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加入列强的行列，而中国则江河日下，甚至于１８９４年被日本击败。以此为标志，东亚数千年来以中华为核心的朝贡体系被打破。而我国则开始进入更加多灾多难的历史阶段，不仅受到西方列强的欺凌，还受到近邻日本的欺辱，日本侵华的残酷程度远超过其他任何西方列强，为我们民族留下了苦难深重的集体记忆。以１８９５年《马关条约》的签订为标志，东亚历史进入了日强中弱、日升中衰的局面，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平衡局面被正式打破，整个亚洲都笼罩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阴影之下，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迅速从废墟中崛起，从一个被击败的军事帝国转而成功地跃升为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强国。１９５２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还仅占英国和法国的１／ ３，１０年后的１９６２年其ＧＤＰ就超过了法国，１９６７年和１９６８年则先后超过了英国和德国，从此长期稳坐资本主义第二号经济强权的宝座。 。。
第二章 独特的日本考验中国的崛起（9）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日本经济咄咄逼人地在全世界发起攻势，“日本天下第一”、“亿万国民皆为中产阶级”、“日本经济殖民美国”的口号喊得满天响，西方媒体也惊呼“日本人来了！”关于日本崛起、日本强大和日本威胁甚至是日本经济征服世界的报道不绝于西方媒体，日本人的信心也空前地爆棚。
同一时期，中国结束了百年内乱，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中国人的凝聚力大大加强，拧成了一股绳，中国既不依赖前苏联，也不依赖美国，独立自主地成为世界政治中的一极。但由于计划经济的严重僵化失灵，中国的闭关锁国，再加上“*”将中国带入了十年浩劫，中国虽然成为令世界尊重的一支独立自主的重要政治力量，但在经济和科技水平上和日本的距离被大大地拉开了。在这一历史时期，东亚出现了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那就是日本崛起为经济、科技强权，中国在有限的国力下也成为世界政治中仅次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第三极。
直至１９７９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国门，采取了改革开放的国策，揭开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序幕。而之后不久的１９９０年，日本的经济扩张达到顶峰，经济快速增长背后隐藏的许多泡沫被一一戳破，经济结构性危机全面爆发，日本人的信心大大受挫，悲观失望的情绪在日本蔓延。而中国在确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宏观经济取得了长时间的高速发展，产生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进入２０００年以后，中国热在全世界发烧，可以说是热浪滚滚，中国的和平崛起成为世界经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我身在德国，长期接触德文媒体和英文媒体，也长期在夜校教授业余中文课，以亲眼所读和所见见证了中国的崛起是如何一年一年越来越引起西方世界瞩目，中国热是如何在西方社会扩展开来的。
特别是近几年来，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大大增加，中国的崛起和中国经济的世界性意义已成为西方媒体的重要中心话题之一，相对而言日本在西方媒体中被报道的数量远远不及中国。中日两国的位置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发生了巧妙的互换，中国仿佛就是２０年前的日本，只是中国是以１３亿人口在崛起，其历史意义将远远超过日本崛起。
当然日本的衰落只是相对的，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依然庞大，科技依然高度发达，是毫无疑问的世界经济强国。长期的经济不振导致日本人自信心下降，也导致了右翼势力有所抬头，民族主义思想在回升，日本越来越想谋求与自己经济和科技实力相匹配的政治和军事大国地位，而相应的，中国正在通过经济爆发性的增长来谋取世界经济和科技大国地位。东亚进入了千古未有的新变局，既非中强日弱，也非中弱日强，而是双雄并立。中国和日本同处东亚，却同时具备成为世界新兴超级大国的潜力，这种基本局面在未来１５～２０年内难以被撼动。
三、时间在中国这边
日本人不是铁板一块
我们在分析中日关系时，一定要注意不要把日本整体化，当成铁板一块。按照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大家尼科拉斯？卢曼的观点，现代社会和现代化国家是高度复杂、高度分化和高度异质的社会。由于社会分工日益细密，社会分化成各个不同的系统，相对应的，社会也分化成思想不同、利益相异，个体化和多元化的社会利益集团、理论集团和政治集团。因而不存在完全统一化、同质化的日本人，而存在着不同的日本利益、社会、论述和政治团体。对于日本全面而又分类的了解有助于我们把握日本的主要政治和意识形态思潮，从而有助于我们大致勾画出东亚将来发展的趋势。 。。
