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灾难。“通常情况下，你觉得你有能力控制你周围边的环境，”丹尼说，“你干得不错，因为你知道正在发生什么。现在，我知道什么或者不知道什么已经无关紧要了。感觉早就被扔到窗子外面了。”
前点合伙公司拥有大约70种不同的赌注，压在世界各地不同的股票市场上，全部都是针对金融机构的。丹尼试图保持对所有这些赌注的控制，但是做不到。他们持有KeyBank的股票，而且卖空美国银行的股票，这两种做法都是他们以前从来没有采取过的。“市场上没有任何买单，”丹尼说，“根本就没有市场。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有一个比我们的投资组合更大的问题存在。跟基本面没有任何关系。股票只是随着人们的情绪和对政府行动的猜测上下波动。”萦绕在他心头的担忧是摩根士丹利可能会破产。他们的基金为摩根士丹利所有。他们几乎跟摩根士丹利没有任何关系。他们的做法和感觉没有任何一点像摩根士丹利的员工——艾斯曼经常说的话就是他是多么希望能够做空摩根士丹利的股票。他们的做法和感觉完全像是管理着自己基金的经理人。然而，如果摩根士丹利破产，它在他们的基金中所占有的股份将会作为破产程序中的清算资产。“我在想，我们已经获得了整个世界，而我们为它卖命的公司却要破产？”
随后，丹尼意识到了某种严重的问题——跟他自己有关。在早上快到11点的时候，黑色的波纹线出现在他的双眼与电脑屏幕之间，屏幕好像在前后摇晃。“我感觉到头上的刺痛，”他说，“我不是头痛。我想我可能是得了血管瘤。”现在，他开始注意他的心脏——他往下看，而且确实看到了心脏的跳动正击打着他的胸膛。“我整个早上都在试图控制的这些能量和所有这些信息，”他说，“而我自己却失控了。”
这种情形以前只出现过一次。2001年9月11日，早上8点46分，他正坐在他那位于世界贸易中心顶楼的办公桌旁。“你知道，当你身处城里，有一辆垃圾车经过时的那种感觉，那是什么啊？”直到有人告诉他，是一架客机撞到了北楼。他走到窗边，看着街对面的建筑。按照他的思维方式，一架小客机不应该造成如此巨大的破坏，而且他应该能够看到它从建筑的另一面跌落下来。但是他所能够看到的全部，就是一个黑色的洞，以及洞里冒出的黑烟。“我的第一个想法是，那不是一次意外。根本不可能是意外。”他当时还在为奥本海默公司工作——史蒂夫和文尼已经离开了，一个权威的声音在扩音器里宣布，任何人不准离开大楼。丹尼仍然站在窗户边上。“这个时候，人们开始跳楼，”他说，“尸体开始坠落。”另一辆架飞机轰鸣而至。“当第二架飞机撞上来的时候，我的感觉是'永别了，大家'。”等他跑到电梯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身旁是两名怀孕的妇女。他陪她们走到住宅区，把其中一个送到她的寓所，把另外一个送到广场酒店，然后步行回到自己位于72街的家里，陪在自己怀孕的妻子身边。
4天之后，他带着自己的妻子和小儿子离开了纽约市，或者说是逃离了纽约市。晚上他们开车//car。auto。ifeng。/brand/20007
奔驰在公路上，当时有一种非常确定的感觉控制了他，告诉他有棵树会倒下并砸烂他的车。这种忽然而至的恐惧让他开始浑身发抖、出冷汗。那些树在50米以外，根本不可能砸到汽车。“你需要去医院。”他的妻子说，他去了。他本业以为是心脏出了什么问题，因此作了详细的心脏检查。失去自我控制让他很尴尬，他不喜欢多说这个问题，而且在病情发作不太频繁也不太严重之后，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最后，在恐怖袭击过后的几个月，他的症状完全消失了。
2008年9月18日，他已经无法把当时的感觉与现在的感觉联系起来了。他从桌子旁边站了起来，想找个人。艾斯曼平常坐在他的对面，但是他当时出去参加一个会议，试图去筹集一些资金——这就揭示了在一个他们自认为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的时刻终于到来的时候，他们其实毫无准备。丹尼转向身边的一个同事。“波特，我想我可能得了心脏病。”他说。
波特·柯林斯笑了起来，说：“不，你没有。”作为奥运会田径运动员的经历，让波特对别人的病痛有些不太关心，因为他认为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伤痛。
“不，”丹尼说。“我得去医院。”他的脸色开始变得煞白，但是他还可以自己站立着。情况能有多糟糕？丹尼总是有些大惊小怪。
“这是他能够做好他的工作的原因，”波特说，“我一直在说，'你没有心脏病'。然后，他就不讲了。而我说，'好吧，或许你有吧'。”这实际上没有任何帮助。踉踉跄跄地，丹尼转向文尼，他正坐在这张长条交易桌的另一端看着这边发生的事情，而且在想着是否应该叫辆救护车。
