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这些人的行为与本质都和所谓的学者专家南辕北辙。学者专家的学问来自于书本，而不是日常生活；他们不会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不会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只会重复前人说过的话。但是在其他人眼中，他们却是公认的“权威人士”，是被长久以来的“习俗”肯定的人。对天主教而言，权威人士就是《新约圣经》的作者、教皇或圣？奥古斯丁（以前是圣？托马斯）；对*主义来说，权威人士就是*，或是列宁或罗莎？卢森堡；对许多心理学家而言，弗洛伊德或荣格的著作就是圣经；对社会学家而言则是卢曼与戈夫曼（以前还有伯森）的作品。
这份各界权威人士的名单可以不停地列下去。所有权威人士的共同点是：当他们遇到一个问题、一个事件或一个悲剧时，他们不会去分析这个状况，而是去翻一本书，引用其中几句话。他们所做的不是寻找知识，而是一种类似驱魔仪式的行为——他们不在乎是否能找到真正的关键，而一心只想消除问题。因此，只要以前有人写过相关的文献供他们研究就够了。这种人不可能谦虚，因为他永远都把公认最权威的知识像一件豪华礼服般穿在身上。就像亚里士多德的信徒一样：他们认为亚里士多德已经把宇宙的真理都解释完了，身为弟子的他们当然可以不费丝毫力气就从老师的思想中知道所有的事。
一般人常常把这种只会引用文献的“权威”误以为是文化。而那些聪明、拥有学习的欲望和调查能力的人刚接触到这些权威人士时，会觉得自己十分愚笨，并且感到羞愧。可是经过缜密的思考后，他们发现那些人拥有的只是空洞的知识——因为无法解释任何事所以毫无用处的知识。那些权威人士都错了，因为真正的文化和生活息息相关。虽然那些伟大的戏剧家、小说家、科学家——从莎士比亚到歌德，从贝多芬到威尔第，从巴斯德到弗洛伊德——都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他们还是用惊叹、好奇的态度来接触人群以及和人性相关的事物。他们的知识是用来了解人类的极限，而不是用来炫耀的；他们的知识用于了解事物的真正意义，并且将他们的发现加以整理，告诉其他的人。
自古以来，真正有用的文化一直都是知识和观察生命脉动的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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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行
意大利的某个乡下，一个普通的日子里，一位少女骑着单车来到河边，在那儿一边等她的男朋友，一边晒太阳。这时突然出现一个男人，他偷看她、欣赏她，想将她据为己有。他走过去跟她搭讪，但少女并不领情。这个男人决定来硬的，少女便用一块石头砸他，最后那个男人竟将她勒死了。这是一则广播和报纸都会报道的社会新闻，没有比这更简单又更惊人的消息了。惊人是因为杀人是非常严重的罪行，简单则是因为害人一向都出奇容易。
大家对恶行常会有一个错误的观点：将它视为一件不正常的事情、一个例外、一种不容易发生的情况。事实上，使坏、害人却是出奇的容易。在心理学发展之初，弗洛伊德就发现了这个事实，他证明“自我”及“良心”是人们在放弃立刻满足自己的冲动之后才会产生的概念，而文明则是抑制及时行乐的产物。
我们会问自己：那个人为什么要欺骗、撒谎、杀人？而答案竟然是因为对他而言，这么做在当时是最简单、最容易、最舒服的解决之道。
我们通常会认为恶行和纠纷、狡猾、小聪明有关，其实我们应该把它和冲动、怯懦、懒惰联想在一起。一个贪心的人只会想到自己，他的心中充满卑鄙的想法，无法理解别人、认同别人。
坐火车时，你很容易就会觉察到一个贪婪的人存在——因为他们会马上占据两个座位之间的扶手，把他们的行李往你身上推，并且霸占所有的空间。他们不会思考自己的行为是否正确，只会掠夺、要求别人。
说谎的人的行事风格也很简单：他们只会说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他们讲了多少个谎言，就能分裂成多少种人格，并一心期望自己前后说辞的不一致不要被人察觉。
相比之下，要做好事就显得很困难了，因为仅靠一时突发的善心是不够的。要做好事必须要先认识对方，知道他的希望及需求，将这些需求视为己有，还要能够预测行动的后果，并且负起应有的责任。一个妈妈只会亲吻孩子并不够，还得要养育他、供他吃穿、适当地呵护他；她必须持续守护他，同时又要避免过度保护，让孩子可以自由独立地成长。
所有的美德——从勇气到无私、谦卑与慷慨——不管是由一种自发性的冲动（如怜悯）产生的，或只是一股对正义的突发渴望，它们都必须具有持久性。勇敢的人必须每次都勇气十足，公正的人必须每一次都做到无私；他们不能等明天再发挥这些优点，或者只有在周末才变成圣人。所有的美德都必须马上、当场发挥出来，而且始终如一；只要有一秒钟不注意，它们就会消失。
最伟大的慷慨会被一时的自私污染，而谦卑则可能会转变成自负和骄傲。所有的美德都需要持续的保护、持续的反省、持续的用心，并且用智慧来体会。
