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选择了一个音乐频道，戴上耳机，听着那古筝的音乐声缓慢地睡着了。等我醒过来，赵亮不仅完成了一篇讲演稿大纲，还做完了三个数独游戏。这小子就是这么神。有人在机场接我们，我们很快就抵达了南澳市区，车子经过繁华的市区，又走了一段海岸高速公路，之后，我们入住到海边上的一家超五星级的酒店——凤凰海岸酒店。这家酒店就坐落在一个海岸岬角上，外面看并不怎么起眼，但是，进去了才知道是豪华和舒适到了极点。所有的建筑材料用的都是最好的，因为每年，在这家酒店都要召开一次亚洲国家经济首脑会议，来入住的很多都是环太平洋、主要是亚洲各个国家的政要和达官贵人们，所以，房间的设施也是尽量做到顶级配置，非常的豪华舒适。当赵亮说想要出来散散心时，张良基市长就专门安排他和我住在这里。
我知道，赵亮需要离开北京，带上我这个好朋友、老同学，帮助他思考他和曾莉的关系如何解决，看来，他的确想要离婚了。可是如何离婚，以及怎么离婚才不至于伤筋动骨，是他重点考虑的问题。他一定还要听我的想法，我是他的密友，是他的心腹，是他最信得过的人，他总是在他的人生遇到选择、遇到麻烦的时候来找我，这是我们之间的规律，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你是我的主心骨，”他开玩笑说，“我对老婆都没有对你那样敞开心扉。我有时候离不开你，我的老段同学。”
“你呀，凡是涉及老婆和情感问题的时候，就想到我了，从大学开始就是这样。当时你叫我给那个姓唐的女生送情书，是不是？ 忘记了吧！ 别的时候，你是想不到我的，我不过是你内心各种隐秘想法与阴暗地带的一个见证人罢了。凡是告不得人的事情，你都会和我说的。”
我们哈哈笑了起来。
“我的确有些头疼，我不知道该怎么和那个女人，怎么和她相处下去了。”他皱起眉头说。
张市长派来一个戴眼镜的、很文气、很干练的陈秘书，给我们安排好了房间，告诉我们，张市长会在有空的时候专门请我们吃饭，之前，主要是地产商杜飞龙带我们出去玩儿。“老杜，杜飞龙，那个家伙，好啊，好久没有见到他了，听说他买了一个大游艇，这下我们可以坐坐他的游艇了。”
陈秘书笑了，“他肯定要带你们去海上兜风，方便的时候，您给他打电话。”然后，他就走了。
我们各自拥有了一间巨大的套间。进了我的房间，我首先被走廊里的镜子里反射的无数个我吓了一跳。镜子里的我正在趋向于中年，但是还保持着青年的体形，表情有些茫然、游移，内心里似乎有些愤懑和焦虑。我愤懑和焦虑什么呢？ 我看着我自己，是愤懑和焦虑贫富分化加剧的这个社会吗？ 是愤懑和焦虑学校新的越来越行政体制化的僵硬的教育模式吗？ 是愤懑和焦虑自己现在还没有得到杨琳的青睐吗？是愤懑和焦虑赵亮这样的经济学家可以叱咤风云地在江湖内外翻江倒海，而我从事的文学研究的荣耀却越来越式微的现实吗？ 是愤懑和焦虑我几乎一无所成的学术生涯吗？ 我摸着我没有怎么刮就长出来的胡须茬，感到很疲惫，的确也需要在这个僻静地方休息几天。
我把行李放好，我看见，房间里有些地方铺了地毯，客厅里有等离子超薄型16比9 电视机，真皮沙发，大理石茶几上的一个水晶烟灰缸都有脸盆那么大。我走进卧室，看见卧室里面有一张巨大的、可以睡下来两对胖夫妻的大床．床单、被子和枕头都是白色的，摸上去非常松软。浴缸直接放在开放式的浴室里，拉上一道帘子，就和大床隔开了，而沐浴完毕，就可以直接上床。房间里的设施非常地齐全，浴室有一个淋浴间，装有毛玻璃门，浴霸。拖鞋松软而有弹性，水龙头是捷克水晶的，浴室里也到处都是镜子，在反射着温和的光亮，适合女人在这里洗洗弄弄个没完。达官贵人们绝对会享受，他们的夫人们，或者女人们也很会享受，这样的房间非常适合做爱和休息，我想。房间里还有一台增加氧气的机器，在喷吐氧气。我又来到落地窗边，感觉到暖暖的海风阵阵地从阳台上吹拂过来，清新，湿润，带着一点古怪的花香。一切都告诉我，真是南方的那种潮湿的淫靡奢华啊。
在这样的地方散心，当然是最理想的了。我很后悔没有说动杨琳一起来。要是我们在这样的房间里待着，那一定会春情萌发，倒在床上，肢体完全纠缠在一起，成就好事的。有时候，男女之事是需要具体的环境来影响心情的。我有些懊恼，于是，想再给她打电话争取一下。
下午我睡了一觉，感觉很舒服，醒来之后，赵亮在他的房间里给我打电话，叫我一起去吃自助餐。我们来到了一楼的西餐自助餐厅。餐厅有着巨大的环行回廊，回廊都是由落地窗构成，可以看见庭院里那些丰富和很特别的热带植物，我大概能够认出来，有棕榈树、剑麻、椰子树和芒果树之类的，总之，无论景色、心情还是植物，都已经和北京的喧闹、庞杂和灰尘处处完全不一样了。
“我建议你多吃点这里的三文鱼，”赵亮端着盘子告诉我，“这里的三文鱼都是当天从日本运过来的，很新鲜，很好吃。”的确，就像是他说的，这家酒店的三文鱼非常好，肉质细腻绵甜，鲜美异常。不光是三文鱼好吃，而且，生蚝也不错，我看着他吃生蚝，转眼之间就消灭了好几个，配着喝的美国加州产的干白葡萄酒的味道也很好。