“我必须离开这里。马上。”他说。
投行业的黑暗面 摧毁华尔街
摧毁华尔街
康沃尔资本管理公司对赌次级抵押贷款债券的赌注已经4倍于它的资本，从3000万美元增加到了1。35亿美元，但是它的三位创始人从来都没有过开香槟庆祝的时刻。“我们总是在想，怎么把我们的钱放到安全的地方？”本·霍克特说。以前，他们没有钱。现在，他们有钱了，但是他们担心他们没有能力保管好自己的财富。天然自成的方式有点折磨人，他们现在正在学习，却更加折磨人。他们在花时间考虑，那些靠感觉做对的人（也就是他们自己）怎样才能保持这种能够使他们作出正确决策的缺乏自信、充满疑虑和不确定的能力。你对自己和自己的判断越是深信不疑，就越难找到由于担心自己最终很可能会做错的而带来的那些机会。
高风险的赌博从某种角度看，是年轻人的游戏。查理·莱德利和加米·麦不再感觉自己很年轻，也无法表现得很年轻了。查理现在患有偏头痛，而且对接下来可能会出现的问题非常无奈。“我认为现在存在某些对我们的民主具有根本性威胁的问题，”查理说，“因为我想，人们有了这么一种感觉，认为这个体系被操纵了，而我们也很难说它没有。”他和加米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考虑如何打击他们认为已经彻底腐烂的金融体系。比如，他们制订了一个计划，试图对评级机构进行报复。他们组建了一个非营利的法律实体，其主要目的是起诉穆迪和标准普尔，并且捐钱给那些因为投资三A级证券而亏损的投资人。
正如加米所说的：“我们的计划是去告诉每一个投资人，你们不知道自己多么可悲地被欺骗了。你们真的应该起诉。”因为他们与华尔街大公司以及那些靠他们吃饭的人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并不融洽，他们不敢找纽约的律师。他们跑到缅因州的波特兰，找到了一家愿意听他们诉说的律师事务所。“他们的反应好像在说，'你们这帮家伙就是榆木脑袋'。”查理说。缅因州的律师告诉他们，因为评级不够精确而起诉评级机构，就跟一辆//auto。ifeng。/
汽车因车祸被撞毁后起诉为汽车做过广告的《汽车族》杂志一样。
查理认识一位研究金融危机史的著名的历史学家，那是他过去的教授，他给他打了电话。“这些电话通常在夜里很晚的时候才会打来，”这位历史学家说，他希望不要公布他的名字。“而且一般都讲得很长。我记得他劈头就问，'你知道什么是夹层担保债务权证吗？'他开始跟我解释它的工作原理：华尔街投资银行怎么哄骗评级机构给一堆垃圾贷款以漂亮的赞美；这种方式怎么样使得借给普通美国人数万亿美元贷款成为可能；普通美国人为了获得贷款怎么样高兴地编造谎言；把贷款转成被认为没有任何风险的证券的机制又是有多么的复杂，复杂到投资人都无法进行风险评估；问题怎么样变得如此严重，以至于注定要以灾难性的结果收场，并且具有如此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后果。他想谈他的推断，”这名历史学家说，“而且想知道我是否会认为他是榆木脑袋。他问我美联储是否会购买抵押贷款，我说可能性不大。对于美联储来说，如果有了这样的想法，那会是场巨大的灾难。”让这位杰出的金融史学家印象深刻的，除了这个事件中那些令人警醒的事实外，还有……他第一次听到这些事情居然是出自查理·莱德利之口。“我是否可以说，查理·莱德利可能会把它看成是自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他说：“不会。”不是因为查理愚蠢，根本不是。是因为查理不属于理财圈里。“以任何一种方式看他都不是一个现实的人，”教授说，“以任何一种方式看他都不是受金钱驱动的人。他会怒火中烧。他把这看成是一种非常个人的方式。”
尽管如此，2008年9月18日的早晨，查理·莱德利还是被惊得跳起来了。他和加米没有像往常一样坐在他们的彭博终端前面看着新闻不停地滚动，一直到前一天，17日，星期三，这都是他们每天的日常工作。华尔街大公司宣布的在次级抵押贷款债券上的亏损开始变得巨大，而且还在不断增加。美林在开始的时候说他们亏损了70亿美元，现在承认这个数字是500亿美元。花旗集团大约概有600亿美元。摩根士丹利损失90亿美元以上，后面还有些什么，谁也不清楚。“在对现状的解释中，我们错了，”查理说，“我们以为他们把三A级担保债务权证产品卖给了像韩国农业公司这样的企业。他们被摧毁的事实说明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都自己留下了。”
华尔街大公司曾经留给人们的是很精明和很自私的形象，现在却都变成了一班蠢材。那些管理这些公司的人不懂自己的业务，而他们的监管者显然更不懂。查理