害人很容易，奉承邪恶也很容易——在人类的历史上，有多少人在强盗、掠夺者和征服者面前下跪？现在人们低头的对象换成了成功者：我们赞叹那些狡猾的资本家和不择手段的政客！相对的，做好事一直都很困难，一直都被那些运用最可耻的手段得到权势的人讥笑。从以前到现在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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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与成长
人类的活动基本上可分为三种：娱乐活动、维持生命必需的活动，以及为了成长而进行的活动。在幼年时，以上三种活动都以游戏的方式进行。虽然父母在为孩子选择玩具时，首先考虑到的是孩子的喜好，但事实上玩具也可以帮助孩子成长。当父母叫孩子帮忙做一些小事情时，通常也会以游戏的方式进行。小朋友在打陀螺、骑三轮车、用积木堆房子或是帮忙洗碗时，也都是从游戏中学习。
在成长的过程中，与学习及工作相关的活动会渐渐和娱乐及游戏分开。青少年觉得上学读书很累，不想帮忙做家事，动不动就不高兴，他们一心只想和朋友出去玩。在青少年时期，人们会依循幼年期——也就是所有的活动都以游戏的方式进行——的模式行动。即使到了大学时代，还是有些学生会告诉你：他们之所以没有读某个科目或某个作家的作品，是因为他们“不喜欢”这个科目或这位作家。然而一旦进入社会，人们就会屈服于社会的要求，这个时候就会形成三种不同类型的人。
第一种是所谓的“娱乐型”。他们的人生目标就是娱乐，对他们而言，工作只是一件不得不做的事，做完了才有玩乐或享受的空闲时间。一般而言，这种人非常期待下班、周末和娱乐时间的到来；他们会一边盯着时钟或手表看，一边计算着离下班或下课还有多少时间。他们可以整夜泡在酒吧或舞厅里，常常计划要去哪儿度假，要住哪一间旅社，而且逢人就把他们伟大的玩乐计划朗诵一遍。他们非常喜欢从事户外活动，如果没有更好的节目，娱乐型的人也可以整个晚上待在电视机前，或是找朋友一起吃饭、聊天。这种人最受不了无所事事，所以一定要找事情来填补时间。
第二种是所谓的“忙碌型”。他们完全投入到工作与事业中，唯一的愿望是统治一切、控制一切。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娱乐活动或兴趣，他们参加宴会或旅游都另有目的——这些活动只是他们用来建立人脉关系的手段。他们从来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也从不问自己的人生目标在哪里。这种人没有一点空闲时间，而且常常强迫其他人遵循同样的步调。此类最典型的人物包括狂热的政治人物、毫无怜悯心的企业家、永不疲倦的商人、专制的管理者、热衷学术斗争的大学教授，以及固执的家庭主妇。
第三种人会将学习、知识与自我成长定为人生目标，我们可以称他们为“探险家”。这种人和前两种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常常通过阅读、研究和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学习并自我反省。就算遇到挫折、痛苦，甚至遭到背叛，他们都会问自己：“我可以从这次的经验学到什么？”“这次的挫败可以帮助我更加了解自己和周围的人吗？”探险家出国旅行时，会先预习这个国家的历史，并且和自己国家的历史作比较。如果他们必须在一个场所等候，他们会利用这段时间观察周围建筑的风格和来来去去的人潮。每当他们重新认识一个人，他们会非常注意这个人所说的话，希望可以从新朋友身上得到新知识、新观念。对忙碌型的人来说，对自己有用的人才是好人，无用或阻碍他的人就是坏人。探险家型的人并不会对初识的人产生太主观的看法，他会尽可能去了解所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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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现实
有些人可以同时做一百件事，而且把这一百件事都做得很好。他们非常忙碌，每天的行程都排得满满的；涉猎的范围不只是自己的专业，还包括许多不同的领域。有些公司的负责人可以同时参加慈善活动、政治活动，还撰写文章、小说或者作曲。这些人可以同时进行实验计划、到处旅行、筹备会议、创办期刊、和全世界维持联系。但是有些人连单单只做一件事都有困难，所以就把其他想要做的事一再延期，延到有时间的时候，或是到等现在所有麻烦的事都解决后、放假的时候、可以搬到乡下去住的时候、孩子长大后、退休以后等。可是，一直这样拖延下去，这些人不论今天或以后，都没有办法完成任何事
我的一位旧识原本是颇为成功的广告公司负责人，他一直梦想有一天可以创作曲子，但是他总觉得都市中有太多责任和刺激让他分心，因而无法专注于作曲。有一天，他终于将公司交给别人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