用废旧梭子做成的椅子上，仰天长叹。

　　“你不要叹气。我教过好多徒弟。他们一进厂，也是什么技术都不懂的。如今，都成了老师傅了。只要你肯学，我一定教会你。”苦口婆心，师傅再三相劝。

　　王洪文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才说道：“师傅，谢谢你的好意。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不想吃技术饭，我想吃政治饭！”

　　王洪文眼巴巴地盯着党支部书记的位子。他想“吃政治饭”，一旦当上支部书记，就可以脱产，可以不干保全工。凭着他能说会道，“吃政治饭”比“吃技术饭”

　　有出息得多。

　　非常遗憾，党支部改选的时候，他只被选为支部委员，而支部委员是不脱产的。

　　唉，他还得干那又脏又累的保全工。

　　他成了个“阿混”。他没心思学技术，混一天算一天。

　　不满。苦闷。无聊。下班之后，要么一盘接一盘地用“车、马、炮”打发时光，要么困大觉。

　　他，谈起恋爱来了。他模样儿俊俏，倒也颇招姑娘们的青睐。

　　他初恋的对象是小Z。小Z的父亲也是在国棉十七厂工作。小Z在民办托儿所里当保育员。

　　谈了一阵子，由于小Z父母觉得王洪文太浮，反对这门婚事，吹了。

　　在跟小Z谈恋爱的时候，王洪文常常去那民办托儿所，结识了另一位保育员——

　　崔根娣。

　　王洪文跟小Z吹了，便跟崔根娣好上了。虽然崔根娣的母亲对未来的女婿并不太满意，在背地里用苏北话骂他“小侉子”。不过，他跟崔根娣的恋爱越来越火热，木已成舟了。

　　定海路一九四号那十平方米的前屋，成了王洪文的新房。

　　王洪文每月工资六十四元，崔根梯每月收入二十四元，双方都还负担着长辈，经济上不宽裕。新房很简单：一只老式五斗橱，一只被头箱，一张木板床。

　　王洪文把铺盖卷从单人宿舍里扛出来。从此，他总算在上海安家落户了。

　　当过五年半的兵

　　一个小脚女人出现在定海路崔家小屋。

　　她一口东北口音，长得颇为清秀。听说儿子王洪文已在上海成家，特地从长春赶来探望。

　　她生了一个女儿之后，一连生了三个儿子，王洪文是她的长子。

　　一九三五年，当王洪文在长春郊区出生，飘扬在那里的已不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而是“红蓝黑白满地黄”的“满洲国”的五色国旗。长春成了“满洲国”的“首都”，改名为“新京”。

　　一贯道在“满洲国”盛行。一贯道原为“中华道德慈善会”，后来张光壁成为该会的“师尊”之后，取《论语》中“吾道一以贯之”而改称一贯道。自从张光壁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一贯道的势力就在“满洲国”蔓延开来。那个小脚女人和她的丈夫，成了一贯道的门徒。

　　王洪文十多岁的时候，父亲病死。在农村，她拉扯着四个孩子，日子过得十分艰难。王洪文常常去钓鱼，给家里增加点活鲜菜肴。

　　解放后，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六岁的王洪文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久，他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来到朝鲜战场。先是当警卫员，后来在某师通信科当通信员。

　　爱睡懒觉。爱游山玩水。爱下河摸鱼。松松垮垮、散散漫漫的王洪文，在部队点名时，受到机关协理员的批评，他却当场跟协理员吵开来了，显露了他的“造反”

　　精神。……

　　当年跟他在一个部队的战士回忆道：

　　“一次，领导派他去电台送命令，他怕路上遇到敌人，竟赖着不去。又有一次，部队机关在一个山沟里遭到敌人炮击，他不顾首长和机关的安全，炮声一响就吓得不知躲到哪里去了。五次战役后，美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失败的命运，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细菌战。一次，机关驻地落下了一些带菌物，广大干部战士都忙着打扫、清洗，而王洪文却怕沾染，不参加打扫，后来看到大家清洗干净了，才装模作样赶到现场……”

　　面对着震耳的炮火和弥漫的硝烟，王洪文不愿当通信员，却向领导提出要到乐队去吹喇叭……

　　总算离开了朝鲜战场，回国当个“和平兵”。没有生与死的考验，没有爬冰卧雪的艰难，在和平的日子里，凭着能说会道，王洪文显得十分“进步”。他，居然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是他当兵五年半中最大的“收获”，成为他日后政治生涯中的重要“资本”。

　　虽说复员之后没有当上“官”，但毕竟分配在人人羡慕的上海滩；虽说小屋那么简陋，但毕竟有了自己的家。

　　母亲风尘仆仆，千里而来，本想享享儿子的福。可是，小小的十平方米，怎能容三人同屋长住？

　　她离去了，还是回长春老家。

　　“娘，等以后我出了头，一定接你来享清福！”在上海北站的月台上，王洪安对即将离别的母亲，说出了这句话。

　　遗憾的是，他在车间里还是“工”字不出头。他不愿吃“技术饭”，依然胡混着。干了几年保全工，论技术，他还是原地踏步在学徒水平。

　　在崇明打鸟、钓鱼、捉蟹

　　混着，混着。一次意想不到的工作调动，使王洪文差一点气炸了肺：

　　那是在一九六○年，我们年轻的共和国从“大跃进”的狂热中，跌入了以后三年困难时期。棉花减产，原棉供应不足，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生产萎缩了，人浮于事。

　　也就在这个时候，为了扩大农业生产，上海组织了十万围垦大军，奔赴崇明岛。

　　崇明岛是上海所辖的十个郊县之一，称崇明县。对于上海来说，那是一个最远僻的郊县，上海的“西伯利亚”。

　　崇明岛位于长江出口处，号称中国第三大岛、第一沙岛。黄浊的长江挟带着大量泥沙，不断沉积在崇明岛的东西两端和北岸。宽阔的滩涂，舒平而肥沃，成了一大片待开垦的处女地。

　　上海市政府决定在崇明岛拦洪筑坝，围堤造田，从各单位抽调了十万人前往。

　　上海国棉十七厂正面临着生产淡季，开工不足，于是抽调一批干部、工人，参加围垦大军。

　　在围垦人员名单之中，有王洪文。

　　王洪文闻讯，火冒三丈。在他看来，那是厂党委存心跟他过不去：如今，他连保全工都当不成，要到崇明去种田！

　　那个恨，那个气，王洪文连眼睛都迸射出火星。他想，他是个党员，是个复员军人，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

　　吵呀，闹呀，无济于事。一九六○年十月五日，王洪文只得踏上驶在崇明岛的轮船，离开了他的定海路小屋。

　　虽说刚到崇明的时候，他常常蒙头睡闷觉，终日脸上无笑，扳着手指数着离回沪休假还有几天，可是日子一久，他倒随遇而安，在郁郁寡欢中找到了欢乐：那里的河，有的是鱼，是钓鱼的好地方；那里的海滩，有的是螃蟹，一趟抓个半铅桶，用蟹下酒，美不胜收！

　　崇明蟹，又肥又大，向来是上海市场上的抢手货。眼下，芦苇丛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