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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过后，杂技班的人就把表演场子换一个地方，挑出一块有短草的平地，把石子瓦片都拣起丢开，然后接起木棍做成高跷，离地约有八尺多高。一个男人脸上搽了油彩，手里挥动扇子，踩在高跷上唱歌、说笑话，大步走来走去。他一再踩了高跷跳跃，后来又在上面舞大刀，旋转飞舞，很有节奏。这样的表演，我老家和江东一带有时也有的，甚至高跷有一丈多高的，不过表演者只能踩了它行走，不敢跳舞。
最后，绷起一根软绳索，一丈多高，两丈多长，一个女孩在索上行走，她手拿一根竹竿，两头捆上石块用来保持身体平衡。她走到绳索尽头，就倒着退走，有时身子仰卧，有时一脚独立。有时曲着背行走，或者肩负竹竿象挑了担子走，有时人跌落下来身子挂在索上，又凌空一跃站在索上。下面的人打着鼓唱着歌伴和着动作表演，说的唱的与表演的都有名目。走绳索的表演时间最长，大约有半个时辰。女孩下来，一个妇人要来一方手帕，蒙住了她的两眼，装成盲人，接着跃上绳索，她同盲人一样，用脚向外试探，在索上行步，有时失足好象要跌下来，有时摇晃身子象非常惊怕的样子，表演了很久才完；她也手持竹竿，两头石块加重，这是为了保持平衡。
杂技班刚上场表演的时候，观众看到惊险的地方，都大腿发抖，毛发竖起，头昏目眩，心情紧张，唯恐表演者坠跌下来。我老人观察场子上班子里的人，都能在紧张中保持从容镇定，那八岁的小孩在表演中也严肃认真，象个学者一样全心全意，思想集中不受干扰，象打坐的和尚。这都是因为长期来他心志专一，集中在表演技巧的反复练习上，努力攻关，屡次失败而不动摇，掌握了动作的关键去适应它，找到该用力的地方；练习了很长时期，直到他技巧精熟丝毫不错，把天下最险阻的工作，变为简单容易的了。这杂技表演的成功就是这样来的。从这里可以知道，最精巧的技艺，出之于最平常的训练。把心志集中到精神，精神推动他的头脑，决不是粗鲁冒失所能收到成效的。这一点，庄子知道，他爱他自己，不把才能用在社会上，张仪与苏秦也知道，并且反复精练，用才能去玩弄别人国家的命运，爱富贵，因此而残害了他们自己的身体与名声。庄子所讲述的宜僚的玩弄丸铃、厨子的杀牛、驼背人的捉蝉，纪渻子的养斗鸡；还有那伯昏瞀人在极高的悬崖石路上能倒退着走路，脚跟有二分露在悬崖之外；吕梁地方那个男人能在高三十仞，飞沫四十里的大瀑布中潜入水中行走几百步再出来，没有哪一个不是这样子训练出来的。──一句话，精神集中啊。我老人又看那些观众，他们在看得长久之后也就忘了表演的惊险，仿佛是在平坦的大路上演出一样，他们的感觉已和演出者融为一体了。习惯能改变人的性情，是多么强有力啊！
那班主对我说：他祖上从河南移居零陵，这个行业已经传了三代，教出了一百多个徒弟。家里有不多的田产，担负不起赋税和劳役，因此带了妻子、妻子的妯娌，侄儿，和怀抱的婴孩，到各处表演混口饭吃，如有余钱，就用来缴纳赋税。他们到过江苏、浙江、广西、云南、贵州，和长城外的边远地区。一路上只靠双肩挑、两脚走，用的东西都随身带，不向人家借。他们熟知野菜野果的特性，无钱买粮的时候，就采摘它们吃饱肚子，也用它们来喂养小孩。
我看那班主，穿一件破棉袍，虽然四处飘泊生活艰难，但还是乐陶陶地面有欢愉之色。班里的人和睦地在一起生活，男孩女孩一到五六岁就教他们学习技艺，到年老才回乡养老，一生都靠了它挣钱活命。他们是到哪里都是家，演出杂技就是耕耘，把技艺一代代传授下去。他们的躯体，被寒天暑天、风吹雨淋、冰冻雪飘所长期锤炼而强健；他们的意志，被长途奔波、苦难艰辛、人情冷暖所小心磨炼而坚定。男女老幼都没有知识，但是动作敏捷机灵超过猿猴，性情温厚开朗有如麋鹿。
我因此而深有感触。古代圣王的教训，很久以来就无人倡导无人去实行了。这些演技的人，他们泰然自居于唱戏的，作丑角的、降神弄鬼的那些人中间，是夏仲御所非常厌恶的一种人。但从此更可以知道，在广大的天地之间，万物都能适应而且生长，稗子和稻子同样能结实，天之对于万物，是没有什么偏心的。他们固然自以为在演戏，他们到过的几千几万里的地方，无论是显贵的高门大屋，以至乡僻的三家村，观众也没有不把他们当作演戏的看待。但是我却以为他们的技能都是可以有用处的。我已经老了，再不能去漂洗丝棉絮，也怎么能去试那治手脚皲裂的药，空口说白话呢？卑鄙啊！王安石论孟尝君，说做鸡叫、作小偷的这些人在他手下，所以高明的人不到他那里去；我说，一个人，正是要耽心找不到做鸡叫作小偷的人！象吕惠卿这类奉承拍马的家伙，还不如做鸡叫作小偷的。做鸡叫作小偷的这些人到他手下去，正可以由此而招来天下的高明的人，这一点，孟尝君他还不知道。信陵君、燕昭王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信陵君能收留卖浆的薛公、赌徒毛公、屠夫朱亥，为己所用；燕昭王以用千金买千里马骨头的精神招纳贤士，终于使燕国富强，报了齐国的仇。宋代也曾有过张元、吴昊两个人，因为韩琦和范仲淹不重用他们，投奔西夏，帮助敌国侵扰宋境。看了这些事实，难道还认为我说的是没道理的话吗？可悲呀！
彭士望（1610…1683年），字躬庵，一字树庐，南昌（今江西南昌）人。明亡后与魏禧及其兄弟隐居翠微峰，拒不仕清。其散文成就逊于魏禧，但也不乏佳构。他的《九牛坝观抵戏记》，不仅对杂技艺人那种“家有薄田，颇苦赋役”，因而挈妇将雏，“糊其口于四方”的漂泊生涯流露出深切的同情，而且对他们的长年冲寒暑、冒风雨、踏冰雪，在艰难跋涉中所磨炼出来的意志、体魄和“旷然如麋鹿”的淳和豁达的性格，表现出钦羡之意。而文中对杂技艺人仰卧竖足承物、走独木桥、踩软索等高超技艺生动逼真的描写，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尤为可贵的是，作者还由此引发出一些富于启迪性的议论，认为杂技演员之所以有那么精湛的技术，表演时之所以那么镇静自若，“此皆诚一之所至，而专用之于习，惨淡攻苦，屡蹉跌而不迁，审其以应势，以得其致力之所在；习之又久，至精熟不失毫芒，乃始出而行世，举天下之至险者，皆为简易。夫曲艺则亦有然者矣！以是知至巧出于至平，盖以志凝其气，气动其天，非卤莽灭裂之所能效。”这种议论，极富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