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首都碧空万里，灿烂的阳光普照全城。当太阳从东方地平线上喷出万道霞光的时候，英姿焕发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们，高举红旗和毛主席像，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天安门广场，汇集到和广场相连结的宽广大道上。小将们人人手持闪着红光的《毛主席语录》，整个队伍绵延达五十华里，结成了一条极其壮观的红色巨流。
小将们一遍一遍地朗读毛主席语录……
中午十二时五十分，庄严的《东方红》乐曲声响起来了，人们日夜盼望的最幸福的时刻来到了！
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中央其他负责同志……
分乘九辆敞篷汽车，来到了广大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中间。这时，天安门广场和宽广的大道上，激起无比欢腾的声浪。千万双手臂挥舞红光闪闪的《毛主席语录》，千万双眼睛迎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震响云霄。
当毛主席乘着敞篷汽车从革命师生的队伍面前驶过以后，许多学生赶紧打开《毛主席语录》，在扉页上写下了同样的语言：“十月十八日下午一时十分，是我一生中最最幸福、最最难忘的时刻，我见到了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毛主席。”
夹杂在红卫兵队伍中的王洪文，也激情似沸。当年的他，也是千千万万个毛泽东的虔诚的崇拜者中的一个。
他和红卫兵一样，在“红宝书”的扉页上写道：“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八日下午一时二十分，我在北京和平街上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身着军装，站在敞篷车上，离我只有十五公尺。这是我一生中永远难忘的最最幸福的时刻！”
在见到毛泽东之后，王洪文跟着红卫兵们冲向电报局，排起长长的队伍。他学着当时的最流行的做法，给留在上海的“誓死队”队员发去电报：“我在十八日下午一时二十分见到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
成为“永忠队”头头
“十天北京行，胜读十年书。”从十月十四日到十月二十四日，王洪文在北京度过那十天，一下子接受了那么多最新信息，顿时大大提高了“政治觉悟”。
背着一大包中央首长讲话传单，笔记本上记满北京大字报摘录，王洪文带领十四名“誓死队”队员，挤上南去的列车。
十月二十五日晚上八时，王洪文出现在上海北站月台，受到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派们的热烈欢迎。王洪文选择这一时刻返回上海，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因为十月二十六日是星期三，厂休日，便于召集造反派开会，传达北京之行的“收获”。
王洪文一见到留守上海的“誓死队”队员，便急切地问厂里的近况。哦，他离厂才十天，厂里发生了两桩大事：
由于“誓死队”的主力前往北京，厂里的造反派重新组合，在十八日拉起了一支新的战斗队，名曰“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选举了新头头。这支战斗队简称“永忠队”。许多“誓死队”队员加入了“永忠队”。
“永忠队”的成立，促使厂里保工作队的工人们也成立自己的组织。十月二十四日，上海国棉十七厂“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在一片锣鼓声中宣告诞生，人们简称之为“捍卫会”。在“捍卫会”成立大会上，工作队队长施惠珍上台讲话，表示祝贺。
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人，已明显地分裂为对立的两大派。一派宣称“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一派宣称“捍卫毛泽东思想”，可是一见面便吹胡子、瞪眼睛……
情况紧急，王洪文顾不上回家，马上带领手下的核心成员，直奔强玲英家中，连夜开会。因为“永忠队”的成立，显然架空了王洪文，大大削弱了“誓死队”，这不能不使王洪文焦急万分。
“我建议，明天下午召开‘誓死队’、‘永忠队’全体会议。”王洪文说道，“造反派本身，不能分为两支队伍。这样会影响造反派内部的团结。‘誓死队’和‘永忠队’应当合并……”
“永忠队”的头头，答应了。
第二天下午，“誓死队”、“永忠队”聚集在复兴岛公园。
“团结才有力量。团结就是力量。我们的目标完全一致——造厂党委的反，造工作队的反。我们应当团结。‘誓死’和‘永忠’应当合并，捏成一个拳头打出去，这样才有力量……”王洪文富有鼓动性的话，赢得了一片掌声。
“誓死队”和“永忠队”当场宣布合而为一。合并后，鉴于“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战斗队”的名字实在太罗嗦，绝大多数队员赞成用“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这一名称。虽然王洪文仍欣赏他的“誓死队”，到了这时也不再坚持了——因为重要的是他已达到了目的，他被公推为新的“永忠队”的头头。