“上一次在北京的一家法国风味的餐厅，我吃了两个据说是从法国南部海滨空运来的生蚝，回家就拉肚子了。所以我害怕吃这玩意儿。”我想起来了那一次我的惨痛经历。那是一次和从法国巴黎第11大学来的一个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汉学家维庸一起吃饭，是他请我吃的，地点在东三环隆博广场边上的一家法式餐厅。那是一家很有名的法餐厅，我们就坐在阳台上，这个伸出来，直接面向三环大街的阳台很大，刚好，当时是傍晚，西边出现了晚霞，红彤彤的，非常的灿烂，接着，又下雨了，属于太阳雨，哎呀，那个瑰丽，那个奇特的景色，让我和汉学家维庸都惊呆了。服务的侍者赶紧把卷帘子大伞给我和维庸打开来，遮盖住我们的头顶，我们一边吃东西，一边看着狂暴的、玉米粒大小的雨滴落下来。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维庸和我谈起来法国另外一个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教授杜拉特的一番观点，“我不怎么关心当代文学，你知道，亲爱的段，咱们都是伟大的中国古代文学的崇拜者。
可是．最近，杜拉特忽然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了，听说，他这个观点，在你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引发了很大的争论？ ”维庸吃着蜗牛问我。
“对呀。我不搞当代文学，可是，我听说我们学院里那几个搞当代文学研究的教授都很生气，他们觉得，像杜拉特这样的所谓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西方人，根本就不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完全是胡说八道。杜拉特的观点在网上也引发了争议，网友还在使劲骂他。虽然我主要研究明清小说，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杜拉特这么的悲愤，情绪这么大。”
维庸扶了一下眼镜，他那张拉丁人特有的长下巴往前面伸了一下，“我告诉你这是为什么，这个杜拉特，我们是老朋友了。他可是一个‘愤怒的青年’，就是你们俗称‘愤青’的人。在1968年，他就是法国的红卫兵，参加了那个动乱年代红色五月的巴黎动乱，到处搞游行示威。
他是崇拜毛泽东的，一直对中国很有感情。后来，搞文学研究了，主要翻译诗歌作品，当他一直推荐介绍的一个汉语诗人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就有些垂头丧气。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变成了一个非常商业化的国家，还出现了一些美女作家，她们因为大胆的描写和性开放的姿态，引发了你们国内的批评，也引起了欧洲和美国一些出版商的注意。因为，凡是你们的人批判和禁止的，就是西方人喜欢和注意的——于是，他们就出钱，请包括杜拉特这样的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汉学家，翻译了这些美女作家的东西，果然销路很好。”
“我知道那些美女作家，有的还是很有才气的。”我想起来上海的几个美女作家，照片看上去一般，可是文字是不错的，非常灵秀，性的暗示和想象在汉字的背后妖娆地扭动。她们是城市化和夜生活以及妇女解放与中国更加开放的象征。
维庸的下巴又向我伸了过来，“不过，她们的东西终究没有什么文化的底蕴，西方的出版商是要赚钱的，出版了这些美女作家的文学水准并不怎么高的作品，他们赚钱了，可是，你要知道，我们法国的读者的文学素养很高，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法国人没有读到过？ 他们买了这些作品之后，就很失望，就开始骂翻译家了——原来，你们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研究的中国当代文学，就是这个水准的东西啊！于是，杜拉特就感到了很大的压力和特别的不舒服，他就要把这种压力和不舒服释放出来，于是，他才说了，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那些美女作家的作品是垃圾的话。”
“看来，这个已经60岁的老杜拉特，的确是一个‘愤青’。他把他自己感受到的压力释放或者转嫁给我们中国了。要是他研究唐诗，就没有这样的焦虑了。他应该多向你请教。”我吃了一个很大的、边缘扭曲锋利，壳里面的白色纹路很细腻的生蚝，还加了一点红醋。
“所以，还是我们研究古代文学的人有意思。对了，你写的研究《金瓶梅》的那本书，什么时候出来？ ”
“我还要去大连图书馆，查看他们那里的一个重要的《金瓶梅》的版本。那个版本比别的版本多出几百个字，这个版本是很好的，应该注意。我的书一出版就给您邮寄过去。为我们共同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