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学校师生，父亲非常关心爱护，遇有意外情况，总挺身而出，承担责任。1930年2月，教师王灵轩给学生出了《一个农民的血泪语》和《我的政治观》两个作文题，学生还到街头演出话剧《卖贡柜》。新蔡县长刘鸿采说这是“共产党赤化教育”，率警备队逮捕了校长阎瀚生和学生燕寿松等十八人。这些学生里有共产党。
父亲闻讯后立即赶到县府，找县长抗议。他说：“捕风捉影是军阀主义作风。这学校是我办的，教师是我请的，学生是我教的，有什么问题，由我任芝铭负责。”据理保释被抓的学生。县长却拒不放人，并威胁我父亲。父亲指着他说：“我追随孙中山，革命几十年，不死于兵，不死于匪，不死于满清，不死于袁世凯，难道今天能死于你刘鸿采之手？”刘没有“赤化教育”的实据，又惹不起这位老同盟会员，只能放了人。父亲恐怕再生不测，当夜用抬筐把阎瀚生系出城外让他逃走。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捐产办学、为国育人的老教育家（2）
果然，第二天，县长又要拿阎瀚生，向我父亲要人。父亲说：“我叫他走啦。有问题找我吧。瀚生即我，我即瀚生！”刘鸿采为此恼羞成怒，向省府密报任芝铭“勾结*，图谋不轨”。当时韩复榘当着河南省主席，他批示“就地正法”，用了印，并指派驻地某旅督办。幸亏河南政局有变，韩复榘突然失了权力，父亲才躲过一劫，保住了性命。
那些年，国民党一直加紧对共产党的控制。有时，县立学校把*党员教师解聘了，父亲就把他们聘到今是学校教书。为了今是学校容纳共产党人的事，他甚至险遭敌对势力枪杀和架埋。当本校许多教员被捕、缺课严重、学生着急时，父亲一方面多方奔走、设法营救，另一方面到处急聘老师。1934年，学校一次就被县当局逮捕四十八名师生，父亲在县里没办法了，就从开封请来老师，坚持开课，继续教学。
“西安事变”结束不久，我二姐任锐曾担任今是学校小学部主任，兼教中学。那时候，学校里出了两个政治态度比较对立的教师，当着教务主任和训育主任。他们那时要求学生死读书，不准谈论抗日、议论国事，集合学生训话时，指责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激起师生不满，我二姐就组织师生跟他们说理辩论。其中那教务主任涂建堂，是我二姐的儿子济世小时候的同学，那时因为找工作，济世把他介绍给我父亲，进了今是学校，没想到他那时那么保守。这事闹到了县警局，警长对我父亲说：“涂建堂他们效忠*，你应该支持，阻止学生闹事。”我父亲说：“他们那样做，是压制学生爱国。”学生们生气之时，把他俩的衣物撂出校门，他们就离开学校了。后来听说涂建堂去张轸军中参加抗日，以后多次掩护共产党人，1949年随张轸将军起义了。
早在北洋时期，父亲就开始向黄埔军校介绍青年，黄埔四、五期时，已有二十名新蔡人。抗战期间，国家需要人才，父亲向黄埔军校输送了大量今是学校的学生。同时，也往延安抗大介绍了二三百名。国民党控制紧时，去延安困难。父亲就把一些想投奔共产党的学生，就近介绍到*中原局、河南省委、新四军4师、确山县竹沟镇的新四军5师、安徽涡北地区的抗大分校等。遇有贫困青年，他还赠与路费。
1943年，当着国民党河南省党部委员兼省政府委员的新蔡人宋垣忠，不顾今是学校往黄埔军校输送的学生多于送往延安的事实，控告说“任芝铭自办今是学校以来，专用共产党员任教，赤化学校。今是学校是共产党的巢穴”。在他运作下，经省政府会议通过，勒令今是学校停闭，收归官办。父亲为此专门赴省，申诉呼吁，但是无效。没办法，为了今是学校的生存，父亲只好进行曲折的斗争。
本县四育中学校长黄韵秋先生向我父亲建议，借汤恩伯军队势力抵制河南省政府，以保住学校。父亲同意了他的建议，组织校董事会讨论决定，学校暂时改名豫新中学。父亲亲赴临泉，请当时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部宣传科长孟士衡担任校长，并聘请汤恩伯指挥的15集团军总司令何柱国为董事长。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抵制省政府接收。如此相持了一段时间。到1944年5月，河南省政府换了班子，新任省主席是刘镇华的弟弟刘恩茂，父亲去找他极力争取，才获批恢复了“今是学校”。后来父亲仍是董事长。
那年9月，父亲主持了今是学校复校庆祝大会，县里各方送贺词、贺联，派代表参加。中学部的贺联是“今昔宁无沧桑感，是非自有大白时”，小学部的是“风雨同舟今允定，菁莪作育是固方”，词中都安排“今是”二字，以纪念学校复校。