从此，他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领袖”。
当选为头头之后，王洪文便从挎包中掏出刚从北京带来的传单。在他的眼里，这些传单仿佛成了中央文件似的。他不时地引述着传单上的话，那模样，如同引述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一般：
“毛主席说过，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应当统统驱逐之。”
“康老（引者注：当时对康生的流行的称呼）说过，‘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派’。”
“陈伯达同志指出，工作组是障碍物。”
“江青同志在批判工作组时指出，要甩掉保姆，踢开绊脚石，自己解放自己，彻底革命。”
真个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到北京去了十天，王洪文的水平仿佛猛然提高了。他接着说道：
“在北京，工作组早已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可是，在我们厂，还是工作队的天下。老保们成立‘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其实是‘捍卫工作队委员会’！今天，我们成立‘永忠队’，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赶走工作队！”
王洪文一边说着，一边挥舞着拳头。他的讲话，马上成为“永忠队”的行动指南。
王洪文当即定下一系列炮轰工作队的计划。
王洪文从北京回来才一天多，上海国棉十七厂里的火药味骤然变浓了。
十月二十七日凌晨三时，“永忠队”便出动了。队员们手提浆糊桶，在厂的南、北大门口，都刷上大字标语，每一个字都有乒乓球桌面那么大：“火烧施惠珍，炮轰工作队！”
在杨树浦路上，他们也刷出一条条大字标语：“彻底打倒以施惠珍为首的市委工作队执行资反路线！”
每条大字标语末尾，都写着：“上海国棉十七厂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
上午八时，当施惠珍刚刚来到工作队办公室，马上被一群“永忠队”队员包围。
他们手中拿着《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宣言》，要求施惠珍签字，然后由厂广播台广播。
施惠珍拒绝了。“永忠队”的队员们呼喊着口号：“打倒工作队！”“打倒施惠珍！”。顿时，施惠珍成了批斗对象。“永忠队”队员们你一言、我一语，斥骂着施惠珍。直到“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的工人们闻声赶来，这才使施惠珍解围。
这时，王洪文进厂了。他一出现在厂门口，又陷入了“捍卫会”的包围之中。
“捍卫会”的工人们质问王洪文：这些人为什么不上班？溜到哪里去了？廖祖康闻讯，带着技校的“革到底”战斗队杀入重围，救出王洪文……
上海国棉十七厂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当天夜里，乘着“捍卫会”工人下班回家，“永忠队”在王洪文指挥下，发动了突然袭击：闯进工作队办公室，抢走材料，查封工作队的抽斗……
斗争，日紧一日：
十月二十九日，“永忠队”在厂最高处刷出大幅对联——“大炮轰走施惠珍其人，材料烧尽工作队威信”，横批是“SOS”。
“捍卫会”奋起反击，也来个“上纲上线”，指着“永忠队”说：“‘SOS’，是向外国人求援的信号。你们写上‘SOS’，是叛国行为！”
于是，五、六百人簇拥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大门口，就“SOS”展开大辩论。
行人们驻足围观，上千人挤在那里，使杨树浦路交通阻断，震动了杨树浦工厂区。
十一月一日，“永忠队”贴出了《工作队十大罪状》大字报，刷出“工作队靠边站”大字标语。
十一月四日，“永忠队”强占厂里“大字报管委会”办公室，夺走所有大字报底稿。紧接着，又强占厂广播台。施惠珍赶往广播台，受到“永忠队”的围攻，被“捍卫会”越窗救出。施惠珍刚刚离开那里，全厂的广播喇叭里，响起了《“永忠队”通令》：“从今天起，工作队靠边……”
从北京回来一个多星期，王洪文领导着“永忠队”大闹上海国棉十七厂。他说：
“我到北京见了世面，再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他，不光把上海国棉十七厂搅得天翻地覆，而且开始冲出厂门，杀向社会了……
第四章 当上“造反司令”
结识王秀珍
上海延安西路二○○号，幽雅的会场，西式的小楼。在那里高悬多年的“文艺会堂”四个大字，已被红卫兵用铁锤敲得粉碎，罪名是“文艺会堂”即“裴多菲俱乐部”。虽说裴多菲是匈牙利著名诗人，而“裴多菲俱乐部”的名声却不妙，几乎成了“反革命”的同义语，诚如毛泽东在那关于文艺界的著名批示中所说：中国文艺界的协会差不多“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由于那里地处市中心，在“文革”初期，成了中共上海市委接待站的所在地。
那里的墙壁，几乎没有一块是空着的，贴满了各种各样的“北京消息”、“最新动态”之类大字报和传单。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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