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九十年- 第1节

写在前面
任　　　均
　　2004年的清明节，老伴王一达去世近一年时，我在为他的文集写的序里说：“一达可以心安了。但我还有事情要做。一达和我还曾经约定，把我们这几十年相识的人、经历的事，记录下来，也许对后人有用。我已耄耋，这是我最大的事情。”
　　我曾跟一达说，想写下我父亲的一生。因为在我眼里，父亲任芝铭是一个不平凡的人，我觉得他很传奇。“*”中，一百岁的父亲在临终前，不断呼唤我的名字，想见到我。我却被“军宣队”管制着，没能去见他最后一面。每念及此，我都万分难过。
　　对自己的父亲，我记得很多。父亲自己和母亲、姐姐们，也给我讲过很多。我还存有很多父亲手书信件等史料。而且，一达两次陪我回河南新蔡老家，找到与我父亲相交数十年、一起走过抗战和内战年代的王灵轩、王鹏、任馨寰等许多老人，和许多亲戚，谈了很多，并开了几次座谈会，积累了相当资料。我们还联系到以前新蔡地下党负责人李广涛等老同志，知道了父亲的更多事情。我和一达曾写了篇父亲的传略，之后继续积累，意图厚积薄发。
　　为写父亲做准备时，我常想起我的姐姐和姐夫们，还有他们的孩子们。姐姐的关爱，家人的温情，逝者的宁静，生者的亲情，都使我念念于心。家人们为国为民，做了许多事情，有些甚至很不平凡。然而，在“*”中，全家人多受冤屈，甚至冤死。人死后，还被贴抹涂鸦、不得安宁。每想到这些，我都心痛泪流。所以，一些家人往事，我也想写。
　　一达觉得，家人的故事，贯串了我的一生。同时，还有其他许多记忆深刻的人和事。自抗战初父亲把我送到延安，我和一达共同走过了六十多年。在风风雨雨、磕磕绊绊中，我们和周围许多人一起，经历了艰苦生活、胜利喜悦，也经历了政治运动、人事变迁。现在，大部分朋友陆续故去了，大多数故事也不为人知了。但那许许多多事情，有的能显出人格品德，很有些道义真情；有的能翻出历史真相，可作为前车之鉴。这些事情，为了孩子，也不能不写。
　　可是一达先走了。这本书还没动笔，他就一觉睡去，再没醒来。一达带走了他所有的记忆，留给了我一张白纸。
　　但是有一天，我忽然有悟：现在，才真的可以写这本书了。因为一达给我腾出了时间，我不用再为他的衣食起居，费心尽力了。于是，我从自己出生的家庭开始，把对父母、对青少年时候家庭的一些记忆，把对朋友真情的一些记忆，写在纸上。那些留了几十年、近百年的信件和照片，能勾起我更真切的思念。可这只是一个人的记忆了。
　　写这样一本书的想法，我对孩子们讲了，他们都支持和帮助我。2005年，二儿子克明开始帮我整理口述录音。他的提问，一次次帮我打开了记忆的闸门。几年间，在我口述的范围内，他帮我梳理研究史实，建立篇章结构，反复取舍修改。最后他完全放下自己的事情，用六个月时间，完成了这二十多万字的写作。
　　在我九十周岁的时候，孩子帮助我完成了最大的心愿，真使我高兴！
　　关于这本书的写作，我对孩子反复说过，我的第一标准、第一要求，只有四个字：实事求是。即，说我所知，写我所知，有一说一，真实诚实。这一点，孩子听话，做到了。
　　人到九十，自然而然，浮华若烟云，心静如止水，故人在故地，往事俱往矣。但是，也许所有的往事，对后人都有用。
　　我还想说，《我这九十年》只是一本个人的记忆，原来是想留给孩子们的。
　　201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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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宗　　　璞
　　任均老人是我母亲的幼妹，我的六姨。她的年纪和大姨相差近三十岁，和她的甥辈我的长姊冯钟琏、表姐孙维世相仿。父母亲去世以后，亲友渐疏，有三家老亲仍时常来往，给我关心和支持。照我的称呼他们是七姑、七姑父（冯■兰、张岱年），六姨、六姨父（任均、王一达），三姐、又之兄（冯钟芸、任继愈）。本世纪最初的十年间，他们陆续离开了这个世界，只剩六姨一人，她现在是唯一比我年长的长辈。每个人的离开仿佛都带走了一条连接历史的线索，关闭了一条通往历史的道路。六姨健在，自然应该写下她的记忆，何况她的记忆是那样不平凡。
　　外祖父任芝铭公是清末举人、老同盟会员，为辛亥革命出力甚多。晚年思想进步，倾向延安，他的思想从不停滞，能够清醒地对待现实。“大跃进”之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外祖父一次来京，那时他已经九十岁了。他对我说：“河南饿死了很多人，饿死很多很多人，我是要说的。”他忧形于色，那衰老的面容，至今在我眼前。他确实说了，写信面谈他都做了，只不知起了多少作用。