父亲小时候经历过没钱念书的困苦。现在，为了能让贫苦人家的子女受教育，并让他们中间的优秀者能接受高等教育，今是学校多了两条规定：一是家庭确实困难，交不起学费的，准予免费上学；二是本校高中毕业生中，品学兼优、可以深造，但因家贫，无力出县投考大学的，由学校发给助学金。这样的规定，是以往任何时代、任何地区的任何私立学校所不曾有过的。而且，两条规定都切实执行了。1943年，贫困生曹发坤交不起学费，又想念书，便学锥刺股，跪铁蒺藜，刻苦读书。买不起灯油，他就吹亮麻秆火星，逐行照读。老师发现后，告诉了我父亲。父亲说：“免除曹发坤的一切学杂费。该生吃住在校，一切费用由学校负责。”供他读完了小学。1947年，父亲又准予曹发坤免交一切学费，在本校读中学，还给了他三十元现洋。
今是学校开办后二十年间，不只是新蔡本县的学生，它周边河南、安徽十余县的年轻人，也源源不断地前来求学。抗战时期新蔡一直没有沦陷，也是大批青年来此求学的原因之一。这个学校，使河南省的新蔡、汝南、正阳、息县、项城、沈丘和安徽省的临泉、界首、阜阳、阜南、淮北等县的众多青年，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今是学校在校学生曾高达两千余人，学校毕业学生数以万计。听说，至今，每年的教师节，新蔡县今是中学都要举行师生*，纪念学校的创办人、我的父亲任芝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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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毛泽东请教游击战术的“国军”老兵（1）
父亲1928年刚回到县里时，曾被推任县财务局长和国民党县党部指委。那时，国民军的一个团长安荣昌带一连人进驻新蔡，招安地方土匪扩军，并向县里征派饷需，竟成了师。当年，南京方面秦庆麟也以先遣司令名义进驻新蔡，同样四出招匪，且向县里勒征七个旅的军需。新蔡连年匪患，又加兵患，百姓无力支付。父亲所管县中财务，也已空虚，难以供应。父亲就趁秦庆麟到潢川去招安土匪的时候，派人以训练民团为名集中青壮年，驱赶了秦的司令部，缴获了他们全部枪支。同时派人速往南京控告扰民。新蔡县人刘积学时任国民革命军河南宣抚使，关心县民，支持我父亲，上下斡旋，得以无事。父亲当时有诗记这件事：
剿除秦匪庆麟先遣部
安师编匪地方糟，秦贼葫芦依样描。
大胆剿除先遣部，新民此举最英豪。
那之后，县里开始重视自卫防守。父亲外出时，在给我母亲的一封信里说：“县中近因守城，由各家添制土枪，吾家应摊两支，约需钱一百串之谱。望吾妻设法将钱凑出，交商会代办。此公益事，万不可抗。且此枪造出，仍归吾有，吾家为自卫计，为保护全城计，断不宜惜此小费，至嘱至嘱。”从那时起，家里有了枪，父亲交给亲信掌握，平时可以保护家宅，一旦土匪攻城，就去参加防卫。
那些年匪患成灾，母亲成天带着我躲土匪，叫“跑反”，甚至曾因误传跑到潢川县。父亲给我母亲的信中，提到我们躲去潢川的那件事：“此间谣传柳县长未到之前，匪又入城一次。幸县有人来，证明不实。据称西街失火，地方鸣锣喊救，话不得体，致听者误会，争出奔逃，淹死多人。此地方实在可杀。而县城居民，创巨痛深，已成惊弓之鸟，可怜亦可痛也。”地方官的无能，让父亲愤愤于胸；百姓们的苦难，让他心痛不已。另一封信中，父亲说：“闻县境半被匪烧，麦萎于地，秋禾未种。哀哉县民，何以为生？此真可谓痛哭流涕者也！”
1929年6月，大股土匪前来围城，我父亲担任防守总责。他率领民团登城巡守，激战匪徒，废寝忘餐，四天四夜。终于土匪退去，城池完好，县民免受再次浩劫。不料，辛辛苦苦打完仗，县里却有人诬他侵吞城防公款。上面派一金委员到县，立案审讯。父亲理直气壮地与原告对质，要求清查账目，结果证明毫无侵蚀，以无罪判结。
父亲那时经常得对付这样的事情。原因是，他不畏权势，敢于直言，且仗义疏财，扶危济困，在民众中很有威望，使县中一些势力对他忌恨不满。况且，自1927年起，县里权力便被国民党右派把持，而父亲不隐瞒对共产党的态度，在今是小学里聘用进步教师。那些人便千方百计造谣中伤、打击陷害，甚至派人暗杀他。那时出门，都是步行旱路，他常被人跟踪。一次暗杀行动中，杀手开枪把父亲的随从打死了。父亲藏到秫秸堆里，躲过一劫。那年头，为防暗杀，他连行踪都不敢让人知道。在写给我母亲的信里，他多次叮嘱：“出城时，务必秘密，不可使外人知之。”“至吾回家一层，切不可使外人知之，至要至要。”
国民党右派的种种劣行，使父亲非常厌恶。加之屡遭陷害，他便愤然辞掉了县党部指委职务。在1929年向省里送交的辞呈中，他说：“新蔡党务自民国十六年即为省党部委员宋垣忠（新蔡人）一手把持，引用私人，排斥异己，卑鄙污浊，腾笑社会，贻羞*。珉被派充指委年余，屡谋陷害，至再至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