第二章 独特的日本考验中国的崛起（10）
根据日本主流群体对待中国的态度，大致可以把主要的日本政治和政党团体分为：（1）知华派，如前日本外相田中真纪子，前日本首相村山富士等；（2）中立派和国家实用主义派，主张同美国和中国等距交往，不偏向特定一方，目前的日本*党基本持这一立场，如小泽一郎；（3）主张日本成为世界独立的一极，从以前的脱亚入欧到现在的脱欧返亚，与中国建立正常的、略亲近于美国的互动关系，这种观点常见于一些日本的战略研究者；（4）主张对中国强硬、不屈服于中国，但依然要与中国保持一定良好经济贸易关系的日本中间偏右翼势力，麻生太郎大致可划入这一类别；（5）极端右翼势力，主张不惜与中国一战，主张完全颠覆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观和东京大审判的狂妄的民族主义势力，这批人往往既反中也反美，急切地想从美国手中夺回国权，赶走东京湾和冲绳群岛的美军，迅速武装日本为核武器大国，其代表人物有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
以上五个类别的人，除了第四、五个类别以外，我们都应当积极交往，积极促进日本友华和知华势力的成长，更要与大量日本的民间团体和经济贸易团体建立友好互动的关系，对第四个类别的我们则要加以区别，保持适度交往，也要以经济和外交手段为杠杆，对其中的顽固分子施加压力。下面着重谈谈第五个类别。
第五个类别的极端右翼分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日本属于边缘团体，只占有很少的一部分。但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期以来，特别是小泉上台以来，由于各种各样国内国外的因素譬如经济长期衰退、战后第三代日本青年要求国家独立自主的思潮等，也由于日本的某些右翼媒体集中报道中国的反日活动和反日*，导致右翼势力的抬头，亲中势力却大幅度下降。石原慎太郎当选为东京都知事（市长）就是日本右翼势力上升的标志。虽然，我们在当前的状况下不能夸张地认为右翼势力已经占据主流（一般认为极右翼势力在日本低于总人口的１０％），但是我们不能低估这批极端势力的危险性。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两次中断和干扰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第一次是从１９世纪６０～９０年代中国通过洋务运动准备迈向现代化的门槛时，日本迫切需要通过挑衅的战争来打断中国的尝试。日本的军事冒险取得了成功，中国丢失了土地，赔尽了国库里的白银（两万万两），洋务运动被活生生地扼杀。另一次是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这段时期，当时的国民政府用了１０年时间，让中国的民族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尽管期间日军多次制造事变干扰，但是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还是顽强地发展起来了。
日本陆军部的阴谋家显然按捺不住，深恐中国发展起来重新强盛，于是尽一切机会挑衅中国，并最终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国这两次的悲惨经历不仅是国民生命、财产和经济实力的空前损失，更是中国强国之路上的大逆转，今天我们回忆起这两段历史，仍是无穷的痛苦和遗恨。日本当时的战略判断是：中国是弱国，却是大国，中国可以一败再败，但是一旦中国有时间得以喘息和发展，日本征服亚洲大陆的野心就会前功尽弃。因为，日本虽是强国，却是小国，只要战略上输一次，就可能全部输掉，因而日本要把中国的现代化、工业化尽可能地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
第二章 独特的日本考验中国的崛起（11）
今天的日本右翼虽然改头换面，但其基本模式、基本思维方式未变。他们明确认识到，中国虽然历经许多弯路和磨难，但只要真正一踏上现代化道路，脚踏实地地发展起来，其搞乱中国的野心就会永远宣告破产。１９７９年中国正是踏上了这么一条道路，这一年，堪称是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点，中国和平崛起元年。经过２０多年持之以恒、韬光养晦、专注地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得到极大提高，中国经济和中国民众的动力和内在能量被彻底地调动了起来，中国经济以自己运行的规律势不可挡地在发展，可以这么说，中国历史摆脱了百年来的晦气，中国好运的时代来临了。
而正是中国这样迅猛的发展让日本的极右翼势力坐卧不安，寝食难宁，中国在短时间里夺去了日本在国际上的光环和在全球各地的经济影响力，这一点更是让日本右翼嫉妒。日本极右翼势力毫不掩饰地在国内讨论应当如何阻挠中国迅速、全方位地崛起，他们当然清楚全面军事侵略中国在今天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了，但其阴险的盘算尤其值得今天我们中国的政治家、战略家和普通爱国民众的高度重视。
具体说来，日本极端的右翼分子常见的讨论有：（1）通过支持“*”、“*”来干扰中国，让中国周边麻烦不断，牵制中国和平发展建设；（2）不断在钓鱼岛和东海油气田挑起小规模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