　　六姨是由外祖父亲自送往延安参加革命的。上世纪40年代末，六姨和六姨父全家从解放区来到北平，住在我家——清华园乙所。那时人们对“解放”充满了憧憬，并有一种神圣感。清华园中许多人都知道我家里住着延安来的亲戚。梁思成先生特来造访，询问毛主席喜欢住什么样的房子，也许他是想造一座。那时的人是非常天真的。
　　50年代中期，六姨夫妇转到外交部工作，被派往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表弟、表妹们都还小，上寄宿学校，一到放假都住在我家。那时家里还有我的三个外甥女，一大群孩子，十分热闹。大表弟王延风乳名坦坦，1943年在延安出生。最初是冯牧同志告诉我这名字的意义。一转眼坦坦已是近七十岁的老人了，几十年间我们又经过了多少坦白交待。
　　冯牧还说，延安平剧院演出《三打祝家庄》和《逼上梁山》，六姨父王一达是导演，很得好评；六姨是平剧院的主要演员，有“延安梅兰芳”之称，可惜后来不演了。这说法六姨自己倒没说过　。
　　随着年龄的增长，六姨的面容越来越像我亲爱的母亲，现在她的年龄已经超过母亲了。我每次见到她，都有不同程度的感动，隔些时不见就会想念，而母亲无论怎样想念也见不到了。
　　这几年，我常常感到常识的重要。多年来，我们矫情悖理，做了多少荒唐事，现在总算明白了些，知道做事不能违背常识。六姨不是思想型的人，她久经锻炼，仍保持常识，不失常情常理，从无肃杀教条之气，实可珍贵。
　　在革命之外，六姨在家庭方面很成功。六姨父曾说，他们这一家全靠六姨支撑，他的感愧之情，难用言语表达。他们的儿女都很孝顺，最难得的是儿女的配偶也都孝顺，不能不让人称羡。
　　一本*，除了内容以外，还要依靠写作的能力，如文笔、剪裁、结构等。《我这九十年》的执笔人——我的二表弟王克明，是担得起这项重任的。
　　去年，表弟、表妹们为六姨做九十岁大寿。能够为父母做九十大寿是子女的福气。延安食府的墙壁上贴着当年延安的照片，其中就有六姨。我因一年都辗转医院，未能前往。我想，会有许多不到场的祝愿欢喜飞到了那里。
　　六姨一家议决，由我为《我这九十年》作序。我虽久病，却不能辞，况且话都是多年来积在嘴边上的，不必搜索枯肠。拉杂写来，聊以为序。
　　2010年3月
　　

苦读诗书、改换门庭的清末举人（1）
1938年寒冬，70岁的父亲在他秘密的陕北之旅中，把我送到了满目疮痍的延安。他这次辛苦劳累的颠簸北上，永远地决定了我的人生。
　　上世纪60年代，我和姐姐们、还有外甥辈们约好，1969年一起去给我父亲做百岁大寿。因为父亲一直很健康，我们都相信他一定能更长寿。没想到，遇上“*”乱世，父亲郁郁而终。
　　我的父亲任芝铭是1869年出生，一百年后的1969年去世的。
　　1。　苦读诗书、改换门庭的清末举人
　　我小时候，家境宽裕。及长，才知曾经家道艰难。我听母亲说过，我的爷爷是早年间挑着担子从山东逃荒到河南新蔡的县城贫民，无田无地，以贩卖青菜为生，所得仅可糊口。母亲讲，爷爷虽然穷，但为人正直。卖菜时，发现人家给钱多了，便挑着担子追，把钱还给人家，一点儿便宜都不占。他坚守他的为人准则：“穷也穷个干净。”我的奶奶则勤俭持家，苦度岁月。父亲在这样贫寒的家庭中度过了童年。爷爷虽然穷，但接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决心让我父亲读书，指望他能参加科举考试，一举改换门庭。可是，1877年父亲八岁时，该念书了，爷爷却拿不出钱来。幸得我崔氏姨奶资助，父亲才能入读私塾，得不废学。后来，1888年，他十九岁考过童试，以秀才入学，后从温泽瑶先生读书。据说二十岁补为廪生。
　　父亲是1869年阴历*出生的，原名近三，字子勉。曾因逃亡化名，以子勉改用志民、珉、芝铭。他生活的年代，婚姻讲究媒妁之言。我的母亲年轻时，父母早亡，兄嫂做主。媒人提亲给她说我父亲时，她的嫂子嫌我父亲家穷，不愿意。但是我母亲自己同意，一定要嫁。她说：“我就图他是个读书人。”母亲名张梦吉，1873年出生，比我父亲小四岁。她哥哥是读书人，教她识了些字。母亲不算有文化，但却不保守，曾响应父亲提倡，在县里带头放脚，把我几个姐姐裹的小脚全放了，还当过新思想启蒙时的妇女协会会长，在县里领头查妇女放脚，挺能干的。那时候县里有个张秀才的孩子留洋归来，思想现代，关心地方，有关放脚之类妇女解放的事情，常到我家里来找我母亲商量。在清代晚期那样一个中原小县城里，母亲的观念属于比较解放的。
　　按说，父亲补廪生之后，有廪饩津贴，但婚后多年，家里一直缺吃少穿。从1890年在罗庄教读开始，父亲在李宗白、刘思厚等人家中坐馆教塾几年。1895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